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与彭德怀同级，刘伯承是他参谋长，建国后或授元帅 ，却鲜为人知

1937年1月20日，甘肃高台县城。
城破了。三千将士的血染透了城墙根。一个浑身是伤的汉子靠在断墙边，看了看四周逼近的敌人，缓缓举起了手中的枪。
枪响了。倒下的是董振堂。红军第五军军长，四十二岁。
他本该是开国元帅中的一员。长征路上，他带着红五军团走了一万两千里，三爬雪山、三过草地。
他是那支队伍里真正的“铁流后卫” ，永远走在最后面，永远替别人挡住子弹。刘伯承给他当过参谋长，彭德怀和他平级。毛泽东说他是“坚决革命的同志”。
可如今，这个名字在大多数人的记忆里，是模糊的。

1931年12月，江西宁都。那一年董振堂三十六岁，已经是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的一名旅长。二十六路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处处受排挤。加上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官兵们想北上抗日，却被调来“围剿”红军，怨气越积越深。
在赵博生、董振堂等人的策划下，一夜之间，一万七千多名官兵集体倒戈。那是红军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起义。起义部队改编为红五军团，董振堂任军团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后升任红五军团军团长。红五军团与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并列为红军三大主力。
1932年，董振堂入党。入党那天，他把多年积攒的三千块银元，当国民党军官时攒下的全部家当，一分不留，全部作为党费上交。消息传开，毛泽东亲自找他谈话，劝他留些自用。董振堂的回答很朴素：“革命了，个人的一切就交给党了”。在毛泽东反复劝说下，他才留下三百块，其余全部交了党费。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洋顾问李德和博古解除了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下放到红五军团当参谋长。红军总参谋长，给一个军团长当参谋长。董振堂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但刘伯承到任后，董振堂和政委李卓然依然把他当总参谋长看待，对他十分尊重。
这件事在当时的红军中极为罕见，一个未来的元帅，给另一个本可能成为元帅的人当参谋长。

1934年10月，长征开始。红五军团接到的任务是全军后卫。湘江血战，红五军团在蒋家岭、永安关等地阻击十几倍于己的追敌，掩护中央红军主力渡江。五天五夜，红五军团从一万多人锐减到不足五千。可他们没有让一个敌人咬住主力的后路。翻雪山、过草地，红五军团始终走在最后面。战士们叫他“铁流后卫”。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红五军团奉命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1937年1月1日，董振堂率部攻占甘肃高台县城。马步芳部两万余人随即包围了高台。城里的红军，三千人。七倍于己的敌人，从1月12日开始昼夜攻城。九天九夜。三千人，打到最后一个。
1月20日凌晨，高台城破。董振堂带两名警卫员和一名司号长跳城墙突围，左腿中弹，被敌包围。他靠在断墙边，看了看四周逼近的敌人，举起了枪。
他选择了一颗子弹，不是被俘。敌人割下他的头颅，挂在高台城门楼上示众。噩耗传到延安，毛泽东亲自参加追悼会，说：“路遥知马力，董振堂是坚决革命的同志”。

董振堂牺牲时，四十二岁。他有三个孩子：长子董光楹，次子董用威，女儿董光苔。
长子董光楹，受父亲影响投身革命，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次子董用威，没有从军，而是走上学术道路，成为高级工程师。女儿董光苔，投身教育工作。董家的后代，没有一个人借先辈的名号谋过私利。碑文上刻着十六个字：“继承遗志，坚决革命，教育子孙，报国为民。”
长征路上，还发生过一件事。1935年，部队走到贵州途中，有位怀孕的女战士即将分娩，后面不远就是敌人的追兵。董振堂得知后，命令部队拼死顶住进攻，硬是打出了一个生孩子的时间。有战士闹情绪，问为了一个女兵生孩子值不值得。董振堂有些生气，说了一句话：“我们现在流血牺牲，不就是为了孩子们嘛，为了孩子们将来过幸福生活。”
一个父亲用生命换来的，不是什么荣华富贵，而是一个家族三代人守住的底线——还有那句话里藏着的，对后代最深沉的牵挂。

红一军团首任军团长朱德，授衔元帅排第一；红一军团继任军团长林彪，授衔元帅排第三；红三军团首任军团长彭德怀，授衔元帅排第二。与他们平级的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如果活到1955年，有没有可能成为元帅？
红军时期的军团级主官，是1955年授衔元帅的重要指标之一。红五军团是三大主力军团之一。仅凭这一点，董振堂就具备了元帅的基本资历。非主力军团的政治部主任都能授元帅，主力军团的军团长当然更有资格。
他能否成为元帅，取决于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如果活下来，他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走到哪一步？有人说他熟悉西北，可能成为第一野战军司令员；有人说他可能成为115师或129师的参谋长。这些只是猜测。
唯一确定的是：他死在了1937年，没有机会走到1955年。

1955年授衔时，朱德、彭德怀、林彪的名字写进了历史。董振堂的名字，留在了高台的黄土之下。
他不是被遗忘的，他只是还没来得及被更多人记住。他是那个走在最后面的人，替别人挡住子弹，替别人守住生路，最后自己留在了那片陌生的土地上。他的名字，值得被更多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