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逆行者与他的时代——纪念郑玄诞辰1899周年

在分裂的时代缝合文明——纪念郑玄诞辰1899周年

鲁网8月17日讯（记者 王玉龙）潍水汤汤，流不尽千古月色。

公元2026年8月17日，农历丙午年七月初五，距东汉永建二年（公元127年）七月初五戊寅，已过整整一千八百九十九个春秋。那一日，北海高密郑公村（今潍坊市峡山区郑公街道）一处没落士族之家，一个孩童呱呱坠地。

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因家贫而一度只能做乡间小吏的孩子，日后会被京师士子称为“经神”，会以一己之力，在天下分崩的前夜，为华夏文明铸就一座足以抵御数百年兵燹的精神堤坝。

一个逆行者与他的时代

汉末的洛阳太学，槐树下尽是唇枪舌剑。今文经师与古文经师各立门户，一字之训诂，可争辩数十年不休。就在这片学术的喧嚣中，三十二岁的郑玄做出了一个震惊师门的决定——离开已追随七年的扶风大儒马融，东归故里。

马融当时正在阁楼上考校图纬，听闻郑玄辞行，沉默良久，对左右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郑生今去，吾道东矣。”这五个字，既是叹惋，更是预言。马融深知，自己这位得意门生带走的不只是七年所学，更是一种足以重构华夏经学版图的力量。

郑玄的“东归”，在公元二世纪的历史语境中，是一次文化的逆迁徙。彼时，政治中心在洛阳，文化精英聚于京畿，关东被视为学术荒芜之地。可郑玄偏偏选择回到故乡潍水之畔，在党锢之祸的阴影下，开始了长达十四年闭门注经的生涯。他没有选择在太学的高堂上坐而论道，而是回到泥土与庄稼之间，在乡野之间完成了他最伟大的创造。

这或许就是儒家知识分子的姿态：当世界走向喧嚣与分裂，他选择回到源头，回到经典本身，回到土地。

郑玄的求学之路，本身就是一个传奇。《后汉书》记载，他少年时做乡啬夫，“得休归，尝诣学官，不乐为吏，父数怒之，不能禁”。一个不被父亲理解的孩子，固执地走向学问的殿堂。他先后师从京兆第五元先，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以山东再无可以请教之人，乃西入关中，经涿郡卢植引荐，事扶风马融。

马融门徒四百余人，能够登堂入室的不过五十余人。马融素来骄贵，郑玄在门下三年不得面见，只能由高业弟子转相传授。可这三年里，郑玄做了什么？“日夜寻诵，未尝怠倦。”没有怨言，没有离去，只是在别人看不见的角落里，把一部部经书读到骨子里去。三年后，马融召集门生考论图纬，听说郑玄善于算术，这才召见于楼上。郑玄借此机会质疑问难，问毕便辞归。那一问，惊艳四座。马融终于意识到，这位沉默的学生，将来会比他走得更远。

从二十二岁入太学到四十岁辞别马融，郑玄在路上走了十八年。他不是争一日短长，而是在等待自己足以承载一个时代的重量。

站在今古之间

郑玄面对的，是一个“道术已为天下裂”的时代。自秦火之后，经籍散佚，西汉重立博士，今文经学成为官学；而古文经书陆续发现于孔壁与民间，两派学者互相攻讦，壁垒森严，已经持续了两百余年。今文经学讲求微言大义，注重从章句中挖掘义理；古文经学则关注名物训诂，强调史实考辨。学术的党争，某种程度上加剧了思想的碎片化。汉末天下将乱，经学若再各自为政，文化传承便有断裂之虞。

郑玄选择了最难的一条路——他不站队，他只求道。他以古文经学为学术根基，却不废今文经学之微言大义。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赞叹：“郑君博学多师，今古文道通为一……学者苦其时家法繁杂，见郑君闳通博大，无所不包，众论翕然归之，不复舍此趋彼。”这是一种何等宏阔的学术胸襟！当同辈学者何休著《公羊墨守》，严守今文壁垒，郑玄不存门户之见，作《发墨守》《箴膏肓》《起废疾》，以学术理性而非宗派情绪与之商榷。何休读后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他不是要打倒谁，他要的是在更高的层面上，让经学回到“经”本身——那些关于天、地、人、礼、乐、政、教的永恒追问。

然而，郑玄注经可不是简单粗暴的折中。他以“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为志，一字一训都经过审慎考量。比如《仪礼》“乡射”一节，司射说“不贯不释”，今文作“贯”，古文作“关”，两派吵了几十年。郑玄提笔写下：“贯犹中也。”取今文之字，释古义之旨，一锤定音。这样的决断，他在三十四年里做了无数个。

《三礼注》与《毛诗笺》，便是这场伟大缝合的结晶。唐修《五经正义》，宋定《十三经注疏》，郑玄一人独占《周礼》《仪礼》《礼记》《毛诗》四部。可以说，我们今天读到的大多数先秦经典的面貌，正是经由郑玄之手塑造的。无郑玄，则汉学不传；无郑玄，则孔孟之道难以跨越汉末的深渊直达隋唐。

《后汉书》用七个字记录了那个历史时刻：“自是，学者略知所归。”略知所归，乱世里，这四个字重过千钧。

亦耕亦读 文明赓续

郑玄告别马融回到山东后，家贫如洗，“假田播殖”，向富人借田耕种以养父母；后来又“客耕东莱”，一边种地，一边讲学。这是中国历史上动人的一幕：一个天下无双的经学大师，在乱世里像农民一样耕耘土地和人心。他在田埂上走过的脚印，和他注解经书时落在竹简上的墨痕，是同一个姿势。

生徒从数百人到数千人，从远方负笈而来。他从《仪礼》讲到《毛诗》，从《周礼》讲到《礼记》。他的注不摆架子，不炫博学，只是把经书里那些纠缠了三百年的今古文之争，一条一条拆开、缝合。郑玄曾自述这段岁月：“年过四十，乃归供养，假田播殖，以娱朝夕。遇阉尹擅势，坐党禁锢，十有四年。”十四年的禁锢，本应是人生的荒废，他却把它变成了文化史上最丰饶的深耕。

郑玄的注经工作，从方法到内容都体现着“整百家之不齐”的宏愿。就《诗经》而言，他所作《毛诗谱》是《毛诗传笺》的纲领之作，将《诗经》所载内容看作对历史的叙述和反映。他在《诗谱序》中追述诗歌的起源，考察各国风、雅、颂的由来，将《诗经》内容分为“正经”和“变风变雅”，体现了他对经典的历史性理解。他笺《毛诗》，以《毛诗故训传》为主，毛诗讲得简略之处便加以补充，有不同见解则另加标明，所谓“若有不同，便下己意”。正是在这种融会今古、兼采众家的笺注中，郑玄完成了《诗经》研究史上第一个里程碑。

关于郑玄注经的先后次序，学界至今仍有讨论。唐代学者孔颖达认为郑玄“注《礼》在先，未得《毛诗传》”，理由是《郑志》中郑玄答炅模问时曾说“注《记》时，执就卢君，后得《毛传》，乃改之”。然而北京大学李霖教授最新的研究指出，《郑志》原文只说注《礼记》时未得《毛传》，而《礼记》不等于《礼》，《毛传》也不等于《毛诗》，汉代很多经典的流传都是经、传别行，因此“注《礼》时未见《毛诗》”之说本身即存在疑点。李霖以《仪礼注》为中心，通过缜密论证，证明郑玄在注释《仪礼》时已得见《毛诗序》——因为在《仪礼》中《乡饮酒礼》和《燕礼》所用诗乐的记载中，郑玄对十四首诗所作的注解，其诗旨大多与《毛诗序》相同，而差异部分恰恰是郑玄根据《仪礼》的特定礼制场景作出的适应性阐释。

这看似琐碎的经学考辨，背后是一个大问题：郑玄注经究竟是一时之兴，还是体系性建构？答案已经明晰——他所有的注疏，都是在一以贯之的经学体系中完成的。这种体系性，让郑学不只是“知识的堆积”，而是一种有生命的思想整体。

乱世中的道德力量

建安元年，郑玄自徐州返回高密，途中遭遇黄巾军数万人。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这些令朝廷闻风丧胆的起义军，“见玄皆拜，相约不敢入县境”。

这一幕在中国历史上近乎绝无仅有。一个手无寸铁的老儒，竟让数万乱军低头礼拜，甚至相约不踏入他的家乡。顾炎武在《不其山》诗中写道：“为问黄巾军满天下，可能容得郑康成？”诗句中既有不平，更有不解。

今人读这段历史，常简单归因于“尊贤敬能”的淳朴民风。但细察之下，事情远非如此。黄巾军与郑玄之间，存在着深层的思想交叠。黄巾起义以太平道为组织形式，其思想资源与汉代的谶纬之学、阴阳五行学说密不可分；而郑玄博稽《六艺》，亦“时睹秘书纬术之奥”，他对《易》学的精深研究和对图谶的通晓，使他的知识体系与黄巾太平道之间存在着“思想交叠之处”。更重要的是，在终极理想秩序的追求层面，黄巾所祈望的“太平”，与郑玄经学中礼乐秩序的理想形态，有深层的契合。

这也就解释了黄巾军为何“不敢”入县境——那不是普通的尊敬，而是一种敬畏。在他们眼中，郑玄不只是有德行的老者，更是一个掌握着“天人之际”奥秘的人物。黄巾军“见玄皆拜”这一事件，本质上是汉末社会两种不同话语系统——儒家经学与民间宗教——在特定历史情境下的正面相遇与相互承认。

郑玄以一人之德望，在乱世中为一个县境筑起了一道无形的屏障。这是他作为一个儒者，对“修德以安人”最生动的诠释。

寒夜灯火

在郑玄生活的时代，王朝与社会已经沸乱如汤。董卓迁都长安，公卿举郑玄为赵相，道断不至。建安元年，他自徐州还高密，道遇黄巾军；同年，曹操迎汉献帝都许，挟天子以令诸侯。建安五年，官渡之战正在改写历史，七十四岁的郑玄被袁绍强征随军，于元城病逝。

这个时间节点极具象征意义：就在他去世的同一年，曹操在官渡击败袁绍，三国鼎立的序幕正式拉开。郑玄死在了乱世的入口，他用一生心血注成的经书，却成了乱世中最坚固的精神堡垒。

《拾遗记》称京师谓康成为“经神”。神者，非神异之谓，而是指他如灯塔一般，在文化的漫漫长夜中为后来者指引方向。他身后，天下大乱，洛阳倾覆，长安焚毁，文献散佚殆尽。然而郑玄的注本因其精深博大，在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动荡中，竟如寒夜的星火一般，被一代代学人传抄、守护、传承。

1967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了一件珍贵文物——唐代景龙四年十二岁私塾学生卜天寿抄写的《论语》郑氏注长卷。一位西域边陲的少年，手持的竟是郑玄的注本，用一笔一画的方式，让千年前大儒的文字在丝路上重新呼吸。这便是文明的力量。当战火割裂大地，当政权此消彼长，真正让一个民族“不断裂”的，正是这一条由郑玄们用心血浇灌的文脉。

一千八百九十九年后的回响

今日之世界，今日之中国，正经历着又一场深刻的文明转型。市场经济的浪潮、数字技术的革命、全球化的碰撞，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让传统与当下的关系变得前所未有的复杂。有人高呼“国学复兴”，有人质疑经典的价值，有人试图将传统简化为心灵鸡汤或表演符号。在这样的时刻，我们为什么要纪念一个生于公元127年的读书人？

答案或许就藏在他的人生选择里。

郑玄很可贵的精神，在于他的“不激不随”。他不像当时的许多名士那样，以清议干政博取名声；也不屑于做纯粹的训诂之匠，埋首故纸不问世事。他以最大的热忱扎进经典，又以最大的理性调和异见。他不是时代的逃兵，他是时代的摆渡人——将周公、孔子以降数千年的文明遗产，稳稳地渡到后世。

今人常言“文化自信”，但自信从何而来？从“知其所以然”中来。郑玄一生所做的，就是让经典“知其所以然”。他注《周礼》，让先秦的官制可考；他笺《毛诗》，让三百篇的风雅可解；他释“礼”，让中华文明的秩序理念有了系统的经学表达。一个民族，只有回到自己的经典，理解自己从何处来，才能在面对世界时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

郑玄在给儿子益恩的家书中写道：“但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亦庶几以竭吾才。”这二十三个字，是一个知识分子对自己一生志业最朴素也最庄严的交代。他没有说要“开创新学”，没有说要“垂范后世”，他只是想把先圣的本意说清楚，把百家的纷乱理整齐。但恰恰是这样的谦卑，成就了最大的不朽。

今年七月初五的月光，与一千八百九十九年前并无不同。潍水依旧东流，郑公祠前松柏苍苍。那位曾在乡间做啬夫的少年，那位在马融门下三年不得亲授的求学者，那位在党锢之祸中闭门注经的孤独者，那位被袁绍强征、病逝于乱军途中的老人，他的一生，是几十年如一日做学问的定力风骨，是对“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最壮丽的诠释。

“无孔孟不足以传周公，无郑玄不足以传孔孟。”这或许是后人对郑玄最高的评价，却也是最朴素的史实。他活在每一个翻开《十三经注疏》的深夜，活在后世每一次对“礼”与“仁”、对“天下大同”的追寻里。

经神不灭，文脉不绝。谨以此文，遥祭康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