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斯坦福大学发布的《AI Index 2026》报告揭示了一组耐人寻味的数据：84%的中国受访者对AI产品和服务感到兴奋，而美国这一比例仅为38%。爱德曼信任度调查同样显示，72%的中国受访者信任AI，美国仅有32%。两国公众对同一技术的态度，落差竟如此悬殊。
这种差异首先体现在“担心什么”上。美国公众对AI的讨论长期集中在就业替代、虚假信息以及AI可能超越人类能力等风险议题上。中国同样存在对就业冲击的担忧，但社会对AI的整体接受度依然显著更高。彭博社分析指出，关键差别在于两国公众对“AI收益能否惠及自身”的判断不同。
更深层的差异，源于两国截然不同的技术发展经历。过去二十年，移动支付、电子商务、快递物流、短视频等技术的普及，让中国消费者切实感受到技术带来的便利，商品、服务和信息的获取范围被大幅拓宽。当新技术被反复验证为“改善生活的工具”，人们对AI的不确定性格外容易转化为尝试的动力。而美国近年来围绕社交媒体对青少年的影响、数据隐私、科技企业权力集中等问题争议不断，这种经历让部分公众对新技术天然带着警惕。
两国AI发展的战略路径也截然不同。布鲁金斯学会2026年6月的分析指出，中国更关注将AI融入制造业、教育、医疗和科研等领域，而美国科技行业则将目光聚焦于AGI（人工通用智能）。研究员Kyle Chan用“AI-pilled, but not AGI-pilled”来形容这一差异——中国高度重视AI，但并未将实现AGI作为唯一核心目标。当AI被定位为提高生产效率的实用工具时，公众更容易接受；当它被渲染为可能超越人类的“终极智能”时，恐惧便随之而来。
监管信任度上的鸿沟同样不容忽视。斯坦福调查显示，仅31%的美国受访者认为政府能有效监管AI，在调查国家中垫底；而新加坡为81%，印尼为76%。对企业“是否听政府的话”的信任差异，直接塑造了两国公众对AI的基本态度。
有趣的是，这些态度的差异并未阻挡AI的实际普及。生成式AI在三年内达到53%的人口采用率，速度超过PC和互联网。但84%与38%的落差告诉我们：技术能否被拥抱，从来不只取决于技术本身，更取决于一个社会如何看待技术、信任技术、以及如何定义技术与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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