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器》6集过后，乔至良案再出叙事漏洞，与赵冬苓编剧商榷

8月12日，电视剧《重器》播出至第6集。在最新的剧情内容当中，有一个“乔至良的案件”，很值得和赵冬苓编剧商榷一下。因为我觉得，在这个案件的叙事当中，赵冬苓编剧存在明显的漏洞——自杀女人能够找一院子的人“威胁”法院，乔至良就不能吗？显然，编剧正确的做法是，通过一两个桥段，把这个叙事漏洞堵上，而赵编剧似乎缺乏这方面的认知。

我们先来看看乔至良案。他在一所学校工作，已婚，但他和一位女性保持着不正当关系。这层关系被撞破之后，与他保持不正当关系的女性回家，被父母关起来，稍后，这名女性自杀。检察院这边以强奸致人死亡的相关罪名起诉，申请判处被告人死刑。而前来法院实习的这些法学生们认为，这是通奸，不是强奸，应该判处无罪。

《重器》当中，院长这边为什么要判处乔至良死刑呢？赵冬苓编剧在叙事当中呈现出来的答案，有这么一个：这个案件公开审理，就在大院子当中进行，结果来了乌压压一群人，这群人呈现出一种民情激愤的样貌，只要谁为乔至良辩护，就向谁扔臭鸡蛋。律师就是因此被扔了臭鸡蛋。

赵编剧应该是想通过这个桥段，去告诉观众，法院这边承受民意压力，所以需要用死刑来服众。但是，这里边就存在一个非常明显的叙事漏洞了。这些大院子当中前来扔臭鸡蛋的人，到底哪里来的呢？我能够想到的唯一合理性便是，这是自杀女孩的父母和亲朋好友们。他们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向法庭施压。在特定的年代当中，确实出现过这类事情。

但是，这里边就有一个叙事漏洞了。自杀女孩有亲朋好友，乔至良就没有吗？在《重器》的叙事当中，告知观众，乔至良的妻子提供了书信这样的证据材料，这证明，他的妻子是想营救丈夫的。即便是妻子这边不想公开出头，那乔至良的父母这边呢？他没有亲朋好友吗？自杀女孩的父母可以组织亲朋好友干扰法庭判案，乔至良的父母照样可以找亲朋好友反干扰啊。

所以，这个叙事漏洞就需要懂行的编剧去堵。赵冬苓编剧显然缺乏这个堵该叙事漏洞的意识。或者说，她是不是想通过这个有明显叙事漏洞的桥段来糊弄事儿，把这个死刑的“叙事合理性”问题推给大院当中不明真相的群众们，从而塑造主角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形象？赵冬苓编剧以往的剧作当中，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我为什么在剧评分析当中反复强调叙事逻辑和叙事智商呢？因为这是严肃剧必须要面对的，严格遵守叙事逻辑合理性原则、叙事智商在线原则，才能出质量过关的电视剧。不然，就是 《重器》现在这个样子。你有家属闹事儿，“我”没有吗？“我”为什么没有，需要编剧用合理桥段去堵。

然后，我们离开剧情，说一点其它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女性与人通奸，被撞破之后自杀的，满大街都是。青年观众们可能对这些不了解了。大家伙可以问问父辈们，这样的事情，是不是在八十年代的乡村每年都会发生。甚至于这样的事情不仅仅发生在八十年代，七十年代、六十年代、解放前，都是非常普遍的。

我们以前搞社会学调查的时候，也收集过不少类似的案例。而这些案例当中，没有一个会被判处死刑，即便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严打时期。这些案例当中，无一例外的，都是通奸男这边向女方家属赔偿几千元，有一个案例当中是赔偿了不到一万，这个是目前我们收集整理的故事原型案例当中最高的。

无论是法庭，还是乡野，面对这类案例，都没有让通奸男赶紧被枪毙的诉求。诚如《重器》当中所言，八十年代的乡野，是把女性当作牟利工具的，动不动就打老婆、打闺女的。所以，当女性因为类似事件死亡之后，绝大多数最终的解决办法都是男方赔钱了事。法庭这边要是真判了死刑，也就没赔钱啥事儿了。

基于此，我想追问编剧，赵老师，“乔至良案”当中，你的原型案例是什么？我怀疑这个案件是胡编乱造的，缺乏原型案例支撑的。即便是有原型案例，我也建议拿出来和剧情对照一下，比对一下剧情当中有没有编剧叙事降智、叙事逻辑混乱的地方。

当然，从情感而非理性角度来讲，我很理解赵冬苓编剧的叙事意图——通过一些冤假错案，来呈现严打时代的问题，从而为后续的“疑罪从无”做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铺垫。可是，赵老师的叙事当中，因为很多叙事智商的问题、叙事逻辑的问题，容易让观众们对严打时代造成过分严重的误解，以为严打是不必要的。

这可能就跟赵冬苓在剧本当中选取的案件素材有关系了。一个明显的通奸问题，无罪，最终被搞成死刑、枪毙，观众们当然会对严打时期的司法审判产生误解了。如果赵冬苓编剧换一个案件进行叙事，可能就可以实现叙事目的的同时，又避免观众误解了。比如说，我来个案件。

犯罪嫌疑人拦路抢劫，致人伤残，并且抢走了几十元财务。这个案件怎么判？要是把这个案件抛出啦，其实更有社会学价值和叙事的辩证唯物主义观。

这个案件，放在严打的时候，肯定会重判，有死刑的可能性。放在当下，则只是有期徒刑，不会无期或者死刑。继而，编剧可以用桥段演绎一下，为什么要重判呢？就是去震慑犯罪。这样的案件，公开审理，才有价值。一个通奸案，公开审理，赵冬苓编剧这是诋毁基层法院吗？它有啥公开审理的价值啊，这个时候，就不讲女性隐私了吗？

我举例的案件，让主角们为这个犯罪嫌疑人去辩护，才更有司法、社会学、辩证唯物主义的价值。如是，一位优秀的编剧，需要懂哲学、逻辑学和社会学，不然，就会像《重器》赵冬苓编剧这样，写烂剧了。（文/马庆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