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探潍坊红艺校

从“私人的情未了”到“公共的文化遗产”——浅探潍坊红艺校

鲁网8月18日讯（记者 王玉龙）8月17日，处暑将至，潍水静流。

一场名为“缘起红艺校 书香忆芳华”的座谈活动在潍坊市图书馆举行。与会者中，有人已经年过八旬，鬓发染霜；有人从外地专程赶来，风尘仆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原潍坊市红艺校的师生。而将他们重新聚拢到一处的那根线，是一本书，于波编纂的《红艺校·情未了》。

活动本身并不张扬，没有盛大的仪式，没有铺张的排场，不过是一场座谈，一番叙旧，几段即兴的丝竹和鸣。但若细察这场活动所牵出的那条文化脉络，便会发现，它所承载的分量远远超出了一个学校校友聚会的范畴。

这所仅存两年有余的学校，这本由一位退休警察伏案两载写就的文集，这场在公共图书馆里举办的座谈，共同构成了一种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它关乎一座城市如何打捞自身的记忆，关乎一种教育理念如何在半个世纪后依然发出回响，更关乎一群普通人如何以真诚的书写，将私人的怀旧升格为公共的精神财富。

一卷存岁月

《红艺校·情未了》是一部怎样的书？

煌煌516页，20余万字，收录38位师生的人生故事，59篇文稿，259张老照片，800余条留言。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人的巨大心力。

于波，原潍坊红艺校1976级二年级学生，从警四十载，曾远赴东帝汶执行维和任务，荣获联合国和平勋章。退休之后，他没有像许多人那样含饴弄孙、优游卒岁，而是把自己关进了书房，开始了长达两年的伏案工作。他打捞记忆，走访同窗，考证细节，将一段行将消失在岁月深处的历史，一字一句地凝固在纸面上。

这部书的价值，首先在于它的文献品格。

在《红艺校·情未了》问世之前，红艺校的过往只零星存留于亲历者的私人记忆中。它没有完整的校史档案，没有系统的影像记录，那些在练功房里挥洒汗水的少年、那些在琴房里打磨技艺的晨昏、那些深入矿井体验生活的经历，都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变得模糊。于波所做的，是一场抢救性的文化打捞。他凭借自己“在场者”的身份，凭借对每一位师长的敬重、对每一位同窗的挂念，将碎片化的口述记忆、稀缺的影像资料、真挚的文字随笔深度融合。书中不仅有师生们的音容笑貌，还有当年上课的点名簿、手写的成绩册、校内建筑的平面图。这些细节，在正规的史志档案中或许无足轻重，但对于还原一段真实的历史而言，却是不可或缺的肌理。

词作家郭岐在评价这本书时，用了一个精准的概念——“微历史”写作。所谓“微历史”，并非历史的细枝末节，而是从个体的生命经验出发，以有血有肉的人物和故事来映照时代的光影。于波写恩师郭聿宏教手风琴时的比喻——“这里要像潍县萝卜咬下去，脆生生的，带着地头的湿气”——一个动作、一句话，便让一位艺术教育者的风范跃然纸上。他不堆砌履历，不罗列成就，而是让人物带着自己的音容笑貌从文字中走出来。它让历史变得可感、可触、可亲。

正因如此，今年6月，当于波将这部书捐赠给潍坊市图书馆时，私人的怀旧，也便正式成为公共的文化资源。图书馆为这段历史提供了永久的栖身之所。从此，红艺校不再仅仅是那一小群人的青春回响，而成为潍坊这座城市可以随时翻阅的集体记忆。

一代人的精神图谱

如果仅仅是一部书，还不足以构成一种“现象”。真正让红艺校故事具有文化深度的，是它所折射出的那一代人的精神气质，以及这所学校在短短两年间所实践的教育理念。

红艺校诞生于1976年，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校址设在潍坊市区西马道的七中分院和东风西街的三中分院，没有气派的校舍，没有充足的经费，只有八千元乐器购置费、二十名教师、一百五十名学生。招生对象是从全市中小学选拔的艺术特长生，涵盖小学四年级到高中一年级五个年级。办学模式也很有特色：上午按年级上文化课，执行国家教学大纲；下午按专业编班上艺术课，声乐、器乐、舞蹈、表演、美术各设门类。

这种“半天文化课、半天专业课”的模式，在今天的教育语境中或许会被贴上“素质教育”的标签，但在当时，它不过是一群教育者朴素的直觉——他们相信，学艺术的孩子不能丢了文化根基。原校长宋仲璐将这种理念概括为四个字：“保文能艺，文、艺相长。”文化课教师须一专多能，跨学科跨年级兼课；艺术课教师也兼文化课。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地理、历史、政治，一门不落，全部开齐。一个学生上午解方程、读文章，下午便在把杆前压腿、在琴房里练指法。这种教育方式看似简单，今天看来，其实蕴含了对“人”的完整性的深刻理解：深厚的文化积累是艺术之路的根基，而艺术的滋养又能让文化学习焕发别样的生机。

然而，如果红艺校只是培养了一批艺术特长生，它或许不会在半个世纪后依然被人念念不忘。它的特别之处还在于一种更深层的教育品格——不关门办学，不脱离生活。

红艺校的师生们走出校园，深入农村、厂矿、军营、街头演出。老师们带队下矿井体验生活，在黑暗的巷道里推煤车，将真实的生命体验融入创作。当年那批青年教师，胸前戴着团徽，挖水渠、摆自行车、帮学生热饭，用行动诠释着什么是“共青团员”。他们身体力行地教会学生：艺术不是象牙塔里的孤芳自赏，而是扎根泥土、服务人民的事业。后来从红艺校走出的那一代人，无论是站上世界舞台的作曲家王备、在维也纳金色大厅奏响《十面埋伏》的琵琶演奏家葛羽环，还是在总政话剧团、青岛话剧院成为台柱子的国家一级演员，抑或是进入量子物理领域的科学家顾永建、远洋航运家兼诗人浮冰，他们的身上都带着一种共同的底色——扎实的功底、宽广的视野、对艺术近乎本能的敬畏，以及对生活的深刻理解。

半载红艺校，一生未了情。这种精神底色，或许才是“红艺校现象”最核心的文化密码。它是一代人的精神图谱，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凭借一群人的热忱与坚守，凭借一种看见“人”的教育理念，一所简陋的学校竟然放射出了如此惊人的光芒。

以书为桥

于波并非一开始就立志要成为红艺校的“史官”。

他说，他的写作，最初不过是一种朴素的情感驱动——他害怕那些人和事就这么散了。正如他在书稿最后一篇《走着走着，我们就这样散了》中所写：“还在身边的人，要多看几眼。还能说的话，要早点说。还能握的手，要握紧些。因为走着走着，就真的散了。”这是一种面对时间流逝的无力感，也是一种试图以文字对抗遗忘的倔强。

但当他一篇篇文章在微信上连载，当那些失散多年的师生因为这些文字重新取得联系，当《潍坊晚报·人文潍坊》用8个整版的大篇幅进行专题报道，当“红艺校现象”成为潍坊文化圈的一个热词，这场私人写作已经悄然演变为一场公共文化事件。2026年4月，红艺校五年级部分同学在懿轩庄园举行“春日雅集”，师生们在春日的院落里翻阅书样、合唱《友谊地久天长》。同年8月，这场在潍坊市图书馆举办的座谈，则将这一文化事件推向了更正式的公共空间。座谈会上，老艺术家们即兴登台，琵琶、二胡丝竹和鸣，辅以深情演唱，悠扬旋律承载着一代人的文艺芳华。这一幕，也是“红艺校”最生动的注脚——它从未远离舞台，从未远离生活，也从未远离人。

这是“民间”的，也是“自发”的。无论是于波的写作、同学们的聚会，还是老教师们接受采访时的倾情讲述，都并非由政府或机构组织推动，而是源自一种内在的文化自觉。他们不只是在怀旧，更是在用各自的方式守护一段共同的精神遗产。

一座城市的共享记忆与美育遗产

“红艺校现象”所引发的思考，远不止于一所学校的故事。

首先，它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一座城市的文化深度从哪里来？通常，我们会想到名胜古迹、历史文献、非遗项目，这些当然是构成城市文化的重要元素。但“红艺校现象”提醒我们，一座城市的文化厚度，还存在于每一个普通人的生命经验中。那些曾在西马道旧校门里练琴的少年、那些在矿井下推煤车的师生、那些在舞台上演出的演员，他们的故事本身就是城市的文脉。当这些故事被郑重地记录下来，被郑重地收藏在图书馆里，被传播开去，城市的集体记忆便不再是空洞的概念，而有了具体的面容和温度。

其次，它为当代美育提供了一份值得回望的参照。红艺校已经不存在了，但它所践行的“文艺相长”的教育理念，它对“艺术扎根生活”的坚持，它所培养出的那种既有专业深度又有人文广度的人才类型，与某些围绕升学指挥棒运转、批量生产“流水线产品”的教育办法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对比。当我们今天反复讨论“素质教育”“全面发展”“核心素养”时，红艺校的两年实践或许能提供一些朴素而有力的启示：教育不是把人训练成工具，而是让每个人都成为完整的自己。

再者，它展示了一种“微历史”写作的公共价值。于波不是历史学家，他只是一个不愿让记忆消散的普通人。但他用两年的伏案，为一座城市打捞了一段珍贵的历史。这种“自我”的写作，让历史书写不再是专业史家的特权，而成为每一个有心人都可以参与的公共事业。正如山东第二医科大学人文艺术教育中心主任马永安教授所评价的：“这本书，也许初衷是为红艺校周年庆而为师生们进行的私域化人生记录，但却在不经意间为这座城市挖掘整理了一段文艺人才和文艺教育的历史，总结提炼出了一种人文艺术教育的宝贵经验。”这种“不经意”的书写，恰恰是民间文化活力的最好证明。

座谈会结束时，已是午后。图书馆外的阳光斜斜地照进来，落在那些白发苍苍的与会者身上。他们在合影，在握手道别，在说“多保重”。五十年前的少男少女，如今已是年近古稀的老人。但在那些对视的眼神里，在那些依然清亮的嗓音中，红艺校的影子还在。

于波在《红艺校·情未了》的扉页上题了五个字：“一卷存岁月。”这五个字，既是这本书的自我定位，也是一种文化态度的宣言。岁月留不住，但可以被存下来；记忆会模糊，但可以被写下来。

潍水依旧，艺情未了。红艺校的校址早已化作一片住宅区，当年的老槐树还在原地伫立。但正如这所学校的学子们所说：“其实，红艺校从未真正离去。它的精神，早已化作了我们每个人生命中的基因。”

当这段话被写在书里，被读到的人看见，被图书馆收藏，被一座城市记住，它便获得了超越时间的生命。

潍坊是一座有文化底蕴的城市。这样的“书香忆芳华”的故事，或许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