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谈鲁迅：我所有的作品，都比不上《阿Q正传》

2012年10月11日下午五点，北京秋风乍起，电话铃声在中国作家协会的走廊里炸响；几分钟后，消息传开：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就在记者涌来的当口，他却露出孩子般的腼腆神情，说了一句让人愣住的话——“跟鲁迅的《阿Q正传》比，我写的都只是作业。”

那句带着山东口音的谦逊评价，没有客套的成分。熟悉莫言的人都明白，他早在军垦农场当报务员时就把《阿Q正传》抄过两遍，草稿纸被汗水浸皱，如今仍压在老家箱底。他说：“那是我文学的灯塔，永远照着我。”

把时间拨回到1921年9月，彼时的鲁迅刚在《晨报副刊》上连载《阿Q正传》第一章。北平的街头车马交错，新文化运动的余热尚在，但旧势力也虎视眈眈。鲁迅照例揣着一支烟走进小书房，门一关，窗纸透出昏黄的灯光，笔尖在稿纸上沙沙作响。邻居后来回忆：“他常在夜里咳嗽，却从不耽误第二天交稿。”这部八章中篇，就诞生在不到三个月的高强度劳作中。

《阿Q正传》写的只是未庄一个穷雇农的悲喜，却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病灶剖开给世人看。阿Q自尊而自卑，软弱而蛮横，“精神胜利法”成为上世纪二十年代最犀利的讽刺刀锋。作品发表于1921至1922年，短短一年，“阿Q”就被当作国民劣根性的代名词，甚至在今天的网络词典里，它依旧活泼地跳动。

莫言为何会把自己放在“望尘莫及”的位置？答案要从他的成长说起。1955年2月17日，莫言出生在高密东北乡，一个背风口的小院。三年困难时期的阴影没有离开，青黄不接的日子里，他跟着祖母挖野菜、嚼树皮。吃饱肚子是头等大事，可每逢集市，少年还是会攒几颗玉米粒去换破旧连环画。一页折角、半张缺口，都挡不住纸页里那点火苗般的故事。

11岁那年，他第一次摸到鲁迅的合集，密密麻麻的小五号铅字让他挠头，硬是啃了半个月才读完《狂人日记》。当时只是模模糊糊听见“吃人”二字，没多深体会。真正的震动发生在1976年，他在部队仓库里翻出一本油印的《呐喊》，通宵读毕，天刚蒙蒙亮，他拍拍战友肩膀嘟囔一句：“咋有人能写得这么猛？”那语气，像是看见了从未想象过的辽阔田野。

1985年，《透明的红萝卜》发表，青年批评家刘再复断言：“中国当代小说闯出一条新路了。”一年后，《红高粱》横空出世，张艺谋把它搬上银幕，柏林电影节的金熊奖又一次印证了那句评价。自此，莫言进入主流视野。他的创作一口气延伸到高密乡百年风云，封闭的村庄里有奇诡的嗅觉、泛滥的欲望，也有大地深处的朴素血缘。评论家们说那是一种“狂欢与残酷并置”的魔幻现实主义，中国化的、带着高粱酒香和泥土腥味的魔幻。

然而再被追问成就，他还是回望鲁迅。相比《阿Q正传》的凝练、锋利，自己的小说常常枝繁叶茂，故事一层压一层，读完会冒出好多“如果”。他承认这热闹里少了刀尖般的逼视感。“鲁迅骂醒人，我只好讲故事。”这是他对评论家说的玩笑，也是心底的实话。

1960年代以来，学界对于《阿Q正传》的考证层出不穷：阿Q原型是绍兴短工？还是辛亥老兵？有人甚至统计出阿Q先后三次被打，终被槍决，是旧社会农民悲剧缩影。莫言研究这些文章时发现，越是细枝末节，越显出鲁迅布局的高明：他故意让阿Q没有真实地址、没有姓氏，让一切处处是也处处不是，从而撇开“唯一解”。在这一点上，莫言自叹弗如，因为他笔下人物总有确切的经纬度，读者可以在地图上找到高密东北乡，但找不到万能又处处皆在的阿Q。

“假如我有十个阿Q，也撑不起鲁迅那一座灯塔。”一次座谈上，有年轻作者问他如何评价自己的成就。他苦笑，抬手比划：“不够高啊，这里还差一大截。”对方又问：“那还写吗？”他脱口而出：“写，写到手抖。”

不得不说，现实的喧闹给写作添了不少杂音。拿奖后，莫言的日程常被各种论坛、授奖、合影挤得满满当当。为了躲清静，他干脆回高密老宅，把电话掩进抽屉，清晨给鸡添水，傍晚在院子里点灯。村口老槐树下，乡亲们看到他，还会笑着说一句：“哎呀，诺贝尔又回来了。”他挥挥手，“别闹，我就回来写作业。”

写得慢一点，写得少一点，却尽量写得更准，这条路鲁迅早就走过。1925年，鲁迅给青年作者的回信里只一句：“降温了，多喝粥，别叫笔凉。”简简单单，却让后辈心里热了近百年。

文学史的年轮继续向前，但某些坐标不动。1926年鲁迅四十五岁，莫言拿奖时也是五十七岁，两人相隔整整一代，却都用文字与时代搏斗。一个用锋笔挑开旧天地的伤痕，一个用荒诞写出乡村灵魂的疼痛。两条河最终汇入同一片海，没有谁替代谁，也没有谁填补谁。

未来的稿纸还很长。莫言常说，写作像在地里拔草，一天不去就荒三分。眼下，他依旧每天清晨四点起身，磨墨、铺纸，先写百字“热身”，再推新章节。有人猜他在准备新的长篇，也有人说他可能回头续写《檀香刑》的另一面。但无论落笔何处，那盏由《阿Q正传》点燃的小油灯，一直亮在书桌左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