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穷而云起：朱同志的风雨来时路

我们所处的历史，自有其混沌的逻辑，一如远方蝴蝶的振翅，便能在万水千山之外掀起风暴。

于朱同志而言，这并非抽象的假说，而是真实发生的命运。

1973 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引爆第一次石油危机，阿拉伯产油国动用石油武器，叠加长期以来的石油定价权矛盾，原油价格从不到 3 美元/桶飙升至 11 美元以上，低油价的时代结束了。

借着油价暴涨的时代红利，我国对外出口原油，换取宝贵外汇，引进西方化工、冶金、化肥…等成套设备，用于改造本国工业体系，这在WeGame进行到第九赛季、国民经济承压的背景下意义甚大。

1974 年，中国原油产量达到 6485 万吨，向外输出 518 万吨原油。转年，小平同志主持全国经济整顿，石油工业被摆在优先发展的位置。

也就在这一年，石化部从燃化部分家，康同志出任部长。结合国内外形势，他谋划新一轮石油大会战，提议启用国家计委“五七干校”中一批遭受冲击的干部。

就这样，正在襄樊下放的朱同志回到北京，旋即被安排到石油工业部管道局下属的电力通讯工程公司，赴河北廊坊担任办公室副主任。

彼时他尚未恢复党籍，该岗位亦无明确行政级别，比照单位编制，大致相当于副科级待遇。

① 潜龙

恢复工作的这一年，朱同志已经47岁，彷佛又回到了大学毕业后担任东北工业局计划处副主任（副科级）的起点（注：相关背景介绍，请一定要参阅前作《》，否则难以理顺本文中提到的人物关系）。

然鹅，即使朱同志结束了“劳其筋骨”的日子，上天依然要对其“苦其心志”。

说来也很幽默，新单位对这位新来的同志了解不足，竟然让刚正不阿的朱同志主持办公室耗材的报销工作。

有一次，办公室工作人员购买了几元钱的办公用品，却开出了十几元的发票，当时就把朱同志惹怒了。

毕业于清华大学、长期在东北工业部、国家计委等高层机关工作的朱同志，与身边的同事操心的都是国家宏观大局，看重的是国家的远大前程与个人的自我实现，自然难以理解基层工作人员穿衣、吃饭、薅羊毛的小心思。

眼里揉不进砂子、偏又管不住自己嘴巴的朱同志狠狠地批评了工作人员，并把前来解围的直属领导一顿数落，双方决裂。

于是，朱同志被迫以一己之力孤立了整个办公室。

不久以后，他被调到最艰苦的野外作业岗位，担任生产办公室副主任，带着二三十个学徒工现场巡检，整天爬电线杆子。

朱同志没有对抗，没有躺平。他自嘲与电有缘，大学里学的是电气专业，在计委工作的第一站又是在燃料动力司管电，现在有机会接触实务，终于补上了薄弱环节。

他还特别看重青年学徒工的成长潜力，白天大家一起检修，晚上他亲自给大家补课，讲述工作为什么要这样干，怎么干得更好。

很快，这位被孤立、被害怕、被认为不好打交道的副科长，就打开了工作局面——朱同志成功主持了安装22万伏特高压输电线路及11万伏特变电站工程，并从学徒工里面培养了一支成熟的施工队伍。

除此以外，朱同志还利用周末，阅读外文的特高压电力资料，编撰工作报告与预案，配以自己的画的电工图，力求一个严谨。

显然，朱同志不但严于律己，还善于带队，这一点即使在对他颇多微词的机关同事眼中，也是服气的。后来他调离单位时，档案材料中的工作评定是优秀，工友评价是综合好评。

（找不到当时的图片，以后期的照片替代）

1978年，“三起三落”的小平同志复出，主抓经济工作的陈同志启用老部下马洪（注：马洪原名原名牛仁权，1938年被陈同志安排在延安学习，改名为马洪），担任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成为国家智囊团中的重要一员。

作为朱同志在东北工业部的老上级，马洪是了解朱同志的，他认为朱同志这个人有能力、有正气，为人方正，更适合做理论方面的研究。恰好当时的工业经济研究所重建，很需要这种理论和实务“两条腿走路”的人才。马洪同志就找机会询问其工作意向。

在野外爬电线杆子的朱同志还能说啥，但凡多犹豫一秒，都是对人生的不尊重！

朱同志与老上级马所长汇合，成为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室主任。

据说朱同志从廊坊返京时，电力通讯工程公司的办公室主任由于未知原因，没有给他安排车辆搬家。还是与朱同志一起爬电线杆子的工程师搭档皮一春同志看不过去，主动骑着三轮车把朱同志的行李一趟趟地拉到火车站。

有趣的是，由于长期在野外作业，皮工面相较黑，被以讹传讹为单位的门房老大爷。怪不得若干年后，廊坊的街头还流传着“门房大爷送朱总”的江湖传说。

上世纪90年代，退休的皮工到上海，受邀到时任市长朱同志的家中做客，朱同志饮酒作陪、夫人劳女士亲自下厨，宾主双方回顾昔日的风风雨雨，皆化作席间淡然一笑。

荀子曰：

声无小而不闻，行无隐而不形；玉在山而草木润，渊生珠而崖不枯。为善不积邪？安有不闻者乎！

所谓瓠巴鼓瑟、伯牙鼓琴，不外乎如此罢了！

② 升龙

朱同志在社科院工作的时间不到一年，但期间发生了三件对其具有深远意义的大事。

第一件是1979年初，朱同志被平反，恢复党籍和行政级别。当然，对于不计较个人荣辱的朱同志来说，从副科直接变成正处只是一件小事，但它直接决定了接下来的第二件大事的走向。

1978年，国务院重新恢复设立国家经济委员会。自此，经委与计委分工配合，计委筹管基建投资的中长期计划，经委监管年度生产运行、企业日常管理与经济体制改革落地。

朱同志的另一位老上级袁宝华同志，从国家计委调往国家经委，担任副主任兼党委副书记，主持企业扩权与改革的重要工作。

雷厉风行的袁同志亲自调研、参与撰写了《关于扩大国营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 5 个文件，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企改革的起点。

毫无疑问，重建的经委需要既懂宏观又懂微观，既有才气又坚持原则的人才。

1979年，袁同志向老上级马洪同志请求支援，最先的瞄准的是研究所的首届研究生（恢复高考后，工经所1977、1978级合并招生，共录取21人），但很快，袁同志就把眼光投向了曾经的直属下级、现在的工经所研究室主任朱同志。

同样爱才的马所长自然不愿放人。但在当年的东北工业部，朱同志的上级是袁同志，袁同志的上级又是马同志。于是双方一番拉扯之下，袁同志发出了灵魂之问：

要是对老部下的工作都不支持，那您还能支持谁呢？

话都到这个程度，情绪也到位了，马洪同志只能无奈地忍痛割爱。

刚好，这时候朱同志也恢复了党籍和行政级别，调动工作的不确定性也被彻底消除，他出任国家经委燃料动力局处长，重走来时路。

朱同志跳槽了，但原先的工作也不能耽搁。这就涉及了第三件事——当时，这看起来是一件小事，但从长远看，对朱同志的日后进步，非常的关键。

如上所述，马洪同志和主管经济的陈同志关系莫逆，1978年恢复高考后，陈同志的儿子小陈同志考取了社科院企业管理专业的研究生，辅导导师正好就是马同志。

公务繁忙的马同志抽不开身的时候，由朱同志指导小陈同志的学习与工作，成为后者的半个导师与上级——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毕竟小陈同志197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算起来还是朱同志的师弟呢。

去新单位报道后，朱同志继续与小陈同学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直至1981年小陈同志毕业。

（此处省略115字）

一直以来，小陈同志对朱同志评价极高，对此，老陈同志也有所耳闻，自此，朱同志获得来自顶层的关注+1。

但这不是全部。

朱同志加入经委时，前石化部部长康同志升任国务院副总理，并兼任经委党组书记——依然是朱同志的老上级、老领导。

毫无疑问，康同志对知根知底的朱同志知人善用。能力突出、久经锻炼而又年富力强的朱同志，被提拔为经委委员兼技术改造局局长，然后又在1985年担任国家经委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晋升高级序列。

（1986年，朱同志率经委的同志访问欧洲）

从正处级到正部级，朱同志仅用了6年。但他在经委做出的主要工作与历史贡献，是应当被铭记的，概况起来主要是两件事。

首一个是主抓国企的制度改革。这又分为两步：1980年初，针对WeGame后大量国企制度废弛、管理混乱、效益滑坡的混乱局面，朱同志组织调研，确立了“挖潜、革新、改造”的方针，要求国企不得盲目上新项目，立足现有企业设备更新、工艺升级，把企业自留资金、专项技改资金统筹用好。

到1982年，国内老工业基地的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大幅上升，大部分企业通过技改项目，建立起较为完备的管理制度。理顺内部组织关系的国企，开始厂长（经理）负责制试点，厂长对生产经营负总责，党委侧重监督。

1985年开始，国家经委组织承包经营责任制大规模试点。这一过程一直延续到90年代前期，之后转向现代企业制度改革。

国企制度改革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但朱同志不满足于此，而是在此基础上推动两步利改税，试图改革分配机制。

这同样是分两步走。第一步是1983年的“税利并存”，即批准大中型企业先缴 55%的国营企业所得税，税后利润一部分以利润方式上交国家，剩下的部分留存企业支配，用于扩产升级、改善职工收入。

第二步是1984年10月的“以税代利”，即取消国企利润上缴，把工商税拆分为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等多个税种，同时增设调节税，企业依法缴完各类税收后，剩余利润全部留归企业支配使用。

国企税改方案的层进式模式，初步厘清了国家与国企之间的权责关系，调动了企业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为后续的市场经济改革打下了基础。

更重要的是，分阶段推进的税收改革方案，以税收法律形式固化了企业的分配关系，把企业上缴利润改为缴纳税收，以税法固化国家和企业的分配关系，稳定并扩充了国家财政，推动税制从单一税制走向复合税制，为将来改变“国家-地方政府”关系、推动各省GDP竞争的“分税制”落地提供了基础，成为中国经济奇迹的引擎。

（晋升锦标赛理论的前提，是分税制改革后的新型央地关系）

难得的是，朱同志在设计 “触一发动千均“的全局改革方案时，展示出来稳步推进的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游刃有余的气度，整个方案在有条不紊的实施过程中，成果是显著的，且未出现大的动荡，获得了各方的高度评价。

来自改开总设计师邓同志的关注，再次+1。

③ 飞龙

1987年，顶层设计的“八七机构改革方案”即将出炉，各方人马开展了激烈的博弈。

前文说到，朱同志在若干年前由于社交网络的弱连接机制，收到来自陈同志的关注+1。而陈同志和邓同志都是老同志，但两者对于改革开放，尤其对于中国经济的改革方向，是存在一些分歧的——当时都是摸石头过河，有些不同看法才正常。

但不管怎样，两位同志都对朱同志印象颇佳，这就是朱同志弯道超车的机会。

1987年11月召开的“十三大”，朱同志当选为ZY候补委员，在候补委员中排名第91位，落后于同一个生态位的吴同志与陈（不是小陈）同志。但不管怎样，朱同志确实拿到了一张角逐更高、更快、更强赛事的门票。

XX大舞台，好胆你就来！

一次偶然的机会，勇于做事、善于做事的朱同志在这一年又获得了江同志的友谊+1。

事情要从几年说起。

1983年，上海大众开始CKD 散件组装桑塔纳，但国产化进程不如人意，到1986 年，上海大众仅能国产化天线、标牌、车载收音机等烧杯零件，整体国产化率仅2.7%。

这就引发众多讨论。一种说法是，桑塔纳汽车销量很好，但赚的都是国内的钱，耗费的却是宝贵的外汇，这样不太合适。

1987年6月，受国务院指派的朱同志，率领由计委、经委、国家机械委、经贸部、中国银行、中汽公司组成的中央联合调查组，赴嘉定安亭的上海大众现场调研桑塔纳国产化问题。

通过实地走访、现场谈判、联合办公的方式，调查组掌握了零部件质量与资金缺口两大焦点矛盾，最终出台了一揽子解决方案：

1，桑塔纳国产化必须 100% 达到德国大众标准，绝不搞 “瓜菜代”，降低 0.1% 的标准都不能接受； 2，国家经委亲自牵头，争取央行专项贷款，推动全国一盘棋的国产化 “一条龙” 规划； 3，国家支持不是无代价、不计工本的，要打破仅依靠上海本地配套的思路，调动全国有条件的工业企业参与零部件配套，提出要做“中华牌”汽车 而非 “上海牌”汽车。

随后，朱同志亲自主抓桑塔纳国产化共同体，把全国一百多家零部件企业、科研院所组织起来协同攻关，立下“三年内国产化率超过40%，否则上海大众关门，不良后果由朱同志一力承担”的军令状。

朱同志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细致入微的工作方法、勇于担责的工作态度、着眼全局的工作思维，推动了上海大众的项目公关进度，也让当时的市委书记江同志眼光一亮，察觉到一名实干者、改革者身上蕴藏的巨大能量。

他觉得他们应该是同路人。

当时，上海市市长面临换届，（此处省略28字）。

1987年12月22日，新任上海市市长揭晓，朱同志从部委空降，开启了他地方执政的崭新篇章。

朱同志的成功，当然离不开历史的进程，但他在每一次人生关口都得到别人的关注，靠的是他德行举止专一、关注做人做事的处世之道。

正如荀子所言：

是故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没有潜心专一的志向，就不会有豁然通达的智慧；没有埋头苦干的实践，就不会有显赫于世的功业。

所以我们看到，当时代的浪潮行至八十年代的十字路口，历史总偏爱在寻常的位置坚守卓著的个体，总喜欢捕捉他们那些看似平常、但却决定前路的闪光时刻。

这一年，时代的帷幕正在缓缓拉开，改革的大舞台已然铺展，时代将上海这座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城市，交到了一批敢闯敢干的建设者手中，过往岁月沉淀下的磨砺与思考，终将在此刻迸发力量。

而两位结伴而行的人物，一方吟唱“大江歌罢掉头东”，一方和以“面壁十年图破壁”，他们即将携手，改变中国，进而改变世界！

——（全文完）——

写在后面的话：

1，文章写到这里，勉强可以算是完整了，讲述的就是朱同志从大学毕业后，几经波折但不改初心的故事。由于史料有限，这些故事往往是大众相对陌生的。而本文的主旨，不是探讨“17年的晋升故事”，而是探讨朱同志是怎么做人做事，赢得众人帮助与支持的——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2，但鉴于朱同志故事的完整性，后面应该还可以有一节，也就是朱同志从上海市回到北京的故事，这也在我的构思之内。

3，我要吐槽的是，一篇完整的文章（本文+上文）分成两个部分，这不是我的错。实在是其中反复修改多次，有一种支离破碎的病态美。具体的过程参见如下图片。

4，有读者说我写公众人物尤其是gov人物的文章技高一筹，我是反对的。当然，我写公众人物的手法很圆润，例如自认为写得比较好的，就有江同志、李同志、郭同志的几篇，有兴趣的可以点击下述链接重温一下。

However，我自认为写得最好的，是关于文学、美学的评论文章，只不过我写那些严重背离中小学教科书审美的内容，不被多数人接受罢了。

打个比方，这在某种程度上就好比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在有点文化的呆湾能获联合报大奖；在没文化的香港，拿去出版就得改名为《王二风流史》。至于在大陆…这玩意一开始是当手抄本流传的，堪比《少女之心》的存在…

你懂的。

5，朱同志一共写了三本书，分别是《答记者问》、《讲话实录》、《上海讲话实录》，其中后两本书的版权收入被全额捐赠给实事助学基金会，共计2398万元，朱同志也以这一善行善举，荣登“2014年胡润慈善榜”。

从个人阅读体验看，我推荐第三本，因为该书收录了朱镕基同志在1987年12月至1991年4月在上海市工作、主政期间的重要讲话、谈话、信件，并配有珍贵照片和手迹影印件，绝大部分为首次公开发表。

觉得有趣，请关注公众号：将军箭

13 Aug 2026

点击“分享”和“赞”，感谢你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