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从监视器后走出来,“今天是好日子,非要抠这几个字吗?”
我把台本递给他,“这几个字不是我写的。”
“她问我怪不怪,我回答了。你们觉得答案不对,是因为我没说你们想听的话吗?”
二哥低声劝我:“纪录片需要冲突,也需要和解。你配合一下,后面都可以剪。”
“剪成什么?”
“剪成我心甘情愿感谢她吗?”
纪鹿忽然捂住胸口,弯下腰。
“我喘不上气……”
母亲第一个冲过去。
父亲扶住她,大哥去叫医生,二哥给她拍背,三哥让摄制组关灯。
刚刚对着我的六台机器,也齐齐跟了过去。
我还站在门口。
手里拿着那张教我感恩的台本。
场务已经把门口的地毯重新铺了六次。
地上贴着一块黄色胶带,标着我应该停下的位置。
母亲和纪鹿脚下也有。
不同的是,她们站在灯光最亮的地方。
而我的标记,在门外。
我低头看了两秒,原来从第一遍开始,他们就没准备让我真正走进来。
他们只需要我停在门口,红着眼睛看向这个家。
父亲回头,压低声音道:“你回来第一天,能不能让这个家体面一点?”
我看着被所有人围在中间的纪鹿。
“我被找回来,是一件不体面的事吗?”
父亲脸色沉了。
“别曲解我的话。”
“那您告诉我。”
我指了指镜头。
“这部纪录片拍的,到底是我回家,还是她被原谅?”
没有人回答,导演把耳机摘了下来。
他大概以为机器已经停了,可角落里的主机还亮着红灯。
刚才那句话,被完整地收进了原始素材。
开机第二天,摄制组带我回旧县城。
导演说要补拍童年段落。
那栋筒子楼已经没人住了,墙皮被雨水泡得发黑,三楼的窗户还缺了一块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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