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签字仪式上，徐永昌告诫日本人：要勇敢承认过错

1945年8月15日清晨，重庆的街头巷尾骤然沸腾。
这一天，中、苏、美、英四国同步发表公告，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当天的《大公报》头版，用中国报业史上前所未有的超大号铅字印出五个字：
“日本投降矣！”

《大公报》头版
一个感叹号，道不尽中国人积压百年的屈辱与狂喜；号外刚上街，便被民众一抢而空。
同一天，一位重庆父亲牵着8岁的儿子走进照相馆。父亲穿着袖肘磨花的藏青哔叽中山装，让儿子将抢购到的《大公报》号外叠好拿在胸前，特意将头版那五个大字对准镜头。快门按下，父子俩与“日本投降矣！”的合影就此定格——那是亿万中国人共同的时刻。
这份震撼人心的头版，并非临时赶制。
早在8月10日，日本将投降的消息即已传开，《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便亲自到排字房与刻字师傅研究字体字号，制作了前所未有的超大铅字，留待正式消息公布时刊发。从那一刻起，“日本投降矣”五个字，碾碎屈辱研作墨，印成胜利的高呼。
重庆彻底陷入狂欢：鞭炮、三眼铳声响彻街巷，路人相拥痛哭、欢呼奔走；入夜，全城举办提灯游行，山城层层灯火与天上的繁星相接。
消息传到延安，整个延安城同样沸腾。各界群众举行盛大的火炬庆祝游行，通宵达旦。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赶到新市场与军民共庆，人们捧起大海碗向他敬酒。彭德怀接过一碗酒，饱含深情地说：
“我接受大家的酒，让我们一起为那些死难的抗日壮士和为中国独立自由而献出宝贵生命的国际友人献上这碗酒吧！”
说完，双手托碗，将酒轻轻地洒在黄土地上。

这份举国狂欢的背后，是十四年的生灵涂炭。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军国主义开启了长达十四年的侵华战争。1937年南京沦陷，此后六周之内，30万手无寸铁的平民与战俘惨遭屠杀。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打着“防疫研究”的旗号，在哈尔滨开展人体实验，至少3000名无辜平民和战俘被当作“实验材料”。中国军民以伤亡3500多万人的代价，牵制了日军50%以上的海外兵力。中国人民浴血奋战14年，终于赢得了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
8月15日的广播宣告，是胜利的序曲，却并非故事的终章。此后一个月里，一系列受降仪式接连上演，每一个细节都耐人寻味。
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盟军所有官兵，上至五星上将，下至普通水兵，都只穿制式衬衫的军便装，不系领带、不佩勋章——这是一种精心设计的轻蔑，意在羞辱极度重视军容仪表的日军。

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
签字仪式上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加拿大代表不小心把自己的名字签在了法国代表的位置上，导致后面代表的位置全部顺延，最后新西兰代表只能在空白处签字。严谨的日本人要求重签，但麦克阿瑟直接让参谋长用笔划线更正，把日本人弄得相当无奈。
中国代表徐永昌上将在受降国代表中位列第二签字，紧随美国代表尼米兹之后，体现了中国在二战中的巨大贡献获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签字仪式结束后，记者请徐永昌说几句话。

经过深思，他说：
“今天是要大家反省的一天！今天每一个在这里有代表的国家，也可同样回想一下过去。假如他的良心告诉他有过错误，他就应当勇敢地承认过错而忏悔！”
这句掷地有声的感言，穿越81年时光，至今听来依然发人深省。
1945年9月9日，中国战区受降仪式在南京原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举行。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签字时，手一直在颤抖。
据当时在场的警卫参谋王楚英回忆：
“冈村宁次的手一直在抖，印章都盖歪了。”
冈村宁次用微微颤抖的手分别在两份降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从衣袋里取出一枚圆形图章盖在名下，时间定格在9时07分。那一幕，被现场一千多人尽收眼底。

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之外，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从不同侧面映照出那个历史时刻。
画家丰子恺当时正置身于重庆狂欢的人海洪流中。8月10日当晚，他便创作了一幅描绘胜利之夜的画。
日本投降后三日，他又创作了著名的《胜利之夜》——画面中，明亮的灯光下，幼小的孩童被父亲高高举起，一旁的妇人和小姑娘满面笑容，橘黄色的小猫蹲坐一侧。画幅左侧题写着“日本投降后三日”。这幅画后来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画中被举起的孩童，正是丰子恺的长外孙。一个家庭的欢乐场景，定格了千千万万个中国家庭的胜利狂喜。
一则灯谜也风靡一时。
抗战结束后，重庆一次庆祝胜利的联欢会上，有人出了一则灯谜，谜面是“日本投降（打一中国古代人物）”。人们给出了各种有趣的答案：“屈原”——日本屈服于原子弹；“苏武”——苏联出兵远东；“共工”——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共同抗战。
一谜四底各抒己见，均有道理。这些看似轻松的灯谜，实则浓缩了当时人们对胜利原因的不同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