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杯黑马——佛得角，原来如此与众不同！

*本文为「世界博览」原创内容 *

葡萄牙人的旗帜降下了，总督和军队撤离了，但足球却永远地留了下来。深深扎根于这片火山岩地域中，成为佛得角人基因里不可剥离的一部分。

7月4日，2026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佛得角与阿根廷对战的那天，我就在佛得角首都普拉亚感受世界杯的热情。佛得角对不少中国人而言十分陌生，全国仅50多万人口，规模甚至不及北京天通苑小区。这样一个在地图上都难寻踪迹的国度，其国家队却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轮逼平实力强劲的西班牙队，惊艳亮相，后续又接连战平乌拉圭、沙特阿拉伯，奇迹般从小组突围，堪称2026世界杯最大黑马。全世界的球迷也在这次盛会中第一次认识了这个北大西洋上由十几个小岛组成的国家。

一座球场与一个故事

在媒体报道中，佛得角政府和足协特意感谢中国的支持，助力本国球队圆梦世界杯。街头欢庆的当地居民面对镜头，主动用中文说出“你好，谢谢”，此情此景，让不少中国球迷心中生出与有荣焉的感触。而中国助力佛得角体育事业发展的标志性建筑就是贝利体育场。

坐落于普拉亚北郊的贝利体育场被绿意环绕，镶嵌在圣地亚哥岛起伏的山野之间。

贝利体育场原名佛得角国家体育场，为了纪念球王贝利这位“葡语世界体育标杆人物”，在2023年改名。这座体育场位于普拉亚的北郊，比起居民和游客密集的市中心显得有些荒凉。车窗外，红土山丘与灰白色的低矮建筑交替出现，偶尔有几株椰枣树在海风中摇曳。这里并非欧洲的那些足球名城，没有绿茵球场环绕的大都会气象，但当体育场的白色主看台逐渐出现在视野尽头时，我还是感受到了一种异乎寻常的震撼。

体育场主体呈弧形环抱状，白色的钢结构顶棚轻盈地悬挑于看台之上，在低纬度地区强烈的阳光下，散发出一种朴素而干净的光芒。这里可以容纳约1.5万名观众，对于佛得角这样的国家而言，这个体量已是国家级设施。我在看台上坐了很久，试图想象比赛日时的景象——看台上挤满蓝色球衣的球迷，旗帜在海风中猎猎作响。

这座体育场的背后，是一段鲜为人知的中佛合作的故事。2009年，中国与佛得角签署援建协议，由中国政府无偿全额援建，中国承建方负责施工建设。体育场于2014年8月正式全面投入运营，成为佛得角迄今规模最大、设施最为完善的综合性体育场。此后，中国方面又陆续跟进了数期技术合作项目，涵盖场馆运营维护与青训体系建设。2026年，正值中佛建交50周年，佛得角将这座体育场列为中方援建佛得角的标志性重大项目之一。而此时，佛得角队恰好在世界杯赛场上书写了属于这个岛国的历史，这座球场以及中佛几十年的友谊，也随着媒体的报道被更多的人知道。

但佛得角足球的根，埋在更古老、更幽深的历史中。要真正理解这个岛国与足球之间的关系，需要回到普拉亚更古老的城区，回到那些被风沙侵蚀过的石墙与雕像跟前。

殖民的印记和街头的足球

普拉亚的高原区（Plateau）是这座城市最古老的心脏。整个老城建于一块从海岸陡然抬升的方形台地上，四面皆是崖壁，可以俯瞰四方。沿着石阶向上，两旁的建筑风格开始变化，从平顶的水泥小楼变为带着廊柱、彩漆和彩色瓷砖的殖民风格老宅。

高原区西南部的佛得角总统府

在高原区西南部的佛得角总统府（presidential palace of cape verde）旁边，矗立着一座高大的青铜雕像，雕像的主人公是葡萄牙航海家迪奥戈·戈麦斯（Diogo Gomes），他被认为是最早发现这片群岛的航海家之一。佛得角是没有原住民的，1495年沦为葡萄牙殖民地后葡萄牙殖民者将非洲大陆的黑奴运送至此，与欧洲水手、商人的后裔融合，最终诞生了佛得角人。1975年佛得角独立后，关于是否应当拆除或替换这类殖民遗迹的争论持续多年。然而纪念碑最终还是留了下来，成为城市历史的一部分。

从雕像向东走一小段路，就是海梅·莫塔兵营（Quartel Jaime Mota）。这座建于19世纪的军事堡垒，曾是葡萄牙帝国在西非海岸投射权力的重要支点。历经岁月的剥蚀，兵营原本鲜艳的明黄色外墙已经剥落，露出内里粗糙的石块。走过兵营斑驳的墙体，仿佛还能听见几百年前士兵的皮靴踩踏石板的声音。

海梅·莫塔兵营。这座建于19世纪的军事堡垒，曾是葡萄牙在西非海岸投射权力的重要支点。

葡萄牙人不仅给佛得角带来了语言和宗教，也带来了一种在19世纪末开始风靡欧洲的运动——足球。起初，这不过是驻扎在兵营里的葡萄牙士兵和港口水手们在闲暇时打发时间的消遣。军官们在平整的场地上奔跑，而那些本地孩童，只能躲在铁栅栏外，用惊奇的目光注视着那个滚动的圆球。很快，孩子们开始用破布条、干草和绳子捆扎成简易的球体，在尘土飞扬的街巷里模仿那些动作。足球，这项规则简单、对器材要求极低的运动，迅速在这片土地上野蛮生长。

佛得角独立后，葡萄牙人的旗帜降下了，总督和军队撤离了，但足球却永远地留了下来。它褪去了殖民体系带来的外来者烙印，深深扎根于这片火山岩地域中，成为佛得角人基因里不可剥离的一部分。

普拉亚海岸的黑沙滩上，年轻人赤脚追逐足球。

露天球场与全民演播室

7月4日，佛得角与阿根廷对战的那天，距离比赛开始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但高原区星罗棋布的露天酒吧与咖啡厅已经人满为患了。对于佛得角人来说，咖啡馆绝不仅仅是休闲的场所，它是公共广场的延伸，是信息集散地，更是全民参与的足球演播室。

普拉亚的老城集市街区，当地妇女坐在商铺外墙边闲谈，足球被静静地摆在橱窗栅栏里。

我走进一家咖啡馆，内部装饰有着20世纪80年代的怀旧感，吧台后那台嗡嗡作响的意式咖啡机正吐出浓郁的香气。挂在墙角的电视中传来解说员近似于嘶吼的声音。每一位顾客都聚精会神地盯着屏幕，店员有意无意地瞟上几眼，几乎每张桌子的人们都在用语速极快、极富韵律感的佛得角克里奥尔语（Kriolu）激烈地讨论着什么，很多游客和我一样并不会说克里奥尔语或者葡萄牙语，但全世界球迷的语言是相通的，在我旁边的桌子，几名欧洲游客就同当地人争得面红耳赤，一边重复地喊着“Vozinha”（佛得角国家足球队大放异彩的门将沃齐尼亚）。

2026美加墨世界杯，佛得角门将沃齐尼亚飞身封堵西班牙队攻门。

和我坐在一桌的看样子都是本地人，看我欲言又止的样子，其中一位老先生突然看着我问：“China？”我点了点头用英语打了招呼，同桌的几个人不约而同地向我看来，满脸热情地向我伸出大拇指，足球与友谊，在这一瞬间真正融为了一体。

从咖啡馆出来，在街道上漫步，经常可以见到这样的球门——有时是两块砖头，有时是倒扣的空桶，有时甚至只是两件脱下来的T恤。穿着各种球衣的孩子们在这样简陋的“球场”激烈地对抗着。佛得角国家队的球衣是深蓝色的，他们也拥有一个响亮的外号——“蓝鲨”（Tubarões Azuis，中文名为大青鲨），而这些踢“野球”的孩子仿佛也继承了“蓝鲨”的凶猛与无畏，在一次次的对抗与摔倒中成长着。

虽然佛得角已经拥有一些专门针对青少年的足球训练项目，但大多数孩子的足球启蒙，都是源于这些崎岖不平的石板路。在这种极度狭小、且表面极不规则的场地里踢球，逼迫着孩子们必须练就极其细腻的触球感和超强的身体平衡能力。他们在街道的夹缝中学会了如何摆脱对手的围堵，在坑洼的泥地上掌握了皮球难以预测的弹跳轨迹。佛得角足球队的一鸣惊人并不是凭空得来的，每一位咖啡馆中的“战术大师”，每一名在街头挥洒汗水的足球小将，这种植根于市井的热爱，构成了佛得角足球最坚实的底座。

归航的灯塔

傍晚，我来到了城市的最南端，这里是一个小小的半岛，在半岛的尽头，是葡萄牙殖民当局在佛得角修建的重要航海基础设施之一——多娜玛丽亚皮亚灯塔（Farol de Dona Maria Pia）。灯塔建成于1884年，整体为八角形石塔，外壁以白灰涂抹，在荒凉的礁岩背景中显得格外挺拔。塔身不算高，但因建于岬角最突出的位置，视野极为开阔。

我站在灯塔下的悬崖边，眼前是毫无遮拦、浩瀚无垠的辽阔大洋。深蓝色的海水愤怒地撞击着底部的黑色玄武岩，激起数米高的白色泡沫。这里，曾是跨大西洋航线中至关重要的咽喉。在苏伊士运河开通和蒸汽机广泛应用之前，无数从欧洲驶向南美洲或者绕过好望角前往亚洲的船只，都必须在这片水域抛锚，补充淡水和煤炭。然而，灯塔见证的不仅是繁华的过客，更是佛得角人几个世纪以来的血泪离散。由于国内自然资源极度匮乏，经常爆发毁灭性的旱灾与饥荒，为了活下去，一代又一代的佛得角人被迫登上停靠在港口的船只，背井离乡。居住在海外的佛得角人总数，与岛内的本国人口大致相当，甚至可能更多。

大规模的侨民，对佛得角的足球也产生了深远而独特的影响。今天，佛得角国家队的球员大多出生在海外，在欧洲的足球训练体系下成长。他们带回了更系统的战术训练观念、更专业的体能管理方法，以及在欧洲职业足球环境中磨砺出的竞技水准，然后骄傲地穿上了属于自己祖国的深蓝色战袍，在全世界的球迷面前用精彩的进球和坚韧的防守书写着一个小国的足球神话。

在世界杯1/16的比赛中，佛得角以2比3的比分遗憾地输给了阿根廷队，但虽败犹荣。那件蓝色球衣所凝聚起来的越来越强烈的国家认同，正让更多人重新转过身来，沿着灯塔的光，寻找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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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花树下的日军坦克残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