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产业融合”的双螺旋结构与五大误判

科技螺旋以探索为导向，产业螺旋以效率为导向，两者若混为一谈，要么导致技术被短期商业指标压制，要么导致创新脱离市场而无法落地。

全球科技竞争越激烈， “科技-产业融合”治理中的误判就越昂贵。

在实践中，各类治理者面临着“扭曲”的局面：研发投入与政策措施不断加码，预期的产业成效却迟迟没有出现。科学家抱怨商业诉求太急功近利，企业家感叹实验室成果“中看不中用”，而产业园区的管理者则在不断增加的补贴与收效甚微的指标间徘徊。

这种错位往往不在于投入不足，而源于一种根深蒂固的“线性模式”思维：把科技和产业的关系理解为一条前后相继的“线性转化链条”，即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到成果转化再到产业化。这一模式的问题在于，用一种逻辑同时对待原本并行运行、节奏不同、评价不同的两个系统。

实际上，“科技和产业”更像两条同时运行的螺旋——双螺旋结构。科技螺旋以探索为导向，强调不确定性探索与能力积累；产业螺旋以效率为导向，强调规模化与商业回报。两者目标函数根本不同，若混为一谈，要么导致技术被短期商业指标压制，要么导致创新脱离市场而无法落地。

从双螺旋结构来看，实践者真正困难的是识别科技螺旋和产业螺旋分别起什么作用，何时发生切换，通过什么接口耦合，又在什么条件下受到约束。因此，“科技-产业融合”过程中许多看似分散的低效、错位和受阻的问题，背后往往不是资源不够，而是治理者的判断出了偏差。从双螺旋治理视角看，实践中的高代价误判，往往发生在五个不同层面：对象识别、阶段判断、耦合方式、转化过程和外部约束。

本文将详述这五种误判在现实中的具体情景。文中结论与案例均来自作者长期从事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制度性融合的一线观察与政策咨询实践。中国现有200多个国家级科研机构、400余个各类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及科学城、2000多个各类创新平台和新型研发机构。本文旨在为这些机构的治理者提供一个超越线性成果转化思维的判断框架，以提升中国“科技-产业融合”的质量与效果。

偏差一：对象误判

把双系统问题压成单系统问题

第一类误判，出现在治理者没有真正把科技系统和产业系统区分开来。该按科技逻辑推进的，被过早要求产业回报；该按产业逻辑解决的，又被寄希望于科技资源自然带动。结果往往不是两边同时增强，而是两边都被拖住。

园区治理中，这类误判非常常见。北京某园区负责人就长期受困于此：园区内科研设施和创新平台密度已经很高，但本地产业基础薄弱，创新成果大量外溢，始终难以在本地形成产业集聚。压力之下，最直接的思路是“把研究机构整体搬来”——似乎只要科研活动留在本地，产业就会顺势留下。但推进之后很快发现，这条路代价极高。科研机构搬迁涉及设备重建、系统调试、数据迁移和团队重组，成本巨大、周期漫长。更关键的是，科研集聚从来不是简单的人数叠加，而是高水平团队、平台能力和协同网络共同作用的结果，无法通过行政搬迁直接复制。这里真正错位的，不是地方想发展产业，而是本应由产业体系解决的问题，被误判为可以通过继续强化科技供给直接解决。当本地产业承接能力不足时，再多科研资源的叠加，也很难自动转化为本地产业动能。

研究机构推动成果转化项目中的关键分歧，很多也是同一种错位。例如，某研究所生物技术团队推进新质蛋白项目时，创业者与科学家很快就出现了明显分歧。前者希望在10个月内形成可融资产品，哪怕牺牲部分技术质量，也要先把订单和资本窗口抓住；后者则认为关键技术还没有跨过稳定性和可重复性的门槛，继续打磨技术比急功近利更重要。表面看，这是节奏分歧，实质上是科技逻辑和产业逻辑被放进同一时点、同一目标函数里硬性求解。科技逻辑的价值，在于把产品做出来；产业逻辑的价值，在于把产品做成可持续实现价值的业务。两者一旦混同，就容易发生误判。实践中，很多科学家容易把技术价值误判为产业价值，进而高估自己的“技术”，难以达成与产业合作。

这类误判的共同特征是，本来属于两套系统的问题，被压成了单一逻辑来处理。真正高效的治理，不是让科技直接替代产业，也不是让产业过早压倒科技，而是先把双系统区分开来，再讨论它们如何耦合。

偏差二：阶段误判

忽视主导权切换

第二类要防范的误判是，治理者已经意识到科技和产业是两套系统，却没有意识到两者之间的主导权会随着阶段变化而发生切换。双系统并行，并不意味着二者始终平均用力。技术突破阶段，科技螺旋通常居于主导，治理重点应当是保护探索、容忍不确定性、支持长期积累；而一旦技术进入工程化、产品化和产业扩散阶段，决定成败的关键就会迅速转向产业螺旋。这个时候，如果治理方式还停留在科技逻辑中，问题往往就不是“转化慢一点”，而是会出现组织失配。

例如，某晶体材料相关技术最初源于高能物理探测需求，后来逐步进入医学成像等应用场景，某研究机构在这一领域形成了明显技术优势，因此成立公司推动产业化。问题出在后面，当技术已经进入市场化阶段，治理方式却没有随之切换，仍然沿用科研体系中的师承关系模式来治理，而不是清晰的权责结构、激励机制和制度约束。结果关键人员出走创业，形成新的竞争主体，并引发争议。表面上看，这是利益分配问题；更深一层看，是主导逻辑变了，治理方式没变，最后技术优势没有转化为产业优势，反而转化成组织分裂。

这类问题在技术创业项目中并不少见。很多技术型企业真正的风险，并不在于前期没有技术突破，而在于突破之后仍然用科研逻辑管理产业化过程。技术阶段可以接受关键能力掌握在少数核心人员手里，依赖强个人判断。但一旦进入产品化和规模化阶段，企业就需要把个人化的技术控制转化为组织化的工程体系、产品体系和激励体系。

从政策层面看，主导权切换的关键在于识别信号，既不能太晚看到产业逻辑的到来，也不能太早让产业逻辑压住科技逻辑。主导权切换的识别，并非在于主观选择，而是取决于不确定性是否被系统性消化到可承受区间。

对这一“可承受区间”的判定，至少可同时观察技术可复现性、工程稳态与场景可复制性三类信号。不存在“永远以科技为中心”或“始终由产业牵引”的固定模式。这也是近年来中央政府倡导“企业前置参与科技项目”的原因。但这一政策导向也容易被误读。例如，在未来显示领域，某龙头企业牵头联合高校、研究所组建重点实验室，并不是简单地“企业来做国家项目”，也不是把重大技术攻关完全交给企业，而是让企业更早进入关键技术路线的形成过程。

这给治理者的启示在于，双系统并行，不等于治理方式不变。治理者需要及时识别阶段信号，在不确定性仍高时保护探索，在技术可复现、工程趋稳、场景可复制时及时转向工程化、产品化和组织化。判断滞后，科技优势会在最接近产业成功时失速；判断过早，技术探索也会被产业化压力消耗。

偏差三：耦合误判

把制度化接口做成项目补丁

第三类要防范的误判是，一旦科技与产业脱节，治理者首先想到的往往是把“中间一段”做强，似乎多加几个项目、多搭几个平台、多办几场活动，就能把两套系统接起来。问题在于，科技螺旋和产业螺旋不会自动缠绕，中间缺的往往不是一次性的拼接，而是能够持续识别需求、组织验证、反馈迭代、放大能力的制度化接口。

很多治理者的问题，恰恰出在把接口做成了项目，而不是机制。研究机构往往等成果出来后再去匹配企业、市场和场景；企业则常在需求出现后急于寻找现成技术，期待通过一次对接、一个协议就快速落地。结果是，活动办了不少，协议签了不少，平台牌子也挂起来了，但真正进入工程验证、场景适配和持续迭代的项目并不多。项目一结束，资金退场、团队松散、合作中断，原本应当沉淀的接口能力也随之消散。

一些连续创业者已经在实践中摸到了这个问题的要害。例如，深圳某创业者逐渐意识到，技术研发投入高、失败率高，单一创业企业很难长期维持一支稳定的核心技术团队，一旦项目失败，能力往往也会随组织一起消散。后来他调整了做法，与深圳某国家级研究机构建立长期稳定合作关系，把关键技术能力通过制度化合作“外置”在科研机构中承载。这样，即便单次项目失败，研发能力仍可能在下一轮创业中被快速调用。

对治理者来说，这类误判的启示在于，对接和平台并非不重要，关键是要把它们从一次性撮合，升级为制度化接口。“科技-产业融合”所需要的是常态化、机制化的制度结构，使需求识别、工程验证、场景反馈和能力沉淀能够稳定运行，推动科技能力和产业需求在长期互动中持续耦合。

偏差四：过程误判

把转化当成一次性交付

第四类要防范的误判，往往出现在成果转化已经启动之后。很多治理者默认，实验室成果一旦完成验收，企业接手放大就意味着转化进入收尾阶段。这种理解便于流程管理和阶段考核，却忽视了技术转化的真实过程。

现实中，产业园区治理者的困境正在于此，不少引进项目在实验室阶段表现优异、验收材料完整，但一进入真实场景，就暴露出工艺不稳、成本过高、系统适配不足、维护复杂等问题。科研端已按流程完成交付，产业端又缺乏继续迭代的能力和耐心，产业园区夹在中间，既难以宣布项目失败，也很难推动其真正落地。

问题在于，产业从来不是技术的被动接受者，而是技术演化的重要参与者。很多成果并不是在实验室中一次定型，也不是按照预设用途直接进入市场，而是在不同场景中经过试用、迁移、反馈和再定义，逐步形成产业价值。技术能否落地，不仅取决于初始先进性，更取决于它能否在真实应用中暴露问题、吸收反馈、修正路径。

典型案例表明，技术价值往往在跨场景迁移中被重新发现和放大。例如，国家重大科学工程“天眼”中的钢索技术，最初服务于大科学装置建设，后来进入港珠澳大桥等重大工程场景。关键不在于它一开始就瞄准桥梁工程，而在于它没有被锁定为单一科研配套技术，而是在新的工程场景中被重新识别和放大。闪烁晶体技术也类似，最初源于高能物理探测需求，后来进入高端医学成像设备；福岛核泄漏之后，社会对生活辐射监测的需求又进一步打开了新的应用空间。

对治理者而言，过程误判的启示在于，成果转化不是终点交接，而是持续演化；不是把技术一次性交给产业端，而是要为技术的中间态保留试错、迁移和再定义空间。真正有效的治理，应建立持续反馈机制、跨场景试用机制和二次开发支持机制，让技术能够在真实场景中暴露问题、吸收反馈、调整路径，并在新的应用场景中不断放大价值。

偏差五：边界误判

忽视外生约束对目标函数的重塑

第五类要防范的误判，是把“科技-产业”系统看得过于封闭，低估国家安全、绿色转型、国际竞争和制度环境对技术路线的塑造作用。很多时候，技术路线并不只是由内部效率决定。一旦外部约束发生变化，原本看起来“更高效”的路径，可能迅速变成系统性风险；而原本成本更高、回报更慢的投入，则可能因为国家需求和制度约束，转化为新的战略能力。

很多高代价误判，并非技术本身出错，而是把外生约束当作附加条件，往往优先选择当下更便宜、更成熟的路径。一旦安全、绿色或国际规则约束收紧，短期理性就可能转化为长期被动。

例如，围绕CAD（computer aided design，计算机辅助设计）等工业软件底层能力建设，相关研究机构的工作重心也在发生变化。过去，在国外成熟软件体系长期占据主导的情况下，国内研究力量更多是为现有软件体系做局部缝补，数学建模能力虽强，但很难真正改写底层格局。后来，随着自主可控上升为国家战略，原来“有没有必要自己做”更多是一个市场效率问题，后来则变成了“底层能力能不能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安全问题。研究机构的路线也随之改变，不再停留在为既有软件体系修补高难度底层技术，而是转向更体系化地开放数学模型基座，为自主工业软件提供底层支撑。这里真正发生变化的，不只是技术路线，还有目标函数本身。原先按商业效率看未必划算的投入，在国家安全约束下，反而成为必须补上的能力短板。

这对治理者的启示在于，关键不在于判断一条路径当下是否更便宜或更成熟，而在于识别外部约束正在如何重塑技术路线。科技竞争的核心，不只是效率比较，更是对安全、绿色与制度环境的前瞻性考量。

在全球高速变革的今天，“科技与产业”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一条前后相继的直线，而更像相互牵引、相互塑造、共同演化的双螺旋。谁能更早理解这种复杂性，治理好科技螺旋与产业螺旋之间的互动，谁就能在新一轮竞争中赢得先机。因此，避免关键性误判，是“科技-产业双螺旋”治理的起点，也是走向有效融合的关键一环。面对科技与产业的复杂耦合，治理者需要在更深层次上完善判断框架：分清目标函数，识别阶段切换，建设制度化接口，维持反馈迭代，前置外部约束。只有把这些判断制度化，“科技-产业融合”才能跳出项目、平台和对接的表层循环，真正走向稳定、可复制、可持续放大的治理能力。

毕勋磊 | 文 程明霞 | 编辑

毕勋磊是中国科学院科技创新发展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长期从事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制度性融合研究。曾参与国家相关科技和区域创新规划制订工作，主持现代科研院所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研究等战略研究任务，并谋划推动了若干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和院地合作专项任务，且长期跟踪国家科研机构、国家高新区、新型研发机构和科技创业企业在“科技-产业融合”中的实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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