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败光百万大军，全靠蠢才刘峙奴才陈诚，最要命的是这个庸才

1949年1月，南京黄埔路总统官邸。蒋介石坐在书房里，面前摆着一份国防部刚送来的兵力统计表。窗外的梧桐树叶子早掉光了，他盯着表格看了很久，突然把纸往桌上一拍，对身边的蒋经国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有不同版本。流传最广的是：“八十万对六十万，优势在我。”另一个版本说他骂的是：“一群蠢货，没一个顶用的。”

不管哪个版本，那一瞬间他心里应该有一个名单。
这份名单上的人，帮他把四百多万军队，打到了最后一口气。
先说刘峙。
此人在国民党军界有个外号，“福将”。不是能打仗的意思，是命好，稀里糊涂升官，稀里糊涂活到最后。北伐时他在何应钦手下当团长，后来何应钦升一级他跟着升一级，一路升到二级上将，压根没打过几场像样的仗。
1937年抗战爆发，刘峙奉命守保定。日军还没到，他先带着指挥部往南跑了一百多里。前线部队联系不上指挥部，自己打了两天，死伤过半以后才发现：长官早跑了。保定三天就丢了。从那以后，军中偷偷叫他“长腿将军”，意思是跑得快。
这事儿传到蒋介石耳朵里，老蒋怎么处理的？把他调去重庆当卫戍司令。不降反升。
为什么？因为刘峙有一个“优点”：绝对听话。蒋介石让他往东他不往西，让交兵权就交兵权，从来不多嘴。这种人在国民党体系里有个专用称呼，“忠勤之士”。翻译成大白话：本事不大，忠心可鉴。
但问题是，打仗拼的是本事，不是忠心。1948年淮海战役开打前，蒋介石任命刘峙当徐州“剿总”总司令。命令一下，国民党内部炸了锅。顾祝同私下说：“徐州是南京门户，让刘峙守，等于把大门钥匙交给一个开不了锁的人。”李宗仁更直接，公开说“委座用人，以忠不以才，此所以败也”。
老蒋不听。他觉得仗打到这个份上，忠心比能力重要。
结果呢？淮海战役，国民党八十万兵力被六十万解放军包了饺子。刘峙在指挥部里最常说的话是“等等看”“再议议”“请示委座”。前线打来电话问作战方案，他回答：“你们自己看着办，回头把情况报上来。”
等“回头”的时候，黄百韬兵团已经被围了。再等几天，黄维兵团也没了。最后杜聿明带着三十万人往南跑，跑到陈官庄被围住，全军覆没。杜聿明被俘，蒋介石在南京听到消息后沉默了很久，对何应钦说：“刘经扶误我。”刘经扶就是刘峙。

但用刘峙的，是你蒋介石自己。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刘峙也跟着去了。没被追究责任，安安稳稳活到1971年。晚年写了本回忆录，书名取得很讲究，我的戎马生涯》。书里对自己在淮海战役的表现只写了半页，大意是：当时局面太复杂，我已经尽力了。
再说陈诚。
陈诚跟刘峙是完全相反的路数。刘峙是庸才，陈诚是能才。但他造成的伤害，比刘峙还大。
陈诚是浙江青田人，和蒋介石同省，算是“小同乡”。这点很关键。蒋介石用人，第一看籍贯，浙江人优先；第二看派系，黄埔系优先；第三才看能力。陈诚占了前两项，再加上确实勤奋自律，老蒋把他当干儿子养。
他在国民党系统里权势大到什么程度？一个人管过军政部、国防部、参谋本部，还当过台湾省主席、行政院长。手底下的人自称“土木系”，因为陈诚起家部队是十一师，谐音“土”，后来扩编成十八军，谐音“木”，合起来就是土木。土木系鼎盛时期，国民党军队里三分之一的主力师都听陈诚的。
陈诚做事有一个特点：极端自负。他认准的事，谁反对都没用。这一点放在建设上可能是好事，他后来在台湾搞土改确实有一套，但放在战场上，就是灾难。
1947年，东北战场吃紧。蒋介石派陈诚去东北当行辕主任，相当于东北王。临行前陈诚放了一句话：“三个月肃清东北共军。”
他到了东北干了什么？第一件事，撤换当地将领。把东北军出身的军官全部换掉，换上自己的土木系人马。理由很“正确”：整顿军纪，统一指挥。但他忘了，那些被撤换的将领在东北待了好几年，地形、人脉、情报网都在脑子里。换上来的南方兵连东北的雪都没见过，零下三十度怎么打仗？枪栓冻住了怎么办？没人知道。
第二件事更致命：瞎指挥。陈诚在沈阳指挥所里看地图，画箭头，下命令。前沿部队说实际情况跟地图对不上，他说“按计划执行”。有一次他要求一个师在一天内行军一百二十里到达指定位置，师长回电说路况太差做不到，陈诚的回复就三个字：“必须到。”

那个师到了，减员三分之一。不是打仗减的，是跑死的、冻伤的、掉队的。
第三件事：搞“杀头震慑”。陈诚到东北后推行“连坐法”，一个士兵逃跑，班长枪毙；一个班长逃跑，排长撤职查办。抓到逃兵，直接拉到操场上当众枪毙，让全团排队观看。这招的本意是整肃军纪，但效果完全相反，底层士兵人人自危，能跑的跑得更快，不能跑的干脆投降。
1948年1月，东北国民党军被压缩在长春、沈阳几个孤城，士气接近崩溃。国民党内部要求“杀陈诚以谢国人”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蒋介石怎么处理的？把他调离东北，去上海养病。养了几个月病，转头安排他去了台湾，担任台湾省主席。等于是让他先去占住台湾，为后来败退做准备。
其他将领在前线顶着，陈诚已经在台湾铺后路了。这件事让白崇禧、何应钦等人恨得咬牙，但谁也不敢当着蒋介石的面说。蒋介石保陈诚，保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程度。
1950年后陈诚确实在台湾干了不少实事，土改、经济建设都有成绩。这点得客观承认。但东北那几十万冻死在雪地里的士兵，账怎么算？没人算过。
刘峙无能，陈诚刚愎，这两个人的破坏力已经够大了。但蒋介石用的人里，还有一个藏得更深、坑得更狠的。
这个人，是蒋介石自己。
你没看错。把国民党四百万军队送进坟墓的，最大的“庸才”，就是做决策的那个人。
我给你捋一捋蒋介石在军事上的决策逻辑，你就知道这比任用任何一个庸才都要命。
第一，他分不清楚“指挥”和“干预”。蒋介石有一个习惯：亲自给前线师一级单位发电报。越过军长、越过兵团司令，直接指挥到师。抗日战争时期，淞沪会战他一天能给前线发七八封电报，命令某个连往左移二百米、某个营提前一小时进攻。前线将领拿着电报想死的心都有，你坐在南京能比我在前线更清楚地形？
白崇禧后来回忆说，他在广西带兵时，最怕接到蒋介石的直接命令。“他发的命令，往往跟战场实际差了十万八千里。你不执行，违令；执行，送死。”白崇禧想了办法，准备两套通讯系统，一套接蒋介石命令用的，一套自己指挥用。前一套回的永远是“正在执行”，后一套该怎么打还怎么打。
但不是所有人都像白崇禧那么滑。大多数将领不敢违命，只能硬着头皮上。淮海战役时黄百韬被围，按兵不动等杜聿明支援。杜聿明为什么没来？因为蒋介石绕开徐州剿总，直接给杜聿明发报：不去救黄百韬，改道去救黄维。杜聿明在雪地里拿着电报站了半天，跟参谋长说：“照办吧。”后来他对儿子说：“我明知道那条路是死路，但电报上写的是‘即刻执行，不得有误’。”
第二，他的“用人哲学”天然排除最优秀的人。蒋介石用人三个标准：浙江人、黄埔系、听指挥。符合这三点，就是刘峙这样的可以一路升到上将；不符合，你是军事天才也没用。
国民党里不是没有能打的。薛岳，长沙会战击毙日军数万人，打得日军不敢轻犯湖南，但薛岳不是浙江人也不是黄埔系，抗战胜利后被边缘化，1949年跑到海南自己拉队伍，蒋介石连个军长的实权都不给。卫立煌，远征军司令，打通滇缅公路的民族功臣，因为不是嫡系，东北吃紧时让他去当替罪羊，打了败仗又把他抓起来审查。白崇禧更不用说，“小诸葛”的名头在国民党里数一数二，但蒋介石到死都不信任他。1949年李宗仁当代总统，白崇禧手里还有几十万兵力，蒋介石一边催他往前顶，一边在背后扯他的补给线。白崇禧后来对身边的人说：“我打了二十多年仗，没见过前线在拼命、后方在拆台的。”
能打的不被信任，被信任的不能打。底下人有一句话在私下里传：老头子不相信任何手里有兵的人，除非这个人确实不行。
第三，也是最致命的，他到死都没想明白自己败在哪儿。
1949年蒋介石退到台湾后，开始写反省日记。他在里面总结失败原因，归咎于几点：美援不够、苏联援助中共、国民党内部派系倾轧、经济崩溃民心丧失。这些问题确实存在，但他从头到尾没提一个原因：他自己。

他没提自己越过指挥系统瞎指挥。没提自己把一群听话的庸才放在关键位置上。没提自己几十年如一日按派系用人，把最能打的将领一个一个推出门外。也没提自己打内战的时候一心多用，一边指挥前线部队往哪儿走，一边遥控后方的金圆券改革把钱往死里印，一边跟李宗仁孙科在白崇禧背后搞小动作。
一个统帅，手里管着四百万军队，脑子里同时装着作战地图、银行印钞机、派系斗争的花名册。他以为自己在运筹帷幄。实际上，在什么都要抓的时候，他什么都抓不住了。
刘峙守不住徐州，陈诚救不了东北，蒋介石葬送了整个大陆。这三个人，一个没本事，一个太有“本事”，一个本事用错了地方。
1956年，蒋介石在台湾写了一段话，被后人翻出来。他写道：“若论用兵之失，余实不能辞其咎。”这句话翻译过来：要说打仗打败了的责任，我推不掉。
这是他为数不多的实话。
但话又说回来。蒋介石反思归反思，到他1975年去世，台湾的党政军大权还死死攥在手里，交给儿子的心腹也都是听话的“忠勤之士”。他自己写在反省录里的那些错，一个都没改。
所以你说谁是最大的庸才？
我觉得不是刘峙，也不是陈诚。是用刘峙、陈诚，而且一辈子不改用人习惯的那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