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庆武：90年代初诸城股份合作制改革的争论

山东诸城是一个县级市。古称密州，自古以来名人辈出。古人有孔子弟子公冶长、清明上河图的作者张择端、以及清代刘统勋，刘墉父子。北宋大文豪苏东坡在这里发出过“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感叹。近代有王尽美、臧克家、王统照等，当然还有康生和江青这类历史人物。

改革开放以后，诸城又成为山东的一个改革发祥地。从80年代的“商品经济大合唱”到农业产业化，从股份合作制改革到撤村建社区的尝试，都走到了全国前面。当然，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总是在艰难中前进。

我90年代初由无锡调到山东以后，因为工作的原因，经常到诸城去搞调研。在我的印象中，至少去过10多次，甚至一年两三次。组成改革对我印象的有三个方面，一个是诸城外贸集团牵头的农业产业化，一个是90年代初推行的股份合作制改革，再一个就是新世纪以后，诸城率先进行了村村建社区的改革。

这里先聊聊诸城市推行的股份合作制改革，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诸城模式“。

20世纪90年代初，山东省诸城市推行的股份合作制改革（史称“诸城模式”）是中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探索。这次改革不仅盘活了当地濒临破产的中小企业，也为全国国企改制提供了宝贵经验。以下是该改革的背景与具体过程：

一、 改革背景：财政与企业的“双重困境”

企业大面积亏损，濒临破产：1992年4月，诸城市对市属150家独立核算企业进行审计，结果令人震惊：103家企业明亏或暗亏（占比高达68.7%），其中43家资不抵债。全市企业资产负债率高达80%以上，每年仅支付利息就达1.5亿元，国有资产流失严重。

地方财政入不敷出：当时诸城有18000人吃财政饭，但财政收入不足8000万元，连干部工资都无法按时发放。企业生存不下去导致税源枯竭，地方财政面临崩溃边缘。

高层共识与政策契机：1992年7月，中央领导视察诸城时指出全国企业“三分之一潜亏，三分之一明亏”，强调企业改革非深化不可。同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诸城市委市政府认定“改到深处是产权”，决定以明晰产权关系为突破口启动改革。

二、 改革过程：从试点到全面推广

诸城的股份合作制改革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 破冰试点（1992年）：

1992年10月，诸城选择小型国有企业“诸城电机厂”作为首个试点。政府最初提出两套方案（政府控股、职工部分持股或政府以土地入股），但均被职工否决。

最终，职工大会自主通过了第三套方案：由277名职工出资270万元，买断企业全部净资产（土地有偿使用），成立“诸城开元电机股份有限公司”。改制当月，该厂销售收入翻了一番多。

2. 全面推广（1993年-1994年）：

在试点成功的基础上，1993年4月诸城召开动员大会，派出工作组全面铺开。改革采取了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破产、兼并等七种形式，其中“股份合作制”（即职工平均持股）是主要形式。在短短一年半内，全市288家乡镇以上工商企业中有272家完成改制，其中210家实行了股份合作制改造。

3. 二次改制与深化（1997年以后）：

随着企业发展，初期“人人持股、平均持股”的模式暴露出新问题：企业做大后个人股本份额变小，产权约束力减弱，经营者缺乏足够压力，形成了新的“小锅饭”局面。为此，诸城推行了以“四扩一调”为核心的二次改制：

• 四扩：内部职工增资扩股、转让银行贷款扩股（变企业负债为股东负债）、量化新增资产扩股、吸引社会法人资金扩股。

• 一调：调整股权结构，鼓励经营者和管理层多参股、持大股，形成控股群体。

这场被外界戏称为“陈卖光”（因时任市长陈光大力推动）的改革，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激烈争论。1996年，中央联合调查组赴诸城调查，最终给出了“方向正确，措施有力，效果显著，群众满意”的定论。

改革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成效：1992年至1996年间，诸城市财政收入以年均31.2%的速度递增，改制企业上缴税金平均增幅达36%。

到21世纪初期，诸城吸引了多家世界500强企业落户，成功跻身全国百强县行列。

诸城模式不仅启动了中国国有企业现代化改革的征途，也为后来全国国企产权制度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实践范本。

四，对改革的质疑

90年代初的诸城改革，因为直接触碰了产权这个“最坚硬的部位”，在当时引发了极其强烈的社会震荡。时任市委书记陈光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甚至面临着被“压死”的风险。当时的质疑和反对声音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意识形态层面的质疑：“搞私有化”

这是当时最大的一顶帽子。将国有或集体企业的净资产卖给内部职工，很多人认为这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

• 舆论攻击：香港一家报纸曾发表文章，大标题赫然写着“江青故乡出了个陈卖光”，直接将陈光定性为“中共私有化的突击队长”。

• 基层顾虑：不仅外界这么看，基层同志和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也认为股份合作制就是搞私有化，对此抱有极大的怀疑和反对。

将企业“卖”给职工，引发了关于国有资产是否被贱卖的激烈争论。

• 高层告状：有部长级领导直接向中央告状，言辞极其严厉，指责诸城改革是“崽卖爷田不心疼”，骂陈光是“败家子”、“千古罪人”。

• 流失担忧：许多理论界人士和媒体公开发表文章，批评诸城把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卖给个人，造成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

部分反对者认为，诸城的改革是政府不负责任的表现。

* 甩包袱论：有人指责诸城改革是政府“一卖了之不负责任”，认为政府是在把烂摊子甩给职工，必将自断前程。

4. 个人层面的阻力与恐吓

改革触动了部分人的既得利益，陈光本人也遭遇了各种形式的施压。

• 多方施压：阻力来自方方面面，有公开的也有私下的，有理论界的也有媒体的，甚至有相当一级领导干部的公开批评。

• 人身恐吓：陈光回忆，当时不仅有公开点名批评和发表文章批判的，甚至还有打电话、写信进行恐吓的。

除了外部的猛烈炮火，改革模式本身在实践中也暴露出了新问题。

• 平均持股的弊端：初期“人人持股、平均持股”的模式在企业做大后，导致个人股本份额变小，产权对股东的约束力明显减弱。

• 经营者缺乏压力：经营者所持股本份额太小，缺少足够的责任感和压力感，导致职工对企业的关切度下降，形成了新的“小锅饭”局面，改革一度陷入困难。

面对这些足以“压死人”的帽子，陈光和诸城市委市政府顶住了压力。直到1996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亲自挂帅，派出联合调查组赴诸城进行了为期8天的“背靠背”暗访调查，最终给出了“方向正确，做法稳妥，效果显著”的定论，这场轰轰烈烈且充满争议的改革才最终得到了中央层面的认可。

四、改革当事人的回顾

两个月前我曾经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红旗》改《求是》:中央理论刊物改刊的背景、原因和过程”。文章发出后，看到有一位当事人 “曾经沧海”的留言，讲了他在诸城市任主要领导职务的时候遇到的事情：

《求是》杂志1996年第1期刊发篇文章,题目是《为了把小个业改革搞得更好》,不点名地批评了山东诸城小企业改革的做法。

我看后写了一篇文章,针对求是杂志这篇文章的一些观点,谈了一些看法。我在文中讲,对于来自基层的创造和探索,上级不肯定可以,但不要轻易否定；不点头可以,但不要轻易摇头。允许探索,鼓励创新,这是中央的要求。

这篇文章在新华社《瞭望》周刊发表。《求是》对瞭望周刊发表文章很不满意，并予以指责。说我们都是党刊不应该互相拆台。

后来,《求是》杂志派出一位阎姓编委专程来到诸城与我谈话,他说你对求是杂志有什么意见和建议,我说我就一条建议:求是杂志也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他说你的意思是我们不与中央保持一致了,我说是的,中央鼓励基层按照“抓大放小”的基本思路,采取多种形式对小企业进行改革,放活小企业。诸城正是按照中央的要求进行探索,你们不应该横加指责。

我还说在老百姓的眼里，你们就是中央红头文件,你们的一篇文章就足以把基层正在进行的探索给杀死。

我还说,你们杂志也不是第一次办这样的事了,当年直理标准的讨论,人家各省各部委都表态了,就是你们杂志迟迟不表态,你们已经被钉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耻辱柱上了!阎编委说,我一定把你的意见带回去。

这位编委是山东人,山东大学毕业，是一个很好的人。若干年后,他到我新的工作单位看我,他用毛笔给我写了几句话:“实事求是好说，实事求是难做,愿你在实事求是的道路上勇往直前”。这位先生已经去世了，我很怀念他。

从90年代初期直到退休，我去过诸城多次，而且印象很深。诸城也被称为龙城，是因为90年代以后，在那里发现了约有两三公里长的恐龙化石带。建立了恐龙化石博物馆，我多次去参观过。

这个博物馆非常壮观，值得去参观。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著名景点以及一些名人故居。另外一个就是诸城的烤鸡架，特别好吃。退休以后还在网上买过几次，但是比在当地吃，味道就差远了。

关于诸城农业产业化和撤村建社区的经验，我也写过不少文章，以后有时间再总结一下。

2026.8.17于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