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问老百姓有没有钱，再问敢不敢花，要刺激消费，不要刺激消费者

这两年的经济环境，总让人感觉有一层低气压笼罩。中国居民新增存款突破14万亿，老百姓手里看似捏着钱，可消费市场却迟迟不见起色。

大家把钱捂得紧，背后藏着深深的忧虑。肩上扛着教育、医疗和养老这“三座大山”，再加上高企的居民杠杆率，未来的收入早被房贷提前锁定。

手里就算有点闲钱，也根本不敢挥霍。这种谨慎，源于对预期不确定性的担忧，也源于投资回报率的持续走低。

当工厂收益跌破5%，当房产失去增值光环，企业的投资底气和普通人的消费信心自然随之萎缩。打破僵局的关键，在于给民众实实在在的安全感。

其实，关于刺激消费的争论一直没断过，之前网上就有一个观点，深度剖析了这一结构性顽疾。

消费不足，是当前中国经济十分突出的短板，经济结构呈现出供强需弱的特征。想要提振内需、激活消费市场，短期施策和长期治本的路径，需要做出清晰区分。

消费占 GDP 的比重，和全球平均水平相比，国内大概低二十个百分点，这属于消费领域的结构性偏差，是长期积累形成的结构性问题。消费占比偏低，对应的就是整体储蓄率处于高位。

社会上很容易产生一种误解，认为居民收入水平并不低，手里握有存款，只是主观意愿上不愿意消费，只要转变观念就能释放消费潜力。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2024 年招商银行的相关数据可以给出参考，招行五十万资产以上的金葵花客户，人数占全部储户的比重仅为 2.49%，却掌握了 81.9% 的储蓄资产。换算下来，占绝大多数的 97% 储户，手里持有的储蓄资产占比还不到 20%。

城乡居民家庭收入与消费的相关调查同样能够印证这一结构特征。如果把居民群体划分为十个组别，末尾两到三个组别群体，实际消费规模甚至超过自身收入，储蓄为负值。

这部分群体的消费依靠社会救济、贷款等其他来源支撑，并不是依靠自身收入。居民整体储蓄率偏高，不能等同于全部居民都手握大量存款不愿消费。

如果简单形成这样的认知，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政策制定层面，都会带来误导，会忽视居民群体内部巨大的收入差距。看清这样的收入储蓄结构之后就能明白，想要抬升整体消费水平，就要调节过高的储蓄水平，国民收入除去储蓄的部分，就是消费，二者此消彼长。

既然明白了老百姓有没有钱的真实状况，想要真正刺激消费，就必须在分配与税收制度上动刀子。想要调节高储蓄的现状，可以从多个方向推进。

第一，推动企业提高分红水平。其中很早就被提出的一项思路，就是划拨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

这项主张最早出自十八届三中全会，多年来一直在推进落地，但是实际效果不及预期。到目前为止，完成划拨的国有资本规模在两万多亿，这样的规模显然还达不到现实需要。

第二，推进税收制度的优化调整。国内现行税制，生产环节征税占比较高，以增值税这类流转税为主。

个人所得税、财产税这类直接税，还处在逐步完善的阶段。面对居民内部收入差距较大的现实，需要合理提高针对高收入群体的直接征税力度，以此平缓收入差距。

地方政府同样面临财政重建的现实课题，需要开辟新的税收来源。合理完善个税与财产税体系，适度拓展这部分税收，会带来连锁的正向效果。

地方政府获得这部分税源之后，就会更加重视产权保护，保护产权本质就是保护税源。依靠法治手段完善产权保护，能够形成良性循环，会吸引更多投资者与高收入群体来到本地置业发展，本地也能够汇聚更多具备创业精神的群体。

从宏观调整落实到微观生活，单纯去刺激消费者是徒劳的。当时很多人认为只要出台刺激政策就能让人买单，但现实是如果没有底层保障，这一切都是空谈。

落实到短期操作层面，扩大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释放他们的消费潜力，是工作的重心。普通商品消费层面，不少中低收入家庭的需求缺口其实已经不大。

就以大城市当中的外卖从业者举例，部分从业者收入可以达到每月上万元，但他们面临的现实困境并不在普通商品消费，而集中在社保与住房两大板块。住房领域存在十分突出的城乡资源错配问题。

一名在大城市务工的外卖从业者，在农村老家可能拥有面积两三百平米的二层自建房，但是一年当中能够回去居住的时间很短，甚至常年不返乡。绝大部分时间，他在大城市只能租住十平米左右的狭小居所。

按照统计口径计算，他名下住房面积相加可以达到两百一十平米，从数字上看并不局促，但实际居住条件十分窘迫。城乡住房资源这种错配，是需要着力破解的结构性难题。

除此之外，社保覆盖、子女教育、医疗看病、养老保障，都属于发展型消费。当下经常被提及的投资于人，对应的正是这一类消费。

教育能够提升人力资本，医疗维护个体健康水平，社保能够消除后顾之忧，提升社会流动性。做好这些，本质上都是在提升全社会的人力资本水平，而充足的人力资本储备，也是创新能够持续推进的基础。

没有扎实的人力资本，创新很难走得长远。解除了上述后顾之忧，老百姓才会有敢不敢花的底气，而时间层面的制约同样是阻碍消费的关键。

想要释放居民服务消费，还要解决时间约束带来的限制。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存在明显区别，理发、观影这类服务消费，消费行为发生的同时就需要消耗时间，供给和需求同步完成。

想要让居民更多进行服务消费，就需要保障民众拥有充足的假期。当前国内假期体系存在几方面现实问题。

一部分传统制造业企业，理论上实行五天工作制两天休息日，但是受行业特性，再加上劳动监察执行不到位的影响，很多劳动者没办法正常休满双休。这是休不到的问题。

其次是休不够，对比国际标准，国内整体假期时长是相对偏短的。还有休不好的现实困扰，不少假期依靠调休拼凑，短期的休假之后，还要通过加班把工作日补回来。

休不到、休不够、休不好三重问题叠加，约束了服务消费的释放。想要打破这一层时间层面的消费约束，就需要进一步增加假期供给。

回看这起事件及背后的结构性矛盾，打破束缚后重审终端需求，就能明白为何要刺激消费。出口是最近一段时期国内经济增长当中十分亮眼的部分，站在当下，需要重新理解外贸出口对于国内经济增长的实际价值。

可以跳出传统的 GDP 划分方式，引入终端需求这一概念。终端需求包含全部的商品消费、服务消费，还有非生产性投资。

非生产性投资大多和民生息息相关，房地产、部分基础设施建设、服务业领域投资都归属于这一类，也可以叫做消费性投资。简单来说，终端需求就是商品消费、服务消费加上消费性投资。

除去终端需求之外，GDP 构成还包含生产性投资以及进出口两个部分。生产性投资和进出口，属于工具性的需求，而终端需求才是目的性需求。

发展生产的最终目标，就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一点正是通过终端需求来实现。分析当下经济运行，需要建立整体化、系统化的视角。

面向未来，外贸发展战略也需要做出相应调整。具备出口优势的产业，依旧要尽力拓展海外市场，中长期维度，要坚持进出口基本平衡的战略方向，主动扩大进口。

这件事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紧密关联在一起。国内制造业 GDP 占全球比重已经超过 30%，整体 GDP 占全球比重维持在 17% 到 18% 的区间，但是人民币作为国际支付货币的使用占比，和经济体量之间存在巨大缺口。

讨论人民币升值、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核心要解决的，就是搭建规模适配的离岸人民币市场。随着国家综合实力提升，产业实力不断增强，贸易投资规模持续扩张，人民币的影响力也会随之变强。

人民币相对购买力提升，全球持有人民币能够获得更强的财富效应，人民币国际化推进就会更加顺畅。

当然，人民币升值也会带来相应的压力，国内企业经营成本会相对抬升，倒逼企业开展转型升级，国内出口部门、整体产业结构，都会迎来持续迭代。

回顾改革开放的历程，外贸与外资的引入，客观上推动了国内市场化改革。人民币国际化同样能够发挥类似的带动效果，海外已经发展出十分成熟的金融基础设施、金融工具与金融人才体系。

可以思考，依托离岸人民币金融的发展，借助全球成熟的金融体系，反哺国内在岸市场，带动国内金融产品、金融体系迭代升级。想要高效利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搭建起成熟的离岸人民币体系，也会遇到现实的顾虑。

离岸人民币实行自由交易，在岸人民币会受到相应管控，两者之间很容易出现价格差异，如何应对价差问题，是无法回避的考验。按照一价定理，如果商品可以自由流动，套利空间会快速消失，价格会趋向统一。

放到货币金融领域，离岸人民币的发展，可以反过来倒逼在岸市场改革，核心就是提升货币、金融资产跨境流动的效率。在这个过程当中，香港能够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香港是内地资本市场对接国际资本市场的桥梁，也是人民币连通世界的关键枢纽。用好香港成熟的监管能力，依托两地基础设施对接，提升货币与金融资产跨境流动的效率，同时做好风险防控。

防控风险十分必要，但也不能因为惧怕风险就选择原地不动。风险该如何产生、该如何应对，都要在实践当中逐步摸索，只有向前推进，才能够积累对应的处置经验。

无论是内需还是外贸，最终都要回归人的需求，这也再次印证了要刺激消费，不要刺激消费者的核心要义。当下国内经济，新动能蓬勃兴起，旧动能依旧占据很高的比重。

旧动能体量大，下滑速度快，新动能增速可观，但是整体占比尚且有限，这种格局天然会对整体经济形成下拉作用。等到新动能的规模能够完全覆盖旧动能下滑带来的缺口，国内经济才算真正完成转型。

转型的过程当中，分化现象会贯穿全程，会衍生出行业分化、群体分化、地域分化、供需分化，还有宏观感受和微观现实之间的分化。也正是因为多重分化同时存在，全社会对于国内经济形势，想要形成统一共识的难度正在不断加大。

分化的产生有着清晰的传导逻辑。技术生产效率持续提升，人工智能进一步放大供给端的产出能力。

但是房地产等旧动能释放出来的就业人群，很难顺畅进入新动能相关产业。就业结构错位，直接带来居民收入层面的分化，市场需求随之走弱。

技术进步推高供给，就业收入分化压制需求，供需两端就出现明显撕裂。行业层面同样出现两极分化。

人工智能、高端装备、中间品与资本品出口相关行业，发展态势向好。房地产、基建、黑色有色等行业，则承受着较大的经营压力。

不同群体之间的感受差距同样拉大，掌握高技能、身处 AI 赛道的从业者，和从旧动能行业流出的就业人员，收入水平拉开差距，对经济的体感自然截然不同。转型与分化，就是当前中国经济最核心的特征。

这套逻辑可以解释 K 型增长，解释不同群体截然不同的现实感受，也能够解释总量承压但结构持续优化的一系列经济现象。展望未来，当新动能真正占据经济的主导地位之后，社会经济面貌会迎来全新的变化。

新动能产业发展壮大，企业利润不断提升，一部分利润转化为税收，另一部分用来提高员工收入。税收规模改善之后，社保、民生福利的基础保障水平可以得到抬高，物业相关领域也能够迎来新的稳定状态。

随着生产端持续释放效益，产业创造的综合效益，会逐步超过转型过程当中需要付出的代价。在这一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中，经济运行的整体稳定性会显著增强，彻底告别当下新旧动能交替、此消彼长带来的波动与分化局面。

以往困扰市场的供需错配、行业冷暖不均、居民收入体感差异巨大的各类问题，都会随着新动能全面主导市场而逐步消解。

依托人工智能、高端制造、新能源、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的持续赋能，全社会生产效率将维持稳步提升的态势，而且技术进步带来的产能提升，不再会造成供需割裂的问题。

届时新产业创造的大量高质量就业岗位，能够充分吸纳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释放的劳动力，通过持续的人力资本提升和职业适配，彻底解决就业结构错位的核心矛盾。

居民收入结构会随之持续优化，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稳步提升，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得到实质性释放，消费不足、供强需弱的结构性短板将被彻底补齐。

消费会真正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核心主力，消费占 GDP 的比重逐步靠拢全球平均合理水平，国民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将变得更加坚实、持久。

同时，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稳步成熟，离岸与在岸金融市场形成良性联动，我国贸易、金融与全球市场的衔接效率大幅提升，能够充分借助全球资源助力国内产业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宏观经济将告别阶段性承压的状态，实现结构优化、总量稳增、民生改善的多重正向循环，中国经济也将正式迈入高质量发展的全新稳定周期。站在这一历史转折点上，经济的结构性阵痛，终将随着新周期的到来而平息。

归根结底，经济循环的核心枢纽始终是人。面对当前的低气压，企图用单纯降息或者空喊口号的方式拉动内需，无疑是缘木求鱼。

要想让储蓄的活水重新流向市场，必须从底层保障制度入手。只有当大众深信自己的收入能跑赢通胀，当教育、养老不再是压垮家庭的重担，消费的火种才能真正被点燃。

政策的着力点，理应放在提高居民实际收入和完善民生托底上。赋予大众充足的安全感，经济才能稳步迈入广阔的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