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睒睒炮轰电商，“必须限制平台的权力”！

8月8日，广西横州的茉莉花田，农夫山泉创始人钟睒睒，第四次坐在了央视《对话》的镜头前。

这位70岁的老人身着工装，说到激动处手指前方，语气斩钉截铁：“我认为必须限制平台的权力。”

他说的平台，是电商平台。

这不是一次无心的吐槽，从2024年底至今，这位中国首富对平台经济的批评，已经持续了近两年，措辞一次比一次直接。

从“互联网一味的低价，正在摧毁中国的经济”到“四大平台是经济绞肉机”，再到这一次喊出“必须限制平台的权力”，钟睒睒终于把话说透了。

1.屠龙少年，终成恶龙

别急着站队。

我们先把钟睒睒的逻辑拆开来看看，他的核心论断是：电商平台是“板上钉钉的中间商”，而且是“100%的中间商”。

炮轰电商平台背后，钟睒睒的逻辑其实很清晰。

他说，真正的交易平台，费率应该是恒定的。比如芝加哥农产品交易所，比如证券交易所，规则写在那里，所有人按同一个标准缴费，平台不干预交易价格，这叫平台。

但电商平台不是这样。

佣金是浮动的，推广费是竞价的，大促的坑位费是限时拍卖的，就连商品的最终售价，都由算法根据用户画像、竞争热度动态调整。

一个小店老板点开后台，往往要算到头晕，也搞不清这一单成交后，自己到底能落下多少利润。

“每一个生意我都调你的价格，那就是100%的中间商。”

这话像一把手术刀，精准地划开了平台经济披了十几年的技术外衣。

当年互联网风起云涌的时候，所有人都在喊消灭中间商。电商平台告诉我们，它是基础设施，是技术工具，是帮你把产品直接卖到消费者手里的去中间化利器。传统经销商层级多、加价高、效率低，平台来了，一切都将扁平化、透明化。

十几年过去，传统中间商确实被消灭了一大半。城市街头的夫妻店关了一批又一批，批发市场冷清了，百货商场衰落了。然后人们发现，中间商没有消失，它只是换了一顶技术平台的帽子，变得更强大、更隐蔽、更不可抗拒。

屠龙少年，终成了恶龙。过去打倒中间商的人，今天成了最大的中间商。

传统经销商再强势，你至少有得选。但今天的头部平台，商家几乎没得选，要么接受规则，要么彻底离场。

更关键的是，传统经销商的抽成是明的，百分之几写在合同里。平台的抽成是暗的，佣金、广告费、坑位费、流量费、活动费，层层叠叠，算法黑箱里藏着无数变量。

在钟睒睒看来，这不是平台，而是戴着技术面具的超级中间商。

2.钟睒睒为何炮轰电商？

钟睒睒为什么要向电商平台开炮？

最容易想到的答案是利益。农夫山泉靠线下经销商体系打天下，电商冲击了它的价格体系，所以他要骂电商。

这个逻辑不能说错，但太浅了。

农夫山泉的电商渠道占比，钟睒睒曾公开给出红线，不能超过总营收5%。

2025年财报里甚至写着：“通过管控电商渠道销售占比，更好地稳定经销体系价格秩序。”

一家年营收数百亿的企业，主动限制一个增长渠道的规模，这在全中国的消费品公司里，几乎是独一份。

钟睒睒不是怕电商抢生意，他是怕电商毁掉整个价格体系。

一瓶水从工厂到消费者手里，经过经销商、二批商、终端店主，每一层赚该赚的钱，价格体系稳定了几十年。这套体系养活了上百万个家庭，支撑起了无数县城和乡镇的就业。

而电商的逻辑是低价击穿。

9.9元一箱包邮，直播间打价格战，短期看消费者得了实惠，长期看整个渠道利润被压薄，终端店主无利可图，最终所有人都为平台打工。

更何况，以钟睒睒今天的身份和财富，他不需要靠骂电商博眼球，更不需要靠几句言论改变行业格局。农夫山泉的线下渠道根基深厚，电商再怎么卷，也动摇不了它的基本盘。

他反复说这些话，更像是一个做了一辈子实业的老人，看着自己熟悉的商业秩序被一点点改写，忍不住站出来说出皇帝的新衣。

3.生产主义VS流量主义

钟睒睒是做农业产业化出身的人，他在全国布局了几十个水源地和生产基地，跟成千上万的农户打交道，他懂一筐水果、一斤茶叶从田间到货架要经过多少环节、付出多少成本。

在他的商业世界观里，价值是生产出来的，是工厂里造出来的，是田地里种出来的。流通很重要，但流通不创造价值，它只是分配价值。

而平台经济的逻辑恰恰相反，流量就是一切，算法就是权力，价格战就是核武器。只要能把流量握在手里，就能倒逼上游降价，就能把所有生产者都变成给平台打工的人。

这两种逻辑的冲突，本质上是生产主义和流量主义的冲突。

在钟睒睒看来，他最焦虑的，还不是商家赚不到钱，而是卷价格最终会毁掉一个社会的创造力。

他曾说：“把年轻人都吸引到手机屏幕里，创造性和感性在哪里?一个社会只有感性才有创造力。”

这话听起来有点玄，其实很实在。

逛街不只是买东西，它是一种城市生活方式。橱窗里的陈列、街角的咖啡店、书店里翻书的人、商场里擦肩而过的陌生人……这些东西构成了城市的烟火气，也构成了灵感和创意的土壤。

可一旦所有消费都变成手机上划屏比价，所有人都只关心是不是最便宜，那些关于审美、体验、情感的价值就会被慢慢挤干。

最后，整个社会只剩下一种价值观——便宜就是硬道理。

4.重建商业平衡

责必论道，钟睒睒给出的解决方案是“限制平台的权力”。

他没有喊“打倒平台”，也没有说“取缔电商”，因为他很清楚，平台经济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

客观地说，过去十几年，电商对中国经济的贡献是巨大的。偏远山区的水果一夜之间能卖到全国，县城的消费者能买到全世界的商品，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进步。

任何技术革命都有代价。蒸汽机淘汰了马车，电力淘汰了煤油灯，互联网淘汰了一部分线下店，这是历史的必然。

问题的核心是，权力边界在哪里？

今天的平台经济已经走过了它的创新期，进入了垄断期。当一个行业只剩下两三个超级平台，当平台的算法权力大到可以决定任何一个商家的生死，事情就走向了它的反面。

钟睒睒不是第一个看到问题的人。

2025年修订后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明确禁止平台强制商家以低于成本价销售；2026年，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上升为国家行动，提出要从“卷价格”转向“优价值”；今年7月，市场监管总局局长在《人民日报》发文，明确提出查处平台利用算法强制商家低价销售的行为。

从企业家的疾呼，到政策层面的回应，这条脉络正在变得越来越清晰。

一个健康的商业社会，需要不同的声音。钟睒睒的话，未必每一句都对，但他提出的问题，是整个时代都必须面对的命题：

当技术进步的红利越来越多地向少数平台集中，我们又该如何重建商业的平衡？

这个问题，不应该只有一个卖水的老人在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