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公开但所有人都知道的是：做学术不如跑场子”

我五十出头，在一所还行的大学哲学系，研究佛教哲学。以下说的话，同行看了可能不舒服，那就当我瞎说吧。

一

先说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我现在一年里真正坐下来搞研究的时间，加起来不超过三周。

不是不想读。是根本没有整块时间。一个学期下来，本科的课、研究生的课、各种答辩、开题、中期检查、院系会议、支部学习、工会活动、教学督导迎检、学科评估材料——这些东西把时间切成碎片。你以为寒暑假能补回来？寒假里有一半时间在应付年终考核和下一年项目申报的材料，暑假至少有两三个会议要去开。剩下那点时间，说实话，你只想躺着。

所以到了2018年前后，我就基本放弃了一个幻想：以为自己还能像博士期间那样，花半年时间只盯一个问题。那个阶段结束了。现在的写作方式是：从以前的笔记和未发表的草稿里翻出一个半成品，快速加工一下，换个角度重新包装，投出去。我手里有一个文件夹，存着大概十来篇不同阶段的残稿，那是我真正的"库存"。说难听点，这十年发的东西，大部分是在吃博士和博士后阶段的老本。

二

外行以为我们发论文最难的是"写"。错了。最难的是"发"之前和"发"之后的那些事。

先说"发"之前。你以为C刊是匿名评审，公平竞争？你投过去你就知道了。我们这个方向，小到什么程度呢——编辑收到一篇唯识的稿子，他手里能找到的审稿人就那么几个。他翻来覆去也就是那些名字。而那些名字里，都互相认识。所谓匿名，名字是遮住了，但做这个方向的就这么点人，你那个问题、你那个行文风格、你引的那几条梵文，谁写的，审稿人一看就知道。

所以实际的操作是什么呢？你投稿之前，得先打听这个刊物这一期佛教哲学的"坑"给了谁。有些刊物一年就发一两篇佛教方面的，这个名额如果已经有人占了，你投了也白投。怎么打听？靠关系。编辑部认识人，或者同方向的朋友跟编辑熟，提前通个气。这不是潜规则，这就是规则本身，只是没人写在纸面上。

以前30岁的时候我还不太懂这些，闷头投了一篇自认为写得不错的文章，讨论安慧和护法关于遍计所执的分歧。等了四个月，退稿，理由是"选题偏窄，与本刊近期方向不符"。后来知道那一期佛学的版面已经给了另一个人，他做的是禅宗方面的，跟编辑关系很好。我那篇文章后来几乎原样投到另一家，编辑恰好是我师兄认识的，很快就通过了。文章一个字没改，两本刊物一退一中。 你告诉我这和内容有什么关系？

三

再说项目。

到了我这个年纪和职称，项目才是硬通货。论文是给项目服务的——申报的时候要列前期成果，结项的时候要交发表清单。所以你很多时候发论文的动机根本不是"我有话要说"，而是"这个项目后年要结项了，我还差两篇"。

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写？你不会去碰真正难的问题，因为那种问题你写出来不一定能发，就算能发，也不知道要等多久。你会挑一个安全的题目——比如"唯识学的某某概念及其当代意义"，或者"阿毗达磨某某学说的比较研究"。这种题目的特点是：综述多于论证，引文多于思考，最后一段一定要拔高到"对构建中国特色哲学话语体系的启示"之类。你自己看了都烦，但你知道审稿人不会在这种文章上卡你，因为它不犯错，也不出格。

2019年我结一个省社科的项目，差一篇东西。时间只剩三个月。我花了两个星期赶了一篇关于"唯识学与现象学的对话可能"的文章。说实话那篇东西我自己都看不上，现象学的部分基本是从几篇二手文献里拼的，胡塞尔的原著我只翻了翻《逻辑研究》的中译本相关段落，根本没细读。但那篇文章投出去反而特别顺利，因为"跨文化对话"这种题目是当时的热点，而且审稿人也不太可能同时精通唯识和现象学，你两边各说一点，中间搭个桥，看上去就像那么回事。

这篇文章后来被引了好几次，都是些做比较哲学的年轻人引的。他们引的是我那几句大而化之的概括，没有一个人追问过我的论证是否成立。你在这个行当待久了就明白：被引用最多的往往不是你写得最好的，而是你写得最模糊的，因为模糊的东西最容易被各取所需。

四

然后说寺庙的事。这个外人真的不知道。

大概2016年以后，各地佛学院、大的寺庙办的培训班、讲习班越来越多，需要"学术界的老师"去讲课、做讲座、当论文答辩的评委。这是一个巨大的灰色市场。寺庙有钱，请你去讲两天课，食宿全包，再给你一个红包，数额不固定，少的几千，多的上万，看寺庙的规模和你的名头。有些是直接给现金，有些是转账，有些是以"供养"的名义。圈子里管这个叫"学术经忏"——就跟和尚做经忏佛事赚钱一样，我们是去做"学术佛事"。

你别笑，这个收入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可观的。高校教授的工资你知道多少，尤其是文科，尤其是在非一线城市。我一年的课题费可能就三五万，到手的工资加绩效一年二十万不到。但如果你在这个圈子里混得好，一年去七八个寺庙讲讲课、评评审，额外收入可以到六位数。

这个事情的关键不在于你讲了什么，而在于你跟佛教界的关系网络。你认识哪个寺庙的方丈、哪个佛学院的教务长、哪个佛教协会的秘书长——这些关系直接决定了你能被请去多少地方。而维护这些关系的方式，就是开会。佛教学术界每年大大小小的会议极其多，很多是寺庙主办的，会议本身内容如何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去了，露了面，在茶歇和晚宴上跟人聊了天，互相加了微信。

2020年前后，我有一个极其清晰的感知：我每年花在"维护关系"上的时间和精力，已经远远超过了花在学术研究上的。 而且这件事你没法对学生说。你在课堂上还得做出一副沉潜学问的样子，讲阿毗达磨讲得一本正经。学生不知道你昨天晚上还在跟某佛学院的副院长喝茶谈明年请你去讲课的事。

五

说到这里，你可能以为我对学术本身完全幻灭了。没有。但那种幻灭或不幻灭的状态，比外人想象的复杂得多。

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你的脑子分成两个区域，它们同时运行，互不干扰。 一个区域在算计——下一个项目申报的主题怎么蹭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这个口号，结项材料里的成果清单够不够，某某刊物的编辑换了人要不要去打个招呼，某某寺庙明年的暑期讲习班有没有自己的位置。另一个区域——在极偶尔的、极安静的时候——你读到一段《俱舍论》的注释，世亲的某个论证让你停下来想了半小时，你意识到你对"相续转变差别"的理解可能一直是错的。

这两个区域之间没有矛盾，因为它们根本不在同一个层面上运作。前者是生存，后者是——我不知道该叫什么——可能就是当年让你选这个方向的那个东西的残余。它没死，但你也不给它太多氧气了。

如果非要说十年的"进展"，那我诚实的回答是：研究能力可能原地踏步甚至退化了，但"在这个系统里生存和运转"的能力精进了。 我更知道什么题目容易立项、什么措辞容易过审、什么场合该说什么话、什么人值得花时间维护。这些东西，在我三十五岁时觉得不屑一提，在四十岁时开始学习，到五十岁已经熟练到近乎本能。

六

几个关键节点，如果一定要列——

2016年。 第一次意识到"关系"比"内容"重要。就是前面说的同一篇文章一退一中的事。那之前我天真地以为学术发表虽然有些猫腻，但大体还是靠质量说话。那之后我不这么认为了。

2019年。 结项压力下被迫写了那篇自己看不上的比较哲学文章，发现它反而比我认真写的东西更受欢迎。这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个学术场域奖励的不是深度，而是"看上去有深度"的可传播性。 真正深的东西太窄、太闷，分享不出去，没有社交货币价值。

2021年。 第一次去一个大寺庙的佛学院给他们的研究生做论文答辩。三天吃住在寺庙，方丈宴请，走的时候红包加车马费拿了相当于我两个月工资的数。回来之后我坐在书房里发了很久的呆。不是因为愧疚——我做的事是正当的，评审是认真做的——而是因为我突然意识到，这件事带给我的满足感，比发一篇论文大得多。 不是钱的问题，是那种被需要的感觉、被尊重的感觉，寺庙里那些年轻的僧人管你叫"教授"时的那种感觉。而这种感觉，学术圈内反而很少给过我。

七

最后一点。同行之间绝不会公开说但所有人都知道的事。

我们这个方向——广义上说整个中国的佛教学术圈——里面真正在做研究的人和主要在"跑场子"的人，比例大约是二八，甚至一九。那一两个真做学问的，你知道是谁，他们确实令人敬佩，文献功夫扎实，问题意识也好。但他们在学科评估和职称评审的生态里，往往活得不如"跑场子"的人好。因为项目、经费、社会服务分全在后者手里。

我属于哪一类？大概是在中间。我还没有完全放弃读文本的能力，偶尔还会在笔记本上写几行只给自己看的东西——某段梵文的翻译心得，某个概念的新理解。但这些东西从来不会变成论文。不是不能，是没必要。它们在我笔记本里就挺好的。变成论文反而要迁就格式、迁就审稿人、迁就各种话语规范，最后面目全非。

论文在我工作中的地位，十年间的变化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从"我要表达的东西"变成了"系统需要我生产的东西"。 我生产它，因为项目需要，考核需要，维持学术身份需要。但我对它不抱任何幻想。它既不代表我的真实水平，也不代表我的真实兴趣。它是一张入场券，让我可以继续待在这个系统里，继续去开会、拿项目、去寺庙讲课——继续做那些真正构成我日常生活的事情。

而偶尔深夜读到世亲一段话，忽然有所触动的那个时刻，跟这一切无关。它属于另一个人。一个三十年前选择研究唯识学时的那个人。他还在，只是不怎么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