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旗下的洋水手

笔者在这之前写过很多次可歌可泣的甲午战争当中的英雄们，也多次回顾过那次战争当中的伤痛和遗憾。今天给大家梳理一下，在这场战争中有一些为中国海军所用的外籍船员，他们当时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根据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条件，清政府没有力量，也不可能自行生产制造所有的军舰，虽然后期有仿制的行为，但绝大多数都是从国外买回来，逐渐近代化的海军也是向国外借鉴制度和训练方法，所以肯定是要有外籍海员来帮着训练，也有一些被雇佣的船员也是外籍的。

这些外籍人员主要是一些军官，教官和技术人员，也有少个别的是普通的水手，绝大多数被雇佣的船员是中国人，主要来自沿海地区，因为内陆的人不太懂开船。这个是肯定的，就是任何地方如果找船员的话，肯定都是一些离海近的，懂水性的人优先。

从1870年代到甲午战前，李鸿章等官员先后聘请了数十名外国顾问、教官和技术人员，分别来自英国、德国、美国、法国等国。 甲午战争爆发时，北洋水师共有8名洋员留舰参战，战后伤亡达6人，伤亡率高达75%。因为当时开战之前为了避免国际影响以及一些其他的现实原因。让外籍船员可以休假或者是解聘回家，但是有少数人，应该可能是出于一种军人的荣誉，就愿意留下来参战。

在历史上，北洋水师最主要被人所知的外籍人员有以下几位。

英国人↓

琅威理William Lang——北洋水师最著名的外籍顾问，担任总查（总教习），提督衔，被称为"影子提督"。他治军极严，将英国海军条令全面引入北洋水师，因1890年3月6日开始的撤旗事件（或叫作升旗之争）愤而辞职。

撤旗事件其实对英国政府而言，派遣海军顾问是想要控制中国海军的，所谓帮着改组中国军队的这种权利就是英国公使威妥玛说的，“改组中国军队之权必须掌握在某一个国家手中，如果我们不是这个国家，就将极其有损于我们的利益。”大致的话就是这个意思。当然暂时没有直接证据，无法考证，琅威理是不是直接参与了英国政府企图控制中国海军的计划？他本人其实有点儿像是一个注重他个人名誉和待遇，同时对于工作也比较极端负责的那种形象。他想升提督旗，但是他只有这个名，他没有这个实际的军衔。李鸿章他们也说这是一种客气，不行的话就给他副提督旗帜，他不愿意，这其实也是北洋水师内部的一种矛盾。刘步蟾把旗换下来是绝对正确的。这才是有近代国家海军意识的，有爱国意识的军人表现。有些研究者会说琅威理离职以后他确实不愿意了，他就说在华受辱了，然后中英之间海军合作关系有点儿进入低潮，然后中国北洋水师的成绩就下降了，军纪也变得松弛。不排除他这种严格的人不在之后，可能有些人的训练标准放松，但是还是那句话，没了张屠夫也不吃浑毛猪，不能把整体北洋水师的损失都归结在没有一个洋教练身上。这个例子可以参考男国足。

戴乐尔William Tyler——定远舰帮办，甲午战后撰写了回忆录《中国事记》，是研究甲午海战的重要史料，对于他的定位有点争议，因为他曾经劝降，但是刘步蟾和丁汝昌都不让。

尼格路士Nicholls——定远舰帮办及总管炮，黄海海战中身负重伤后殉国。

亚历山大余锡尔Purvis——致远舰总管轮，就是轮机长，致远舰沉没时坚守岗位，随舰殉国。据说后来捞出了他的怀表，时间还停在1894年9月17日下午15点半。

葛雷森Carson——定远舰副管驾，黄海海战中被炸成重伤。

德国人↓

汉纳根Constantin von Hanneken——参与旅顺、威海卫等海军基地炮台的设计建造，黄海海战中随定远舰作战。

哈卜门Heckman——定远舰总管轮，激战中身受重伤。

式百龄Sebelin——是鱼雷教习，负责鱼雷艇队训练。

美国人↓

马吉芬Philo McGiffin——镇远舰帮办，黄海海战中代理指挥，身负重伤，一只眼睛失明。战后回国为北洋水师仗义执言，1897年在丁汝昌自杀两周年忌日拔枪自尽，遗嘱要求身穿北洋水师军服下葬，棺椁上覆盖黄龙旗，墓碑上刻着美国和大清的国旗。

当然事实上也不能就像有些营销号吹嘘的那样，这就成了国际主义战士了，这倒也不是，因为在那个封建年代清国处于一种内忧外患的状态，外国人士自然眼光是高的，但是清国为了千金买骨的精神，的确是有求于外国人，才给了他们比中国海员高很多倍的高薪。甚至不排除一些人是在他们本国的海军之内不到高薪，所以就来跟清政府订合同了，当然这些人也确实是经过严格选拔，并不是说靠一张外国脸就滥竽充数的，清政府花钱确实买到了人才。他们有些人也确实是拿出那种雇佣军的感觉，你说是为了银子打仗也好，当然这个是根据幸存下来的北洋水师的水手，陈学海在后来的个人回忆当中说的，比如洋炮手的待遇比中国炮手要高很多很多，在记载上可能没有这么的详细，但是能看出来确实优越很多。中国一等炮手的薪资是每月18两，他说洋炮手的待遇可能月薪会达到二三百两以上，特别细节的金额有待于继续考证。

总体来说，对于外籍人员，清朝是对他们用金钱换技术，因为这些人有一部分是负责技术的，他们可能在武器使用的训练和军舰的设计方面努力，如果是技术人员的话吃这碗饭值得这个钱。

下面再来提一下那些为清朝参战并且付出牺牲的外籍船员，比如根据一些资料是这样讲的。

首先，根据李鸿章奏折《海战请奖恤西员片》及《奏请奖恤海战出力伤亡洋员折》说的。这是清廷官方对参战洋员最直接的记录。

奏折中明确记载了八名洋员参战，其中尼格路士、余锡尔二人阵亡，戴乐尔、马吉芬、哈卜门（赫克曼）、阿璧成四人负伤，并请求清廷"按照西国章程，给予三年薪俸"，抚恤阵亡洋员家属。

还有戴乐尔W.F. Tyler的回忆录《中国事记》Pulling Strings in China，戴乐尔是定远舰帮办副管驾，亲历黄海海战，其回忆录是研究甲午海战最重要的外籍当事人一手史料之一。不过需注意的是该回忆录写于事后多年，部分内容存在记忆失实和主观偏见，如对刘步蟾的描述，被学界指出有挟嫌诋毁之嫌，后来确实也是这样感觉的，他和刘步蟾之间可能有分歧，所以他的记载害得刘步蟾受到了一些误解。

还有受伤的马吉芬P.N. McGiffin的著作与书信，马吉芬在战后回到美国，撰写了关于黄海海战的详细记述，并四处演讲为北洋水师辩护。他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十年海军生涯，受到他们那么多恩惠，此时抛弃他们是卑鄙的。"他还声称他发现这些中国水手都是非常棒的一群人，只要领导得当，一定会得胜的。这反而和国内有些研究者天天声称一盘散沙有点儿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他当时一直为清朝而战。一个也是报恩的角度，另外一个也是出于职业军人的一种敬业和荣誉感。

还有资料来自朱小平写的《同仇敌忾凝碧血——甲午海战牺牲的北洋水师外籍雇员》，发表于《海内与海外》杂志，是较早在甲午战争120周年之际系统梳理牺牲洋员事迹的学术性文章。

我们对于北洋水师先后雇佣的洋水手来分层看待，大概有157人左右。他们的动机表现和后面的结局差距是非常大的，也需要分类来看待。

比如说有用生命殉职的。尼格路士和余锡尔这样的。尼格路士在定远舰上担任管炮的，在黄海海战当中，在前甲板上不幸阵亡，根据记载，他前胸还揣有妻子和一双儿女的照片。

英籍管轮余锡尔在致远舰上服役，在致远舰沉没的时候，他也一同牺牲了。所以根据李鸿章的奏折，在战争结束之后，清朝政府是“念其英勇，赐三年薪俸抚恤”。

这些人牺牲的关键在于他们是自觉主动的，他们在战争开始之前可以用他们本国宣布中立为理由退出北洋的现役。但是他们选择了留下。余锡尔在致远舰最后冲锋时仍坚守在闷热的机舱中，尼格路士在炮火中指挥前甲板主炮直至阵亡。例如，李鸿章对尼格路士的评价是"以异域兵官，为中国效力，不惜身命，奋勇争先，洵属终于所事，深明大义"。这个虽是官方话语，但是放在具体的环境当中确实是正确的，他们也确实是可敬的。

比如第二类这种比较极端的特例，就是身负重伤，终身残疾的美国人马吉芬。他本来在战争开始之前是获准回国休假的。所以这些人是有合理离开的理由的，因为他们这些人，自己的国家并没有介入中日之间的战争，也就是理论上来说是中立的，他们可以不为中国而战。但是他主动放弃休假，留下参战了。在最残酷的黄海海战当中，镇远舰遭受日军围攻，管带负重伤之后，他就代理指挥，据记载，他身上至少有12处负伤，包括头部也负伤，双耳被炮火震聋。双目几乎完全失明，身上扎满了各种弹片和木片，头骨当中嵌进去的弹片一直没取出来，后来还彻底瞎了一只右眼。他侥幸生存之后回到美国，其实等于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的，他面对西方的舆论对北洋水师的冷嘲热讽，还四处演讲，撰写文章，力图还原真相。但是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西方社会很多都是不相信他的，外人认为清朝失败就是活该的，因为确实是贫弱交加了，也认为他的这种付出就是一种可笑的徒劳的行为，他由于伤病再加上心理受到很大压力，体重下降了好几十磅。1897年2月12日，在丁汝昌自杀殉国两周年的祭日，他在美国加州奥克兰的一间海军医院，也开枪自尽了。他还佩戴着清朝授予他的双龙宝星勋章，时年三十六岁。因为丁汝昌当年是被污蔑过的，他认为丁提督是他的战友，非常冤屈，他曾经写下“我为他们感到不公，却无力回天”。就像刚才说的那样，他的遗嘱要求身穿北洋水师的军服入殓，还要求在他的棺木上覆盖曾经获赠的大清黄龙旗。他的这个例子就说明，尽管是外国人的水兵，但是对北洋水师的认同已经超越了一种雇佣兵的关系。他把这个上升成为一种军人荣誉感和个人的情感归属，他这种珍贵的感情确实不是说光用高薪就能买来的。根据记载说，他的墓志铭写的是中国战列舰镇远号指挥官，深爱着自己的祖国，却把生命献给了另一面国旗。

还有一种情况属于是战前的参与建设者，不论其动机如何。比如琅威理。他虽然没有直接参加甲午的海战，刚才说，因为他在1890年就因为撤旗事件闹翻了。

不过琅威理确实是按照英国皇家海军的标准建立了一种近代化的训练体系，将北洋水师的操练水平提高到了一个相当的程度。但是他自己确实也是站在英帝国的角度上的，他并不是完全一心为了清帝国的好处，赫德就说，这个人在中国的时候，中国人没有好好利用他，但是不管怎么说，他的客观作用是有的。他的离职本身就是一种值得反思的历史事件，就比如说是北洋水师内部闽系将领对外籍教官的一种排斥，但是也确实是清政府在西学东渐对外部人才的追求和主权控制之间的两难困境。

还有一种人呢，就是战后的劝降者，比如说戴乐尔和马格禄这样的。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一种出发点。所以并不是所有的洋水兵都选择忠诚到底，比如在最后的威海保卫战的一种阶段，英国的总教习马格禄和美国的浩威在刘公岛俱乐部策划怎么投降。他们就是派戴乐尔，或者翻译成泰莱，还有德国的习瑞乃尔，就是这些人去劝丁汝昌投降。所以丁汝昌当然是不同意的，他严词拒绝，说我必先死，断不能坐睹此事！所以丁汝昌很不幸，他自杀殉国之后，是其他人居然利用他的名义去签字盖章投降的。

所以这些外籍参战人员内部当然不是铁板一块，因为他们也是来自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利益，有些人确实是用命来回报了清政府的厚爱，也有些人在最后关头选择的是自保。

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对于他们的评价总体来说就是区分雇佣的关系和个人的选择，他们确实是拿了高薪，但是拿钱干活并不能完全解释尼格路士在炮火中的牺牲和余锡尔与与军舰共存亡。还有马吉芬放弃休假，主动参战，留下了巨大的创伤，最后选择自杀，死也要盖黄龙旗。这就已经超越了一种普通的契约。

当然，刚才我说到不要像营销号那样，不要有两种极端的叙事说法，一种是“洋人皆不可信”，那种就比较排外。他们也确实不都是唯利是图的那种意思，另外一种是不要过度浪漫化。这肯定也不都是国际主义战士。事实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他们有些人确实是为了高薪，有些人是为了荣誉而战，有些人在关键时刻退缩，甚至要投降，还有一些人是以命相报的。

另外就是要放在近代化国家转型的大背景下，理解一些问题，李鸿章的政策叫做借才异域。本身这是后发国家现代化的困境。技术和管理经验严重依赖外来人才，但是在主权和信任上确实充满一种猜忌，但是也没办法。琅威理离职，戴乐尔和刘步蟾闹矛盾，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结构性矛盾的缩影。某些研究者会说当年的日本海军，也由一些英国人开始训练起步的。所谓说当日本人认为有理由独立行走的时候，欧洲军官便体面地告退。其实日本使用了至少98名的洋人，他们的说法是借鸡生蛋，意思是只要其技术，不让外人来指挥。有的人说清朝政府没有能妥善处理学习和自主之间的张力，这个另外说，这个属于制度上的一些问题，另外就是当时的清国已经也有了国家主权意识，这是被打出来的，所以撤旗事件，中方是肯定没错的，琅威理不是提督就不能挂提督旗。

不过总体来说，这些为北洋水师流血甚至献出生命的外籍船员值得被记住，当然不仅仅是用那种简单标签，不能说光是雇佣兵或者是忠实的仆人。他们是作为一群在特殊历史时刻做出了个人选择的普通人，他们当中最好的一些人用生命证明了一个朴素的道理，职业精神和军人荣誉可以超越国籍和文化的边界，至少他们也是非常友善的国际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