唐宋古文家的概念构建

在唐宋时期，古文具有多元功能。朝廷内外、公事私交、慎终追远，士大夫的一切社会实践都有可能被古文所记录、思考、表达，甚至由古文来执行。比如，士大夫通过奏疏来治国理政，利用书启来建立社会关系，借助记体文、碑志文来宣政化俗。在充分实现社会功能的过程中，古文产生了重要而独特的思想功能。相比于经部、子部、史部著作，古文最大的优势在于能够及时、敏锐、多方位地回应时代思潮，充当思想建构、文化宣传的先锋军。尤其是韩、柳、欧、苏等一流古文家，不仅提出了当时的“标识性概念”，而且提供了概念构建的丰富经验。当前，学术界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不仅应该从历史经验中求“知识”、求“体系”，还应该求“构建”的方法与话语。在唐宋古文家那里，概念构建总是与概念周边的另外三要素密切相关，即问题、经典、范式。

首先，韩愈构建“道”概念，以问题为导向。《原道》云：“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他一方面认为“道”的内涵应为儒家仁义，但另一方面又认识到士大夫会往“道”这个概念中填充其他模糊甚至异端的内涵。因此，就韩愈《原道》的思想效果而言，与其说在辨明“道”这个概念，不如说是在提出并回答“我们为何一定要谈论‘道’”这个问题。韩愈要把“论道”的必要性和永恒性确定下来，并且亲自示范一套解答办法，即“明先王之道以道之”。在中唐，最令人担忧的现象并不是士大夫不知不懂“仁义”和“道德”，而是他们意识不到讨论社会生活的价值观基础是极其必要的，于是造成一系列社会治理问题。同样，《师说》的要害也不是给“师”下定义，而是解决“如何发扬师道”这一时代问题。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韩愈的“明道”之路，证明了“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

其次，柳宗元、苏轼构建“中”概念，以经典为依据。《礼记·中庸》当然是阐释“中”的关键文本，但《尚书》《易传》《论语》以及《春秋》三传中同样包含关于“中”的重要阐释与应用，且侧重点各不相同。柳宗元主要站在《春秋》学、《尚书》学立场来谈论“中”，最重视“中”的政治含义。《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言“大中”“从容……大道”“中庸”“中”，《与韩愈论史官书》言“直”“中道”，《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言“中道”，《祭吕衡州温文》言“中庸”“直正”，《非国语·序》言“由中庸以入尧舜之道”，《答元饶州论政理书》言“兄通《春秋》，取圣人大中之法以为理”，《时令论下》言“中道”“中正”“大中”，《断刑论下》言“经权”“大中之道”，皆为此义。与柳宗元不同，苏轼论“中”则明确从《中庸》出发。他不仅关注《中庸》的“中”，更重视“诚”，于是重新阐释了《中庸》文本结构。他将《中庸》思想概括为“诚明之所入”“圣人之道所从始……所终极”“内之于中庸”三部分，这也就是其《中庸论》三篇的主要内容。三部分的核心概念分别是“诚”“情”“中”。可见，苏轼想用“情”置换“性”，提倡一种以“情”为本体的独特心性论。而他对《中庸》文本结构的认识，在此种有意的“误置”中非常清晰地呈现出来——“诚—性—中”的次第，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宋代学者的共识。后来，在朱熹的《中庸》阐释中“诚”上升为第一位，与苏轼的阐释方向大体一致。由此可见，将概念与经典结合起来进行反复琢磨，其实是宋代哲学发生巨大突破的基本方法。经典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它直接提供了成熟的概念体系，而是因为它完整保存了概念所赖以生存的经验世界。不同经典在言说“中”的概念时，都不是孤立地提出，而是将其放在一个包含“人”“事”“物”的世界中呈现。重视古代经典，就是重视中国经验，如此才有可能建立中国特色概念体系。反之，没有经典依据的概念，哪怕内涵新颖、表述独特，也缺乏恒久的生命力。

最后，诸多古文家构建“古文”概念，以范式为方法。作为“古文运动”的开山宗师，韩愈从未明确界定“古文”的含义。他对“古文”概念相对清楚的表述，出现在谈论欧阳詹的一篇题跋中（《题哀辞后》）。宋初，柳开给出的定义最为明确：“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谓古文也。”（《应责》）然而，柳开最终从古文走向补经，完美兑现了“古文”概念，但也宣告了“古文”的破产。相反，通过确立范式来建构概念，则是古文家的成功经验。李翱《韩公行状》云：“自贞元末以至于兹，后进之士，其有志于古文者，莫不视公以为法。”可见，在“古文”与韩文之“法”的紧密连接中，“古文”概念才真正得以构建起来，这比韩愈自己的任何宣言都更有说服力；而韩愈谈及“古文”的最清晰表述，与欧阳詹的古文实践密切相关，同样很能说明问题。入宋以后，并不是柳开的定义与宣言，而是欧阳修对韩文范式的推崇推动了北宋古文运动的兴盛。苏洵、苏轼父子也是通过相似的方式，确认了欧文的范式价值与历史地位，从而将古文运动推向高潮。如苏洵《上欧阳内翰第一书》对“孟子之文”“韩子之文”“执事之文”作出了精辟的描述，而苏轼《谢欧阳内翰书》完整梳理了“古文”从韩文范式到欧文范式的发展过程。直到今天，“古文”概念仍然是一个未定项，它包含散体之文、复古之文、明道之文、政教之文、革新之文、艺术之文等多重含义。即便如此，韩、柳、欧、苏的范式地位却稳如泰山；反过来，他们的范式价值又坚定维护了“古文”概念的合理性与崇高性。这深刻地反映了中国人的独特思维方式：从经验出发去维护概念，而不是从概念出发去规定经验。学术的宏大构想背后都应有具体学术范式作为支撑，古今莫不如此。

综上所述，唐宋古文家在构建“道”“中”“古文”等重要概念的过程中，并不是在概念世界中进行抽象的联系与推理，更不是将概念本身当作思维的目的或结果，而是展现出对于概念周边事物的关切与实践：对于“标识性概念”而言，问题是导向，经典是依据，范式是方法。这就是唐宋古文运动中蕴藏的概念构建的历史经验。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北京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中心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唐萌

新媒体编辑：常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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