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晓明 | 倒谷包

那时，每年8月中旬双抢农忙一结束，我都会回城歇上几天。说是休息，其实是趁机去米厂找小工做——身边总是缺钱，挣几块外快添作零用，日子才能过得顺当些。这于我而言，是求之不得的事。

还得从早一年说起。1967年，东乡从5月起滴雨未落，大旱肆虐。赤日炎炎，野田禾苗尽皆枯焦，地里裂出五六寸宽的缝隙，整只脚都能陷下去，水稻全荒了。到了8月，农活稀疏，我们便回家歇息，恰好赶上成生米厂大兴土木，要将原来的两层旧厂房拆除，新建自动化的三层厂房——小哥早在66年春已调回成生米厂。

从挖地基、抬石头、砌墙脚做起，为了敲掉旧水泥地面，我还学会了抡软榔头，舞得甚是娴熟。几位同学也被我叫来干了几天。拌水泥、挑蛎灰桶、搬砖抛砖，这些粗活我早已熟稔，什么都能上手。直干到二楼起建，我才回生产队，毕竟队里不许随意外出，更不许在外干活走“资本主义道路”。我是借着回家的名义才获准的，也不敢久留，做过小工的事更需守口如瓶。谨慎的我，回到队里干活也是一样，那儿终归是我的生存之地。那时我已长高，小工钱涨到了成年人的标准，每天能挣1.2元，心里着实欢喜。这样的收入，至少是队里的两倍，若能一直干下去，年内便能挣足队里一年的报酬，饭又可在家里现成吃，多好！可惜不能。又因干旱，上半年我已四个月没出工，一年挣的工分太少，面子上也挂不住，我会难为情。所以在农村时，我总是拼命干。这次一连干了二十来天，挣了二十多元，是我在米厂做小工最长的一回，已十分满意，下半年的窘境总算能解围了。

到了年底，连吃水都成了问题，得去十里外的九江挑。作为城里人，毕竟有避难之所，我们被迫回家，一直待到次年四月。那几个月里，我多么盼着能偶尔去米厂做点小工，可基建已完工，米厂又没开工，机会终究没来。清明后才落了雨，乡下捎来信，我们才回大湖，干旱整整持续了十个月以上。

1968年，是我们最艰难的日子。什么都缺，首先吃饭就成了大问题。我身边仅有的，是藏了近千斤粮票——那是66年大丰收，我除了分得近千斤粮食外，荒年后队里又按工分和口粮标准各半，分了我一千斤储备粮票——可没钱，没法去粮站买米。无奈之下，我只得私下托人卖掉几百斤，换钱买米，总算解决了吃饭的燃眉之急（那时粮票每百斤能卖七八元）。这一年，我从4月才开始干活，工分注定不多。田里虽没什么活，农民们却因党员、队长常能开会拿工分，每天照样出工，只为挣那几个工分，我与他们的差距越拉越大。67年起，农业学大寨、学新城，搞起了工分十分制，我的底分虽已有8.5分，但四个月拼命干到8月，也只攒下千余分，还不够分粮。幸亏下半年还有四个月，到年终分配或可找进几元，可眼前想从队里预支几文，是万万不能的——前两年我工分多，春上、棉花上还能预分几十元，我当着会计，最清楚不过。所以这两年里，我总想趁回城找些小工做，那是我的主要来钱处，每次回家都揣着期盼。

这次也是一样。大热天里，我们几个同学从大湖出发，过沥头渡走回宁海。整整一天，又饥又渴又累，我得早些吃饭。小哥下班回来，见我的第一句便是：“那个倒谷包的小工，做了两天吃不消刚走，你明天愿意干吗？不过这活很吃力，得有个思想准备。”那时我快20岁，已能挑二百斤，会怕么？难得的机会，我绝不放弃。

新厂房1967年已建成，焕然一新。如今的大米加工，除了稻谷入口需人工倒包和出口米要计量打包外，中间环节从二楼到三楼全是管道连接，全自动化，车间内没了粉尘，清洁得很。我几乎不敢相信，变化竟如此之大。新米厂这般面貌，让我从“做米厂工人苦过农民”的认知中转了过来，甚至生出几分羡慕。

这回我要干的，正是进口处的倒谷包。一间宽而深的平房，紧挨着西面三层新厂房，便是我独自操作的地方。为方便搬运，东、北两面都开大门，拉谷的手拉车从东门进。靠北门与西墙的屋角，有个三四十厘米深、五十厘米见方的水泥坑，便是倒谷处。西山墙在此留了个大洞，一个可转动的轴承从墙内伸入坑中，稻谷倒进去，便被轴承卷上上升的皮带，送往二楼、三楼加工——米厂一天的产量，全出自这里。整天倒谷包，灰尘飞扬是免不了的。一天要倒几百包，屋里堆满了谷包，还源源不断地拉来。谷包沿东墙高高叠起，一般叠五六包。说是“倒谷包”，其实关键是“掇”和“倒”两个动作，而“掇”最费劲。一百五十斤重的谷包，全靠臂力与腰力的配合：双手扣住麻袋两角，肚子顶上去，双臂一用力，便搂在身上了。掇到坑边放下，抽去封口的麻筋绳解包倾倒，先让稻谷飞快流去半包，再扣住袋底角使劲一提，一包便全倒进坑里，用的是牛劲马力。若是掇叠在高处的包，只需顺势一拉，倒省些力；从地面掇起再抱过去，便要弯腰大费力气。有时车子正好拉来，叫他卸在身旁，也能省事，但机会不多——谷包多是夜间拉满的。一包谷转眼流完，必须立刻掇来第二包倒下，才能持续不断，否则便空转，一刻也停不得。又是大热天，红汗飞溅，连擦把脸的工夫都得硬挤出来。

米厂一天产量，据说多时近四万斤，至少在三万五千斤以上。差别就在小工手里：若拼命干，轴承始终满载，产量便高；若累了稍松劲，轴承半负荷，产量便低。当然，小工是好不容易争来的活，不会怠慢，工人们也会盯着，所以没人偷懒。我不知道别人产量，也不曾打听，反正自己拼命干，小哥空了也来帮忙，坑里总是满满的，我要博个好名声！就算三万六千斤吧，八小时内得掇二百四十包，每小时三十包，每两分钟一包。要掇、要解、要倒，还要整理空麻袋五只一卷放妥，多紧张！如此繁重的体力，怎能不疲劳？小哥说，米厂里最苦最累的就是倒谷包，这活都是小工干的。而正式工人，只需在二三楼看看仪表罢了，真是天差地别。可见，凡最苦最累又最不赚钱的活，从来是临时小工的专利，至今如此。小哥说，这倒谷包的活，精壮劳力都难撑三天，一两天就跑，换人跟换犁头似的，实在吃不消。西头出米那边，粉尘也免不了，却安排了两个女工。一个圆柱形铁架子套着麻袋，米自动流入，每二百斤缝上麻筋绳打包，由搬运工背走。那时我不会算，现在想想，若同样三万六千斤稻谷，出米两万五千斤，只需打一百二十五包，四分钟一包，比起两分钟一包、还得下大力的倒谷，这儿就相对轻松些。但公正地说，她们也不轻松，也紧张，因为同样是小工。

我干过多种活，哪种最苦最累心里有数。即便双抢时种田割稻，也难以比肩，只是农活要雨打日晒、时间更长，却有些自主，不像倒谷包被追着似的，一刻不得闲。唯有一块二工钿，才有吸引力。

仅干了一天，我已疲惫不堪，但绝不肯服输退下，必须坚持。年轻人要面子，不会轻易喊累打退堂鼓，只能咬紧牙关。这三天，我也不知怎么挨过来的，身子骨像散了架，动弹不得。也许“做样生活换样骨头”，双臂疼痛，手指皮被麻袋磨得极薄，几乎要出血；腰部更像被捶打过，塌下去直不起身；浑身燥热，我知道有些发烧，那是极度疲劳所致，实在撑不住了。怎么办？难得的机会怎肯轻易放弃？一旦放手让人接上，就可能再也回不来；可不放弃又吃不消，我思前想后，想到了邻居同学。文革时他还是在校生，如今造反结束，闲在家里。我与他商量，他欣然答应了。

我在家整整睡了一长夜再加半天，体力才稍稍恢复，便惦记起那位同学。他家境较好又是长子，家里宠爱，少参加体力劳动，体力不如我，肯定会吃不消。于是下午两三点，我约了几个同学去看他。其实小哥也知道他身体弱，已在不时帮忙。我见他时，他已面无人色，异常疲惫，一副随时会倒下的样子，便赶紧顶了上去。果然，我一接手，他便向后一仰，瘫在谷包上，双鼻孔顿时喷血，不省人事。我吓得不轻——本是好意让他赚几个钱，也换换手，以为一天内不会出事，哪知这么快就出岔子，不正是我的责任？幸亏人多，大家七手八脚安顿他，又赶紧告诉小哥，拿来药棉堵鼻孔，冷毛巾敷脑门，几个人掐住他手上的虎口，鼻血终于止住了。后面的活自是由我为主，几位同学帮忙干完，离下班也仅个把钟头了。第二天他自然不能再干，我重新接上。咬紧牙关又撑了三天，却双手发抖，实在无法继续，只得放弃。这是我做小工唯一一次主动退下的——那时机会难得，谁会轻易放手呢？

除了上文说的诸多小工，凡能干的，我都不会辞劳苦去参加。比如敲蛎灰——在水泥未普及时，砌墙粉墙都用蛎灰，所以称水泥为“洋灰”。大热天里，剥光衣服赤着脚，敲得双手全是血泡，手脚被咸味刺激得发皱，实在不好受，工钱却只有三五角，没有吃苦精神谁肯干？我信同学中少有人去过。我从不会嫌弃，只要轮上便觉幸运，趋之若鹜。那是苦惯了的，渐渐养成了吃苦耐劳的品性，承受力也比常人强些。

唉，想想如今的生活何等幸福，对比年轻时经受的，真有云泥之别。所以，我格外珍惜今天的一切。即便是回忆过去，也是忆苦思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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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罗晓明

□ 编排：天姥老人

□ 审核：水东居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