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奇同志的百姓情——从农民通讯员写给刘少奇的一封信说起

文/唐 芳

1961年，刘少奇同家乡人民交谈

刘少奇同志纪念馆文物保护中心库房里，珍藏着一封由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乡农民成敬常、王昇平、黄端生写给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的信。这封信用长25.5厘米、宽17.7厘米米字格纸写成，字迹为蓝黑墨水，共有两页四面，1600余字，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宁乡花明楼地区农村的基本情况，从侧面展现了刘少奇对民生、民意的重视，对农业、农村、农民生活的关注与关怀，为二级文物。　　　

时间考证：中国农村在社会主义高潮中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制定符合农村实际的政策，刘少奇致信花明楼当地政府，希望在当地找几位农民与他通信，向他反映家乡农村生产和生活、农民群众的生活要求。王昇平等人为此多次写信给刘少奇，当地人称他们是刘少奇的“农民通讯员”。在这封信中，成敬常等人向刘少奇报告了花明楼乡区域变迁、干部、农业社、生产、畜牧、文教医院等多方面情况，并提出了肥料少、供销合作社干部贪污、办学困难等农村生活中存在的问题。

信的落款时间为7月20日，但没有显示具体年份。从信开头的称呼“敬爱的少奇委员长”来看，时间应在1954年9月至1959年4月之间，即刘少奇担任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期间。这一时期，也正是中国农业集体化快速发展时期，中国农村生产关系经历了从互助组到初级社、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的转变。信的开头提到“在我们祖国社会主义高潮中”，1956年1月之后，在毛泽东亲自编著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推动下，农业生产合作社迅速发展，各地争先恐后地跨入社会主义农业生产高级合作社，几乎月月都有新进展。至1956年底，基本实现了由初级合作社向高级合作社的转变。结合信中成敬常等人向刘少奇介绍花明楼乡的具体情况中提到的“现在的花明楼社由高、初两级组成，(上级的计划都要得为高级社）”，可以大致确定该信写于1956年。另外，《宁乡县志》大事记中记载：“（1956年）6月，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并社与升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工作全面铺开，年底结束。”“同月，撤区并乡。”这与信的内容基本契合，与信的落款“7月20日”时间也基本吻合。

信开头写道：“我们又将我们所见所闻和亲切体会到家乡的一切事情报告于后。请您分别采纳及指示。”可以看出刘少奇一直与他的农民朋友们保持着通信往来，并在回信中对家乡农村各方面的发展与建设提出建议。　　　

以民为本：探索与指导农村合作社经济　

新中国成立前后，刘少奇对农村经济占绝大部分的中国如何开展经济建设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认为，应结合中国的实际开展土地改革，通过分田到户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通过农业生产合作化建设，改善农民生活，引导农民逐步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但在合作化建设中，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不搞任何强迫命令，农民充分享有加入和退出自由，享有知情权和参与权。1950年，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社法（草案）》起草《总则》部分时指出：“合作社是劳动人民群众自愿联合、保护自己正当利益的经济组织，各类合作社不得违反自己的目的去追逐高额的利润。”在后来刘少奇主导的合作化实践中，他始终坚持农民合作组织必须尊重农民意愿，造福农民群众，坚持农民当家作主地位。

1955年3月，刘少奇在给黄端生、成敬常的回信中，对花明楼乡的农业生产合作化表示了肯定，并特别指出要保障农民权益，尊重农民意愿。他写道，“组织合作社必须使加入合作社的人都不吃亏，并能得到些好处”，同时“必须都是真正自愿入社，不愿入社的，绝不要强迫他入社”。从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中国农村合作化进入高潮。1956年，成、黄等人在给刘少奇的这封信中说明农业社情况时提到的“上级的计划都要得为高级社”，以及“进行某种工作时，有时群众觉悟不高，犯些错误，干部就将群众打起来”等细节，可以反映出当时集体化快速进程中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的一些现象。

在农村合作化和集体化进程中，刘少奇认为，应利用合作社逐步教育并引导农民群众自愿走社会主义道路，但一定要把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1956年5月，刘少奇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章程（草案）》（供高级社采用）进行修改和批注时，对第十一条“社员有退社的自由”加写：社员退社时，可以带份“他入社的同等数量和质量的”土地，可以抽回他所交纳的股份基金和他的投资。同时，针对初级社向高级社转变过程中出现强制现象，他在草案第四十七条修改中特意加：农业生产合作社要发扬社内民主，“反对强迫命令和官僚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他指出，农业合作社方面，需要“继续按照自愿和互利的政策”，对没有入社的农户，“要采取耐心等待的态度，不允许有任何的强迫命令”。同时，对有的合作社过分强调集体利益和经营而忽视个人利益、自由的，“这种错误必须迅速地纠正”。

在成、王等人的信中，除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情况介绍外，农村供销合作社发展情况也是他们向刘少奇反映农村情况的一个重要部分。刘少奇认为，农村供销合作社必须优先发展。要通过流通领域物资的供销合作来刺激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而不是直接管理生产合作社，以行政命令去指挥生产。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因为合作社规章制度不完善，部分农村干部贪污、掺假等原因，农村供销合作社作用发挥并不明显。这也是刘少奇与农民通讯员通信中关注的重要方面。对此，刘少奇认为，要加强民主管理，充分发挥社员监督作用，合作社业务“应向社员完全公开，货物的进价、售价、用费、利润等都要向社员作报告，并由社员及监察委员会随时审查，按期实行选举，自由提出批评建议”。

从1955年刘少奇的复信和1956年成、王等人给刘少奇的信的内容看，都提到了供销合作社贪污、掺假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在花明楼乡出现，全国其他地方也有类似情况。1955年3月6日，刘少奇在看了全国供销合作社的情况简报后，批示供销合作总社主任程子华：（供销合作社）“任务非常重要”，但“干部不强，人员也杂，贪污舞弊事情很多”，合作社监事会“不得力，甚至不起作用”，要加以整顿。1955年2月24日黄端生、成敬常给刘少奇的信也提到了这一点。对此，刘少奇在回信中指出，要充分发挥民主管理的作用，激发社员的主人翁意识，运用社员大会对合作社工作开展批评，“撤销不称职的干部”，选举好的干部。同时选出得力的合作社监事会，加强民主监督，要社员大家“过问合作社的工作，对合作社负责，帮助合作社工作”。1956年成等人给刘少奇的信中再次写道：“供销合作社：干部，有的进行贪污。理干事会也不开，他们又不与乡政府联系，这样群众对社干有些不满。”时任供销合作总社主任的程子华曾经回忆，刘少奇多次强调要加强合作社的民主管理，对于合作社变大造成民主管理和群众监督难的问题，提出了健全社员小组和社员代表会议制度的解决办法。对于社员生产生活的安排应该由社员通过民主办法开展管理，“要经过社员充分讨论后”拟定办法，并“根据社员的意见制定一个全体社员都要遵守的公约”，在实行一段时间后，还要对不适当不完善的条文加以修改。

在刘少奇与农民通讯员来往的信中，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医院、文教也是刘少奇关注的重要方面。1956年的这封信中反映：农村教育方面，“乡村失学青年多，学校屋子少，缴费又多”，乡里拿钱出来办学校困难；生活方面，有部分农民生活依然过得苦；生产方面，希望有拖拉机到乡里来，肥料不够；卫生健康方面，病痛很多但是药品配备不齐……这些都是刘少奇重点关注的农民群众生产生活问题。在之前1955年他的去信中，他就粮食不够吃的问题，指出乡亲们对特别困难的农户要给予照顾和帮助，同时增种红薯、玉米、豆子等杂粮来维持生活；针对化肥短缺问题，他提倡乡亲们注重自己积肥应对困难。根据调查研究以及从农民通讯员那里了解的真实情况，刘少奇提出要增加薯类种植并在全国推广以解决农民温饱问题。1958年他给中央一些主要负责人写的《关于红薯综合利用问题的信》，以及《关于把薯类由副食品变为主粮的批示》《对粮食部党组关于全面安排薯类生产和经营的意见》等文件，都可以看出他对解决农民群众粮食困难问题的思考与探索。　　　

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乡农民成敬常、王昇平、黄端生写给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的信

历史见证：深入群众、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　

这封信语言平实，无过多修饰，但从实实在在的内容可以看出农民群众对刘少奇的信任之情。刘少奇不仅希望农民群众向他反映农村的真实情况，而且注重深入群众、真心实意地把他们当作自己的朋友。1953年他复信花明楼领导邓子卿、农民协会主席王昇平时强调：“希望你们告诉我实在的情形，是好就说好，是坏就说坏，并且最好能说具体些，说明具体的发展经过，而不要有任何夸大或隐藏。”这年9月他还邀请成敬常、黄端生等4位农民朋友来到北京相聚面谈，并在临行前特意赠送一本《新辞典》给成敬常，希望他提高识字写作能力，做有文化的农民通讯员。王昇平也多次给刘少奇写信反映乡间情况。1955年在给王昇平的回信中，刘少奇诚挚地写道：“我们的工作，在任何时候也不会完善到一点缺点也没有，问题是我们要虚心倾听群众的意见，用不断地改正我们缺点的方法改进我们的工作。”1988年成敬常病逝，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还特意拍去电报表示哀悼。

刘少奇对我国农村生产力极度落后的状况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在与农民通讯员的通信中他也了解到农村的一些真实情况，一再强调要尊重农民意愿，放缓步调。但是，1955年下半年以后合作化发展越来越快，到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大幅开展，已经违背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规律，不但侵害了农民的利益，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也为合作化的健康发展埋下了祸端。农民群众写给刘少奇反映情况的信件也被当时的地方有关部门扣押。1961年，为解决国民经济困难，刘少奇回到湖南农村调研，他把王昇平、成敬常等人请到家中一一谈话，希望他们谈谈当时农村的真实状况。

现存可考的刘少奇与“农民通讯员”往来书信不多，但从这寥寥几封信却可以窥探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国农村发展面貌的缩影，同时也从另一角度体现了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关注民生、密切联系群众、践行群众路线的优良工作作风。“尺素传情”，这一封珍贵的信既展现了农民群众对国家领袖的拳拳信任之情，亦可察觉国家领袖对人民生活的殷殷关切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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