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世友任中顾委副主任拒留京，张爱萍当选常委从不赴会

在1982年的那个秋天里，北京西郊区域的银杏树叶开始变成黄色。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完之后，在会议之上宣布要成立中央顾问委员会，要让一批年纪比较大的同志退到二线的位置。在名单之上有一些名字，像许世友、张爱萍，这些人都是打了一辈子仗的军人。

在那天下午的时间，许世友坐在京西宾馆的房间里面抽着香烟。在烟灰缸里面积攒了七八个烟头，他一根接着一根地进行抽烟。秘书敲了敲门然后进到房间里面，手里拿着一份文件，说办公厅那边询问，许副主任打算居住在哪一套房子里面，在北京的好几处地方都可以进行挑选。

许世友摆了摆手，说不着急。他把香烟掐灭了，站起身来走到窗户的前面。他个子并不是很高，但是肩膀非常宽阔，站在窗户的前面就好像是一堵矮墙。他看着窗外站立了好一会儿的时间，忽然转过身来说了一句话——北京这个地方我不住，要回到南京去。

秘书愣了一下，说这可能不太合适，作为中顾委副主任，怎么能够不在北京。许世友没有接话，拿起桌子上面的军帽戴在头上，说走，去吃饭。在第二天的一大早，他把自己的想法正式上报上去了，说得非常简单：我担任顾问，既不进行顾也不进行问。我要回到南京，居住在中山陵8号。

这句话传出去之后，很多人都觉得很意外。许世友在南京军区担任了十八年的司令员，那个地方他是有感情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可是中顾委副主任的这个位子，规格是不一样的，中央已经把房子都准备好，他这样一走，像什么样子。有人在私下进行议论，说老许的脾气上来了。也有人摇了摇头，说这个倔老头子一辈子都是这个样子。

可是他心里面是明明白白的。他思考了几个晚上的时间，越想越清楚。一线的指挥权交出去了，年轻的同志刚刚上来，正准备放开手脚去干。老领导坐在北京，办公室还存在，人也还在，下面的同志在做决策的时候就得进行掂量——这件事情老首长会不会有看法，会不会不高兴。改革这种事情，胆子就是在这些掂量里面一点一点地缩回去的。

他在战场上学到过一个道理，要冲锋就不要回头，谁回头谁就会绊住后面人的腿。他对身边的人说过一句话：退就要退得彻彻底底，不要拖泥带水。

说走就马上走。他收拾东西的时候，自己动手去装那个旧布包。布包里面就只有几件换洗衣服，一本翻得卷了边的《水浒传》，还有一双千层底的布鞋。在上车之前他回过头看了一眼北京的秋天，什么话都没有说。

火车开动了，他坐在靠窗户的位置，没有怎么说话。当车经过济南的时候，他叫秘书把窗户打开一条缝，冷风灌了进来，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秘书问他冷不冷，他说不冷，这风有一股庄稼的味道。

南京中山陵8号，那栋楼他是知道的。是孙科建造的公馆，是杨廷宝进行设计的，是两层的西式小洋楼，外面有几十亩的院子。车到了门口，他下了车，站在院墙的外面看了好一会儿的时间。进到院子里面，他转了一圈。

楼里面收拾得很干净，地板擦得很亮。到楼上看了一圈，也没有说什么话。回到院子里面，他站在那片草坪的前面不动了。草坪被修整得非常整齐，呈现出绿油油的样子，还浇过了水，水珠子仍然挂在草的尖儿上。他蹲下身去用手摸了一下草，然后站起身来开口说道：把这块地给我用来种菜吧。

跟随着他的那些人全都愣住了。这里可是中山陵呀，房子属于文物，院子是有讲究的，哪能说要种菜就马上种菜呢。许世友转过头去看着他，询问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还说自己种菜难道违法了吗？第二天，天还没亮他就起身了。

那看起来名贵的草坪？用锄头来处理，直接把它翻了。那个精致样式的花架？把它拆掉，然后搭建成架子用来种豆角。那个喷泉池子？往里面填上黑土，再灌上一些水，把它改成用来养草鱼的泥塘。把后院的空地围起来，砌起了猪圈。

整个院子被翻了个底朝天，种上了小麦、高粱、玉米、红薯、萝卜，一垄挨着一垄，排列得很整齐。有人悄悄地问：首长这是打算把将军府改成农庄吗？他听到了这话，没有做出回应。第二天大清早，紫金山的雾气贴着山腰来回转动，他腰上别着一把九环大刀，扛着锄头到地里去了。

他给自己封了一个叫做“兔司令”的名号，手下管理着十七只长毛兔。每天都要去“查看”，哪只兔子要是瘦了下来，他能够当场指着兔子进行训话，那严肃的模样，仿佛面前站着的不是一只吃草的动物，而是一个防守失败的团长。

有人在烟盒纸上面看到过他画的“作战计划图”——玉米当作“防御的屏障”，红薯当作“隐蔽的部队”，大白菜当作“集团军”，猪圈当作“后勤部”。这哪里是在种地，明显是把指挥很多军队的那股精神，全都用在了这一块不大的土地上。

南京的天气比较潮湿，对于他那一副饱受风湿病痛折磨的老骨头并不怎么好。可是他硬是不愿意多使用公家的车辆。每天清晨，他在院子里面打拳，用苇帽遮挡太阳，汗水顺着脖子向下流淌。中午的时候批阅文件、审查回忆录的草稿。

他对回忆录要求严格是出了名的。南京军区先后派来了两拨写作小组，年轻人常常会被他说的一句话问住：“哪个连？几点开始开火？你就敢写‘于是宣告取得大捷’？”对不上具体细节的，稿纸当场就给删掉。有人劝他多写一些个人的功绩，他摆了摆手说：“不要说大话，我们打胜仗依靠的是党指挥枪，不要给我宣扬个人英雄事迹。”

而另外一位张爱萍上将，却是另外一种情况。

1987年，77岁的张爱萍当选为中顾委常委。说起张爱萍，很多人都清楚，在我国两弹一星事业方面，他立下了很大的功劳，在国防建设方面，有着别人很难比得上的丰富的经验。不管是老战友，还是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劝他：你就待在北京，条件这么便利，有空的时候多去会场坐一坐，把一辈子积累下来的经验传授给年轻人，对国家有很大的益处。

可以说张爱萍给自己设定立下了一个如同铁一般的规矩，内容是：既然从岗位退下来了，就要完完全全、彻彻底底地退下，绝对不可以挂着那个顾问的名号头衔，去参与插手一线的工作方面的事务。

明明人是在京城这个地方，各种各样的会议通知持续不断地送过来，然而他却很少到会议现场去参加会议。有好几次的情况是，上面专门派人到他家里来邀请他，希望他能够出席相关会议、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观点，他都采取委婉的方式予以谢绝。

送过来的中顾委相关文件，他随手就往桌子上面一扔，看都不看上一眼，就连装文件的信封都不拆开。有人去询问他其中的原因，他给出的理由就只有简简单单的一句话，那便是——退休了就是退休了，还顾什么问呢？

很多人在那个时候不能够理解这种做法，甚至还有一些闲言碎语流传出来，认为觉得他太过于固执了。但是张爱萍在心里头想得非常透彻明白：改革是一条从来没有人走过的全新道路，年轻的干部们，需要拥有属于他们自己的空间范围去进行摸索探究、尝试错误。

老前辈们的资历太深了，威望就摆在那里呢。只要往会场的椅子上面一坐，随便讲上几句话，后辈们听进耳朵里，很容易就当成指示去实施执行。有的时候明明仅仅只是一条可供参考的建议，却在无形之中对年轻人的思路产生束缚。

在他的看法观点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需要年轻人有勇气去进行尝试、有胆量去进行尝试，如果他在后面给这些年轻人出主意想办法，年轻人就没办法施展他们的能力拳脚了。

有一个人归隐到南京那个地方，把花园铲平之后种上了小麦和萝卜这些农作物；有一个人居住在京城，每次开会的时候都进行请假，送过来的文件连装文件的信封都不拆开。这两个开国上将，用各自不一样的方式方法，表达说出了同一句话语意思，那就是——退下来了，就是退下来了。

有好多人处于高位的位置，很难舍弃放下手里的荣誉光环。明明已经退居到二线的位置，依旧舍不得那份威望，还想着多说一些话、多露一下面，希望别人依旧对自己捧着顺着。

可是许世友与张爱萍，这两位开国上将，用最为清醒理智的方式方法告诉后来的人：真正的退下来，不是嘴巴上面说退下来，而是在心里头真正地退下来。退下来就要退得干干净净、彻彻底底，不能够拖泥带水。不要占着那个位子，不要给后辈增添负担麻烦，不要让自己的威望变成改革发展的枷锁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