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不给湘军拨款，将士的待遇却很高，曾国藩从哪里弄的这些钱？

咸丰三年二月，太平军已攻占南京。

曾国藩奉命在湖南帮办团练，可他很快发现一个要命的问题——朝廷不打算给这支新军拨一分钱。咸丰帝倒是批了，可户部翻遍账本，国库里连老鼠都饿得直叫唤。

鸦片战争赔款把家底掏空了，太平军又把江南财税重地占了，清廷自己的正规军饷都发不出来，哪有闲钱管这支“体制外”的民兵？

可曾国藩偏偏要在这支“体制外”的民兵身上实行“厚饷养兵”。

湘军正勇月饷四两二钱白银，亲兵护勇更高；绿营兵呢？

马兵月饷二两，战兵一两五钱——湘军是绿营的三倍。营官月入一百五十两，一年一千八百两；像李续宾那样统兵过万的将领，年净收入五千四百两，是同级别正规军官的六倍。

湘军从咸丰三年的一万七千人，膨胀到同治二年直接归曾国藩指挥的十二万人，每月光饷银就要三十万到六十万两。到同治七年仗打完了，前后报销军费约三千五百万两。

这么多钱，朝廷一分不给。曾国藩到底从哪里弄来的？

厘金是曾国藩最倚重的饷源。咸丰三年，清将雷以诚在扬州仙女庙首创厘捐，过境货物不论进出都要抽一道税，值一两银子的货抽一厘，也就是千分之一。这个税种一诞生就是为了补军饷的。

曾国藩照搬过来，在湖南、江西水陆要道遍设关卡。1854年湘军出境作战，给养饷项全部要统兵官自行筹措。厘金就是他的救命稻草。

湘军水师逐渐控制长江后，粮盐等物资全靠水路运输，湘军所到之处关卡林立。曾国藩在江西设牙厘总局，指派专人设置厘卡抽税。仅江西一省，曾国藩就奏请将漕折、厘金等全部提作湘军军饷。1860年出任两江总督后，他更是“依厘为命”。

湖南还在本省厘局之外另设东征总局，专抽厘金接济湘军。东征局饷银三分之二解江西粮台、协济皖南湘军，其余解湖北粮台。

效果相当可观——湖南一地，东征局每年就能收到一百二十万到二百万两白银。左宗棠同治元年也在浙江开办厘金，仅两年就抽收湘平银一百零九万六千余两。到了1863年，两广总督毛鸿宾、广东巡抚郭嵩焘整顿厘务后，广东厘金年收入达到一百四十万两。

厘金之外，劝捐是另一条腿。曾国藩起初向富户劝捐，小户没钱就专找大户，劝而不动就强行“勒派”。他写信给湖南巡抚骆秉章，指名要长沙常家、安化陶家出钱。陶家是已故两江总督陶澍的后人，曾国藩软硬兼施逼陶家认捐一万余两；湖南首富蒋征蒲认捐十余万两。

可“吃大户”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曾国藩向咸丰帝申请了四千张空白执照——捐虚衔的两千张，捐监生的两千张。出银一百零八两就能捐一个监生，取得和秀才同等的乡试资格，还能在此基础上加捐官衔。从九品虚衔一路捐到候补道台、知府、知县都可以。这套“捐输”加“捐纳”的组合拳，把卖官鬻爵搞成了制度化。

盐是清朝三大财政收入之一，曾国藩当然不会放过。咸丰五年，他奏请户部拨给浙盐三万引抵充军饷。当时淮南盐路被太平军切断，江西、湖南无盐可卖，百姓吃的全是走私盐。曾国藩看准这个缺口，从浙江运盐到江西、湖南销售，以盐税抵军饷。户部前后运盐十万余引，征收盐饷八十余万两。光刑部侍郎黄赞汤督劝这一项，就募集了四五十万两白银。

同治初年长江航道渐通，淮盐重新进入原有市场，盐价暴跌，湘军军饷收入大受影响。曾国藩又搞了一套“官定盐价、官局售盐、整轮挨售”的保价体系，用行政手段硬生生把盐价抬起来。盐不是你想吃便宜就能吃便宜的——每一口咸味里都掺着湘军的枪炮钱。

各省协饷也是重要来源。曾国藩大营驻扎江西时，多次向南方各省及陕西、山西奏请协饷，自咸丰三年到六年十二月底，共收银二百八十九万两。

咸丰四年八月，他明确要求江西、广东、四川三省解饷协济：江西前后解到五万五千两，广东六万两，四川第一批四万两被荆州将军截留，第二批三万两还在路上。

后来又从陕西要了二十四万两。到咸丰十年，曾国藩军营月饷中，湖北协济二万五千两、湖南二万五千两、四川五万两、江西三万两。

湘军前后三千五百万两军费，绝大多数是曾国藩自行筹措的。这套筹款机制能运转起来，一方面靠制度创新——厘金、饷盐、卖官执照，把战争财政嵌入商业流通和官场交易之中；另一方面靠曾国藩的个人操作——他善用“隔省筹饷”策略，在江西、湖南、广东之间腾挪调度。咸丰帝也给了他足够的政策空间，他要空白执照就给空白执照，他要截留厘金就批截留厘金。

但这套机制代价同样沉重。厘金关卡遍布水陆，商贾负担沉重；卖官鬻爵导致吏治腐败；强行勒捐引发士绅怨声载道。曾国藩自己也清楚，厘金是“病商”之政，可他还是坚持“病民不如病商”——宁可让商人难受，也不能让农民造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