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徐昕律师当助理——山西临汾任桂芳虚假诉讼案二审庭审纪实

2025年8月12日，山西临汾任桂芳虚假诉讼案二审在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任桂芳的辩护人是徐昕、刘思豪律师。我本来是去旁听的，由于法庭限制旁听，为了让更多的人获得旁听机会，徐昕律师决定让我以他的助理身份坐在辩护席上。这让我想起岳云鹏调侃孙越时的那句台词：“我看你是跑到台上来听相声了。”能够坐在徐昕老师身边听他辩护，这种机会太难得了。

除了限制旁听，临汾中院在其他方面还是做得挺好的：保证了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充分发表意见，也通知了证人和办案民警出庭作证；由于被告人已经七十多岁，法庭还安排了医疗救护人员，充分保障她的休息权和身体健康。这些都是亮点。

一、程序之争：虚假诉讼罪中被害人可以出庭？

庭审首先围绕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出庭资格问题展开。徐昕律师指出，虚假诉讼罪规定在《刑法》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的第二节“妨害司法罪”中，侵犯的法益是国家司法机关的正常诉讼活动，而非某个特定公民的人身或财产权利。他列举了伪证罪、扰乱法庭秩序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等同类罪名，论证这类犯罪中即便有公民权益受损，也不存在“被害人”出庭并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先例。但合议庭最终没有采纳徐昕律师的意见，我猜是因为一审就是让梁某明作为被害人全程出庭了，如果二审否定其出庭资格，则起码是要发回一审法院重新审理，合议庭还不想这么早就定下来。决定继续庭审，但徐昕律师提出的程序异议，被记录在案。

二、侦查合法性之争：那份笔录是谁做的？

随后进入法庭调查环节。审判员宣读了古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书。判决认定：2011年至2014年间，梁某明向杨某堂借款100万元，杨某堂又向任桂芳借款100万元。后经协商，梁某明用儿子梁某威的奔驰S320汽车作价80万元抵给杨某堂，杨某堂再抵给任桂芳。2015年4月28日，任桂芳向梁某明催要借款，梁某明出具还款计划，载明还任桂芳借款本金5万元，备注共计20万元。2017年8月7日，任桂芳持该还款计划起诉梁某明，法院判决梁某明归还20万元并执行拍卖其房产。古县法院认为，任桂芳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构成虚假诉讼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三万元。

任桂芳当庭陈述上诉理由：她享有真实合法的债权，不存在虚假诉讼；2017年起诉梁某明时，杨某堂仍欠其巨额债务未还，车辆抵债也未完成；一审判决片面采信利害关系人的言辞证据，忽视了核心书证《还款计划》的效力。

紧接着，庭审进入对侦查合法性的审查。任桂芳及其辩护人提出，侦查人员张某辉从未对其进行过讯问，但讯问笔录上却有张某辉的签名；且多次讯问的同步录音录像缺失或仅有片段。法庭通知办案民警张某辉、马某、宋某出庭说明情况。张某辉出庭称全程参与，每次讯问都有同步录音录像。但当任桂芳当庭与张某辉对质时，场面一度失控。任桂芳站起来指着张某辉说：“你每次做笔录我都没见过你！我曾经去直属分局找你，你出来就说‘我不认识你，你找我干啥’，你现在在法庭上敢做假证！”张某辉则坚称全程参与。马某、宋某出庭后，对是否移送同步录音录像均表示“不清楚”“记不得了”。徐昕律师抓住这一点：“张某辉说录像肯定有，并且已经移送到古县检察院。那现在核心问题就很简单——调出来！这不仅是为了任桂芳，也是为了还张某辉警官一个清白。”检察员当庭表示，二审阅卷时确实没有阅到同步录音录像，为了查明事实，同意辩护人的意见，建议调取。

三、实体之辩：20万元债权的三种合法路径

进入法庭辩论阶段，徐昕律师发表了长达数十分钟的辩护意见。他将核心论点聚焦于一个不可辩驳的法律命题：无论这20万元是任桂芳对梁某明的独立债权，还是连环债务中的代位清偿，抑或是梁某明对杨某堂债务的债务加入，任桂芳在2017年8月7日向尧都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那一刻，都享有真实、合法、确定的诉权。既然诉权真实存在，就不可能构成“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的虚假诉讼罪。

这一辩护逻辑如同一把三棱剑，从三个维度同时刺向控方指控的软肋，且每一维度都有扎实的证据支撑。

（一）维度一：20万元系独立债权，书证与履行行为形成完整证据链

徐昕律师首先论证了20万元作为独立民间借贷关系的真实性。他指出，任桂芳自侦查阶段起，四次讯问笔录中关于借款细节的供述始终稳定一致：2014年4月至5月间，经杨某堂介绍认识梁某明后，梁某明以资金周转为由向她借款20万元现金，约定月息1.5分，借条约定了借款期限和利息，后因旅行社被盗而丢失。为佐证这一说法，辩方提交了旅行社工作人员张某、白某芳的证言及报案材料，证实2016年12月旅行社确实发生盗窃案。

但真正让法庭无法回避的，是那纸《还款计划》。徐昕强调，该书证具备完整的债权凭证要素：明确载明债权人“任桂芳”、款项性质“借款本金”、金额“共计二十万元”、还款时间“5月1日”、债务人亲笔签名“梁某明”。梁某明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山西省人大代表、具有多年从商经验的企业家，理应清楚出具“还任桂芳借款本金”性质文书的法律后果。如果真如梁某明所言，他与任桂芳素不相识、不欠一分钱，那么一个理性的商人绝不可能在他人逼迫下主动出具承诺归还借款的书面文件——这与基本生活经验严重相悖。

更关键的是，在前的民事诉讼程序中，尧都区人民法院（2017）晋1002民初2023号民事判决已依据该《还款计划》确认任桂芳对梁某明享有20万元债权。梁某明不服申请再审，尧都区法院（2019）晋1002民申24号民事裁定书明确指出：“杨某堂的证明材料对任桂芳与梁某明的债务关系不具有充分的证明力，梁某英、梁某明没有提供其他新证据，不足以推翻‘还款计划’的事实，驳回再审申请。”这意味着，在证明标准相对较低的民事诉讼中，经过一审、再审程序的双重审查，司法机关均认定该债权真实存在。而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远高于民事诉讼，一审法院却采信了在民事程序中均未被采纳的利害关系人言辞证据，去推翻效力更高的书证，这构成了严重的“证明标准倒挂”。

此外，梁某明方曾向任桂芳支付3000元利息，这一履行行为进一步印证了独立债权的真实性。任桂芳主张20万元本金按月息1.5分计算，每月利息恰好为3000元。梁某明、杨某堂辩称该款系梁某明代杨某堂偿还100万元借款中20万元部分的利息，但徐昕指出：若按杨某堂的逻辑，100万元月息1.5分应为1.5万元，而非3000元；且杨某堂在2021年11月8日笔录中曾说“有钱转给我，我再转给任桂芳，使借款账户理顺”，这与“梁某明直接代付利息”的说法存在根本矛盾。一个从未向任桂芳借过钱的人，为何会在没有任何书面协议约束的情况下，仅凭杨某堂一个电话，就让自己的家人向素不相识的任桂芳转账3000元？这完全违背正常的经济交往逻辑。

（二）维度二：即使按控方逻辑，也属于代位清偿，诉权依然真实

徐昕律师进一步指出，即便完全按照控方和一审法院认定的连环债务逻辑来理解——即梁某明欠杨某堂100万元，杨某堂欠任桂芳100万元，三方协商以车抵债80万元后剩余20万元——任桂芳在2017年起诉时依然享有正当诉权，其行为至多属于民事法律关系认识上的分歧，绝非刑法意义上的“捏造事实”。

首先，车辆抵债行为并未导致债务消灭。2015年1月24日，梁某威与杨某堂签订《车辆转让协议》，约定以80万元转让奔驰车，但协议明确载明“甲方负责尽快办理过户，此协议过户之日起生效”。2015年3月30日，因车辆存在银行贷款抵押，未能办理过户手续。此后，杨某堂于2015年5月21日向尧都区人民法院起诉梁某明，请求返还借款98万元，理由正是“以车抵借款一事未成”。这充分说明，至少在2015年5月，杨某堂本人都不认可车辆抵债已经完成，其主张的债权仍然是100万元而非20万元。直到2021年9月，在任桂芳另案起诉并申请强制执行后，该车辆才完成过户。2018年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10民终2318号民事调解书更是明确约定：杨某堂向任桂芳一次性支付1.2万元，梁某威协助办理过户手续，“本协议第一、二项履行完毕后，杨某堂、任桂芳、梁某威之间的纠纷全部了结”。这意味着，在2017年8月任桂芳起诉梁某明时，车辆抵债尚未完成，80万元债务并未消灭，三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依然处于未了结状态。

其次，杨某堂对任桂芳的债务在2017年并未清偿完毕。根据尧都区人民法院（2015）临尧民初字第4405号民事判决及（2016）晋1002执1697号执行裁定书，任桂芳起诉杨某堂的25万元借款（判决认定已还5万元，剩余20万元），直到2018年4月19日才通过法院强制执行分三次划扣完毕。而判决确定的利息部分，至今仍有约16.3万元未执行到位。此外，任桂芳手中还持有杨某堂出具的160万元借条（其中100万元为本金，60万元为转借给郑某平的款项），杨某堂虽辩称60万元已转给郑某平、与其无关，但任桂芳坚称不认识郑某平，该笔债务仍应由杨某堂负责。无论如何计算，截至2017年，杨某堂对任桂芳的债务远未清偿完毕。

在此前提下，即便按照控方所谓连环债务的逻辑，任桂芳作为债权人，在债务人杨某堂尚未清偿债务、中间抵债车辆未完成过户的情况下，选择向出具了《还款计划》的梁某明主张权利，这属于典型的代位清偿或连环债中的正当维权行为。虚假诉讼罪惩治的是“无中生有”的捏造行为，而非对复杂民事法律关系的不同理解。两高《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明确规定，隐瞒部分清偿或对真实债务数额存在争议的，“部分篡改型”行为不属于“捏造事实”。任桂芳即便对债务归属存在认识偏差，也是在真实存在的100万元债权债务关系框架内主张权利，绝非凭空捏造20万元债权。

（三）维度三：《还款计划》构成债务加入，任桂芳享有并行诉权

徐昕律师进一步提出了更为坚实的法律论证：即便认定《还款计划》系因梁某明与杨某堂之间的债务关联而形成，梁某明签署该文书并支付利息的行为，也已构成民法上的债务加入关系，依法应与杨某堂共同对任桂芳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民法典》第五百五十二条规定：“第三人与债务人约定加入债务并通知债权人，或者第三人向债权人表示愿意加入债务，债权人未在合理期限内明确拒绝的，债权人可以请求第三人在其愿意承担的债务范围内和债务人承担连带债务。”在本案中，梁某明向任桂芳出具《还款计划》，明确承诺向任桂芳偿还“借款本金”20万元，该行为完全符合债务加入的构成要件——第三人（梁某明）向债权人（任桂芳）作出清偿承诺，债权人接受且未拒绝。债务加入一旦成立，加入人即承担与原债务人同等的清偿义务，债权人享有选择向原债务人或加入人主张权利的自由。

徐昕强调，司法实践中，债权人先起诉原债务人，再另案起诉债务加入人，并行执行的情形极为常见，这是债权人依法行使诉权的正当方式，与虚假诉讼毫无关联。任桂芳在2015年起诉杨某堂（25万元借条案）、2017年起诉梁某明（20万元还款计划案），正是基于对不同债务人不同债权凭证的分别主张。即便两笔债权在源头上存在关联，但由于债务加入的法律效果，梁某明已成为独立的连带债务人，任桂芳对其提起诉讼具有明确的实体法依据。

控方和一审法院将任桂芳分别起诉两个债务人的行为，曲解为“重复主张”“捏造事实”，这实质上是对民事法律制度中债务加入规则的严重误读。一审判决认为任桂芳在车辆过户诉讼中将《还款计划》作为“三方相互借贷100万元”的证据提交，与其在借款诉讼中主张“独立债权”相矛盾，故认定其主观上明知虚假。徐昕反驳指出，同一债权凭证在不同诉讼中基于不同法律关系被引用，恰恰是复杂连环债务中债权人寻求全面救济的常态。在车辆过户诉讼中，任桂芳需要证明三方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联以说明车辆来源；在借款诉讼中，她依据《还款计划》直接向梁某明主张债务加入后的清偿责任。两种主张并行不悖，均建立在真实的民事法律关系基础之上。

（四）民事既判力的底线：生效判决未被撤销前，刑事审判不得僭越

徐昕律师在辩论的最后，将辩护意见提升至程序法治的高度。他指出，尧都区人民法院（2017）晋1002民初2023号民事判决已确认任桂芳对梁某明享有20万元债权，该判决至今有效，具有司法确认效力。后续再审裁定亦维持原判。在生效民事判决未被依法撤销之前，刑事审判机关无权直接否定其既判力，更不得将经司法确认的合法债权认定为“捏造的事实”。

一审古县法院在判决中，实际上扮演了民事再审法官的角色，以刑事判决的形式公然推翻了上级法院临汾中院的民事调解书和尧都区法院的民事判决、再审裁定。这种做法不仅违背了《刑法》第三条罪刑法定原则和谦抑性精神，更破坏了民事裁判的既判力和司法秩序的稳定性。如果允许刑事法庭以事后收集的、未经民事程序质证认可的利害关系人言辞证据，去推翻已经生效多年的民事判决，那么所有经法院确认的民事债权都将处于随时可能被刑事追诉的不确定状态，这将彻底动摇民众对司法裁判的信赖。

徐昕总结道：“虚假诉讼罪的本质是‘骗’——骗取法院裁判、骗取司法执行。但本案中的民事裁判，是法院经法定程序独立审查后作出的，且经再审维持，并未出现因受虚假陈述误导而致裁判错误的情形。任桂芳依据真实存在的书证提起诉讼，法院依法审理后支持其主张，这是司法权的正常行使，而非对司法秩序的妨害。将一场依法维权的民事诉讼定性为犯罪，这才是对司法秩序真正的破坏。”

四、法庭对质：八十七岁的证人与失控的情绪

下午庭审，法庭传证人杨某堂到庭。杨某堂已八十七岁高龄，听力不佳，但态度强硬。他坚称只欠任桂芳100万元，且已通过车辆抵债和现金归还全部清偿。当徐昕律师问及2015年3月3日他与任桂芳对账时，任桂芳称杨某堂承认欠160万元，杨某堂当庭否认，称“100万是事实，60万是郑某平的事，与我无关”，并指控任桂芳伪造借条。

随后，任桂芳与杨某堂就60万元债务展开激烈对质。任桂芳哭诉称，那是她女儿卖房子的钱，被杨某堂拿去放高利贷，至今血本无归。杨某堂则称该笔债务已转给郑某平，与他无关。两人你来我往，法庭不得不多次休庭维持秩序。

被害人梁某明出庭时，情绪同样激动。他坚称不欠任桂芳一分钱，写还款计划只是为了帮杨某堂“理顺账目”，让任桂芳好向杨某堂要钱。但当刘思豪律师问他“既然不欠钱，为什么不出庭应诉、不上诉”时，梁某明称“我不认识她，我不相信她能打赢”。这一回答被徐昕律师当庭指出违背常理——面对20万元诉讼和房产拍卖，正常人绝不会消极放弃诉讼权利。

更富戏剧性的是，当任桂芳问梁某明“你既然什么都不知道，为什么报案材料里写三方协议”时，梁某明称“我只欠杨某堂的钱，车是给杨某堂的”。而报案材料中明确写道“三方协商同意将车辆以物抵债80万元转给任桂芳”。任桂芳紧追不舍：“你说不认识我，那三方协议是谁伪造的？你把协议拿出来！”梁某明无法回答。

五、结语

庭审一直进行到深夜十点，审判长宣布休庭。走出法庭时，我的思绪仍停留在那纸《还款计划》上。20万元债权究竟是独立存在的民间借贷，还是连环债务中的剩余尾款？在民事判决已经确认债权、再审亦维持的情况下，刑事法庭能否以利害关系人的事后言辞，推翻业已生效的民事裁判？张某辉到底有没有做过那份笔录？同步录音录像又为何始终无法出示？但是归根结底，正如徐昕律师当庭指出的，那20万元无论是独立债权、代位清偿还是债务加入，在2017年被告人起诉时都是实实在在的债权，不可能构成虚假诉讼。

作为徐昕律师的“助理”，我有幸近距离见证了一场刑辩律师为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所进行的艰难抗争。正如徐昕在庭上所言：“我们开完庭就走了，但这个案子对检察官、法官来说是终身负责的。”程序合法、证据确凿、事实清楚，这不仅是任桂芳一个人的期盼，也应是所有司法参与者对法律的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