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放假了吗？汤家凤的“正义”到底对准了谁？

道德的制高点，从来就不是站在一个普通人的隐私之上。汤家凤的“正义”到底对准了谁？

汤家凤说：上次四川公交车事件，我看到有些报纸义愤填膺。这次上海王水牛事件，你们在放假吗？贞洁是糟粕，难道这是你们认为的精华吗？

这瓜乍一听，似乎挺有道理的。你上次那么积极，这次怎么不说话了？这是不是双标呢？

但仔细一想，就用简单的逻辑看，会发现这两件事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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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四川公交车事件的争议在于，是在公交车上投放了“贞洁是女孩最高贵的嫁妆”等标语，引发了全网哗然。

根本上说，那是公共空间里的广告内容争议。

公交车属于公共交通工具，而车身上的标语是面向全社会传递信息的。它传播的是一种价值观，是一种对女性身份的公共定义。

所以媒体去报道、去质疑、去引导讨论，这是媒体的本分和责任。因为这件事涉及了公共利益，关乎公共空间应该传递什么样的价值观问题。

所以四川公交车事件，媒体报道是必要的，专业的。

2

上海王水牛事件，媒体为什么没有报道？因为不该报道。

王水牛事件的本质是什么？

他甭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基本来说都是个人的私德问题。事情被曝光、被围观、被审判的同时，相对应的就是，女孩的情感选择和私生活会被推到公众面前，并被彻底放大。

而她或她们本身并不是公众人物，没有选择被报道的依据，也没有义务向公众交代她的私生活。

对于普通人，媒体选择不报道有关私德事件，这不是失声，而是法律和专业边界。

如果媒体对于普通人的什么鸡毛蒜皮的私事都要扑上去报道，那媒体就不是媒体了。

更关键的是，媒体一旦报道个人私德，就会形成强大的舆论审判，会招来一群不认识当事人的不清楚事情本质的人，用自己的一套标准去判定另一个人的私生活是否正确。

这个过程，主观性与恶意性的审判不可避免，而这种审判的后果，却只有那个被审判的女孩独自承担。

媒体的报道边界能有所选择，这恰恰是清醒的专业的体现，它不能像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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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家凤想混淆什么？

他说“贞洁是糟粕，难道这是你们认为的精华吗？”表面上可能是说“不该双标准”，但实际上却在说，这些女孩的行为不符合道德，由此也把自己包装成一个貌似“正”的懂“大义”的人。批判的靶子，瞄准了一个活生生的个体，把女孩一个个推到“被审判”的舞台上。

所以你看，他表面上可能是说“不该双标准”，但实际上却在说，这个女孩的行为不符合道德。由此把自己包装成一个貌似“正”的人，但批判的靶子，却瞄准了一个活生生的个体。但，你凭什么如此凌驾呢？

所以这也就很清楚了，四川公交车事件的靶子是公共空间里的不当广告，是传播错误价值观。而王水牛事件，其靶子就只是一个女孩的私生活。

能把这两件事并列，本质上，就是要用公共议题的框架，去审判一个私人个体。

这不是正义，这是借题发挥。

所以他真正在做的，是要把一个女孩推到公众面前，让她成为道德讨论或审判的载体，满足自己的窥私欲，用她的故事、她的处境做背景来道德审判，何其荒谬。

4

媒体报道有自己的一套逻辑和守则，该报道什么，不该报道什么？这背后有社会要求的基本原则，那就是“公共性。”

一件事情值不值得报道，它不取决于它有多劲爆，而是取决于它是否涉及公共利益、公共安全以及公共秩序。

公交广告涉及了公共空间的价值导向，媒体该报。

王水牛事件涉及的是个人私德，不报是媒体的准则和本分。

这不是双标，这是专业判断与专业素养。

而把两件不同性质的事扯到一起，用一把尺子去量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然后，再用“媒体失声”来指责，或制造一种“你们都虚伪”的叙事，这本身就是陋鄙的行为，在试图模糊边界。

5

汤家凤的道德制高点从哪儿来的？

他质问媒体“是不是在放假”，其口气像一个正义的监督者。但其实他真正做的，是要把一个女孩推到公众面前，让她成为“道德讨论”的载体。

这不是在批判，这是在消费个体。

这也不是正义感，而是另一种形式的人血馒头。

或许，他不是想去吃流量那口饭，可吃的却是道德优越感这口饭。

他不需要了解事件的全貌，只需要一个可以让自己站在道德高地上的“反面教材”就行。而被他选中的这些个难于启齿的女孩，恰恰是最没有能力反驳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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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的边界感是，对于公共事件，该报就会报。但对于个人私德，媒体不该碰的就绝不碰。

这两条线之间其实没有什么双标，有的只是专业的素养和判断。

而道德制高点，从来就不是站在一个普通人的隐私之上的。

相对而言，如果非要说一个“高点”，那应该就是，保护个体不被公众审判。

这比审判个体更值得被坚持。

这是一种对个体的权利守护，是不受被侵犯的权利。

这个高点，汤家凤没有站上去。

媒体也没有必要替他站上去。媒体要做的，就是守住边界，让公共的归公共，私人的归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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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家凤需要质问的，可能不是媒体，而是他自己。

他有必要问问自己，你为什么要把一个你不认识的人，推到公众面前？你想让她替你完成一场道德表演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恐怕比问“媒体为什么失声”更难回答。

因为这不需要去关心那些个女孩，只需要一个靶子就行。

而他选择的靶子，恰恰是最没有能力反抗他的人。

所以，说到底，他站的那个道德制高点，是建立在踩着一个普通人的隐私和处境之上。

他把公交车和这件事放在一起，或者说绑定在一起，去质疑媒体，去审判一些个女孩，这其实才是最滑稽的。

还送了这些女孩一个日本名字。

这是再次凌辱，这种凌辱感，难道很正吗？

大清毕竟亡了。

或者，他可能连自己反对的东西到底是什么，都没想明白，他在乎的，或许也只是“别人怎么看他”，是他自己的所谓“正”的形象，而不是那些个女孩的处境。

这，才是他的这场所谓的“正”的表演最经不起推敲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