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富先老，印度人口危机来了

◆2011年10月，印度北方邦一家医院，几名妇女抱着刚出生的婴儿等待体检。（美联社）

文/一墨

编辑/漆菲

33岁的普里娅（Priya）来自印度第三大城市班加罗尔。她在大学期间便决定不生育，但依然希望找到一位认同这一选择的伴侣。此前，多位追求者因无法接受她的生育观念，最终不了了之。曾在收容所工作的普里娅对无家可归的儿童颇为关注。无论未来能否组建家庭，她都计划在40岁时收养一名残疾儿童，或曾遭受心理创伤的儿童。

同在印度南部的金奈，某知名出版社编辑艾西瓦娅（Aishwarya Kathiravan）与丈夫也选择了丁克生活。她认为，印度人口已经十分庞大，自己没有必要进一步增加人口；她热爱动物，把宠物视作自己的孩子，也对目前的生活状态感到满足。对于亲戚们频繁催生，她颇为反感。在她看来，如果把孩子视为未来养老的依靠，本身是一种自私的期待。

像普里娅、艾西瓦娅这样主动选择不生育的年轻人越来越多，让印度南部一些邦政府开始感受到压力。泰米尔纳德邦卫生部长阿伦拉杰（K. G. Arunraj）日前公开表达了对本邦生育率持续下滑的担忧。该邦总和生育率已降至1.4以下，60岁以上人口占比约16%。他透露，邦政府正在考虑效仿邻邦安得拉邦的做法，对生育第三胎的家庭给予奖励。

今年5月，安得拉邦首席部长钱德拉巴布（Chandrababu Naidu）宣布，将对生育第三胎的家庭奖励3万卢比（100卢比约合7.1元人民币），第四胎奖励4万卢比。过去数十年间，该邦总和生育率急剧下降，从1993年的3.0跌至现今的1.5，远低于2.1的人口更替基准线。

◆印度安得拉邦首席部长钱德拉巴布提出新的生育激励政策，受到南部各邦效仿。（图源：美联社）

“安得拉邦出台生育激励政策，加上泰米尔纳德邦及其他南部邦相继展开相关政策讨论，意味着印度的人口治理思路正在发生明显变化：从过去侧重控制人口增长，逐渐转向更加鼓励生育、营造生育友好环境。”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医学与社区卫生中心前主任桑格米特拉（Sanghmitra S Acharya）教授向《凤凰周刊》分析称，“但不应简单将现金补贴解读为政府催生，它其实是人口、经济与多重政治焦虑交织下的应对方案。”

尽管印度人口仍在增长，并于2023年超过中国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但人口持续增长的表象之下，结构性转折早已出现。上世纪90年代，印度人口年增长率一度达到2.2%，如今降至约0.9%；千禧年之交，印度每年新增人口接近2000万，2024年降至不足1300万。总和生育率也在持续下降：从上世纪50年代约5.7，降至2019年前后的2.0，2023年进一步降至1.9。

更值得关注的是，印度的人口转型并非整齐划一，而呈现出明显的南北分化。北方邦、比哈尔邦等七个北部邦的总和生育率仍在2.5至3.0之间，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南印度的喀拉拉邦、泰米尔纳德邦和安得拉邦，总和生育率已降至1.3至1.5，接近日本、韩国以及部分欧洲国家的水平。问题在于，这些地区尚未达到发达经济体的收入和社会保障水平，却已提前进入低生育、人口老龄化阶段，某种程度上面临“未富先老”的人口困境。

人伦悲剧不断增多

如果说，人口红利曾为印度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助力，那么如今，随着人口结构加速转变，老龄化逐渐从潜在问题演变为重大挑战。桑格米特拉警告说，“低生育率最终会导致劳动年龄人口萎缩、老年人口占比飙升，随之而来的是养老金、医疗财政支出暴涨，青壮年劳动力赡养负担陡增，多个行业出现用工缺口”。

低生育率已经重塑南部各邦的劳动力结构。2025年，班加罗尔国家高等研究院针对当地非正式定居点的600名外来务工人员进行了调查，其中249人为跨邦务工人员，约85%来自比哈尔邦、贾坎德邦、中央邦、奥里萨邦、北方邦和西孟加拉邦等六邦，他们大多在建筑工地、工厂、渔港码头等地工作。

印度人口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库马尔（Retna Kumar）认为，南部低生育率催生了持续的北民南迁浪潮，劳动力短缺是当下最直观的影响，未来情况会进一步加剧。

青年人口的萎缩带来一个更直接的后果：老年抚养比持续攀升。2021年，印度老年抚养比约为16，即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对应16名老年人；到2050年，这一数字预计将升至30。

印度南部各邦的社会保障体系虽在国内领先，但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仍显薄弱。以喀拉拉邦为例，劳动人口参与养老金计划的比例为19.4%，虽高于印度全国12%的平均水平，却意味着超过八成劳动人口尚未被纳入这一保障体系。

◆印度卡纳塔克邦，一家主要面向老人的政府贫困救济中心。（图源: DH PHOTO）

社会保障体系存在短板，养老困境衍生的人伦悲剧不断增多。喀拉拉邦素有“印度欧洲”之美称，但光鲜标签之下，遗弃老人等事件频频上演。

在古鲁瓦尤尔、奥奇拉等知名朝圣城镇，不少子女假借带年迈父母朝圣之名，将老人抛弃在寺庙周边。老妇帕德玛瓦蒂便是一名受害者，她在财产被子女侵占后遭到遗弃，寺庙附近还有约百名贫困老人有着相同遭遇。

在卡纳塔克邦一家环境破败的养老院，苏玛拉塔（化名）此前经历过多次自杀未遂。2019年丈夫离世后，她的财产惨遭儿女侵占。但后者却未尽赡养义务，反而持续辱骂、动手伤害苏玛拉塔，造成她眼周、肩膀多处淤青。她表示，未来将通过诉讼向子女追回财产。

该养老院共有五位老人，苏玛拉塔之外，其余四位老人的境遇同样凄惨。其中，66岁的乔蒂（化名）无法回到贫困潦倒的姐姐身边，贝古姆（化名）不清楚自身年龄，也与唯一的兄长失联。当初，她的兄长以接她回家为由，将她送入这家养老院。

伴随人口老龄化加剧，类似悲剧在印度愈发多见。官方数据显示，2023年至2024年，印度虐待老人和老年人犯罪案件激增17%至18%。印度老年人援助组织通过调查发现，约82%的受虐待老人平日与家人同住，而家庭往往是虐待的主要发生地。35%的受虐待老人指出，儿子是首要施暴者，儿媳紧随其后。

◆印度安得拉邦维杰亚瓦达，一名80岁老妇被子女遗弃街头。（图源：《印度教徒报》）

低生育率亦给南部各邦带来严峻的政治挑战。印度当前正在开展全国人口普查，完成后，该国或将依据人口数据重新分配议会席位，为下次大选做准备。桑格米特拉告诉《凤凰周刊》，“联邦政府计划推动选区重划，早年严格落实人口管控的安得拉邦、泰米尔纳德邦等南部邦，如今反倒陷入不利境地。由于人口基数小，南部邦未来拥有的议会席位必然会少于那些人口增长更快的北部邦。”

有预测称，按照目前人口数据，安得拉邦在联邦议会的议席预计减少5席，卡纳塔克邦将减少2席，喀拉拉邦将减少6席，泰米尔纳德邦受冲击最大，或将流失9席。

除了议席之外，南部各邦在财政分配机制中同样处于劣势。印度各邦根据人口、财政需求以及人均收入等多项指标，可从中央税收中获得一部分财政收入。南部各邦人口总量偏小、人均收入更高，在分配规则下非常吃亏。不过，包括印度总理莫迪在内的多名高级官员暗示，议会席位与财政分成的调整不会仓促落地。

桑格米特拉称，南部各邦正在承担“人口治理成功”后带来的代价，生育率因此成了极敏感的议题。当地政府焦虑的不只是“缺少新生儿”，更叠加多重现实顾虑，例如未来联邦议会政治话语权、中央财政转移分配额度、劳动力供给、老龄化代际赡养压力、高昂育儿成本等。

她进一步指出，印度政坛正呈现出“唯人口数量论”的趋势：政坛博弈的核心越来越比拼人口数字，而非辖区居民生活质量、发展水平等指标。

悬殊的南北生育率

早在20世纪50年代，为应对人口快速增长，印度成为全球首个制定国家级计划生育政策的国家。此后，印度的人口控制政策一度走向激进，并在1975年至1977年的“紧急状态”时期大规模推行强制绝育，引发广泛争议。

◆2023年3月，印度比哈尔邦一家基层医疗中心，几名男子坐在写有计划生育信息的展板旁。（图源：路透社）

数十年来，印度南部长期严格落实相关生育管控政策。依托教育普及、医疗改善、女性地位提升、城镇化推进与整体社会经济发展，南部地区更早、更彻底地完成人口转型；北部各项社会发展指标相对落后，人口转型步伐迟缓，南北之间由此形成悬殊的生育率差距。

过去数十年，泰米尔纳德、安得拉等南部邦在教育、公共医疗与计划生育上投入了大量工作。如今这些邦拥有印度最完善的医疗和教育体系，总和生育率普遍维持在1.5上下。反观北部地区，经济落后的比哈尔邦总和生育率在3.0左右，位居全国榜首；北方邦以2.6紧随其后。

◆2023年4月，印度比哈尔邦乡下，两名妇女和孩子们坐在家门口。（图源：法新社）

桑格米特拉认为，南部生育率明显低于北部，主要受到五方面因素的影响：首先，南部女性受教育程度更高，晚婚更为普遍，避孕工具使用率也更高；其次，女性婚育年龄推迟，客观上压缩了生育窗口期；第三，南部各邦公共卫生体系建设起步较早，避孕服务以及妇幼、生殖医疗资源覆盖更广；第四，当地城镇化水平和居民收入相对较高，但养育和教育成本也随之上升，越来越多家庭倾向于少生、优育；第五，女性劳动参与率和经济独立意识更强，加之婴儿死亡率较低，少子化观念逐渐深入社会。

2025年印度年度样本登记系统（SRS）报告显示，女性受教育程度与生育水平呈现明显关联：受过教育女性的总和生育率为1.8，低学历女性则高达3.3。随着教育水平提升和职业发展机会增加，印度女性的婚育时间不断推迟，生育数量随之下降。类似的分化也体现在收入水平上：印度最贫困的20%家庭总和生育率最高，女性平均生育子女数比最富裕的20%家庭多出约一胎。

桑格米特拉特别指出，高昂的养育成本与年轻人的就业焦虑正成为影响生育意愿的新因素。尤其是本科及医学、工程等专业学位毕业生就业困难加剧，让不少年轻人对未来收入和职业稳定性缺乏信心，进一步推迟甚至放弃婚育。

一些优先追求事业发展的职业女性已经开始选择冻卵。38岁的玛丽亚（化名）是班加罗尔的一位化妆师。她表示，周围一些朋友通过冻卵获得缓冲空间，不必在事业关键期或是尚未遇到合适伴侣时被迫生育。“这让女性多了一种选择，不用仓促成为母亲，可以等到自身条件成熟、发自内心愿意生育时再做决定。”

◆印度古吉拉特邦阿南德，一对夫妇通过代孕生下孩子后拍照。（图源：美联社）

桑格米特拉直言，上世纪70年代印度的人口政策极端且片面，一味以压低生育率为行政目标；如今的政策风向虽然转向鼓励生育，但同样需要警醒，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重蹈历史覆辙。“人口治理应当完成三层递进转型：从单纯人口管控，过渡到保障生育自主选择权，最终全面搭建家庭友好型社会配套政策体系。”

生女奖钱，生男送牛

作为安得拉邦首席部长，钱德拉巴布此前一直支持计划生育，但受到人口结构变迁的冲击，他的态度早已转变。他曾在去年年初警告，倘若缺乏长远眼光，我们终将遭遇严峻的人口老龄化，“日本、欧洲国家已有前车之鉴，老龄化削弱了它们在全球竞争中的实力”。

◆2024年，钱德拉巴布第四次当选安得拉邦首席部长。（图源：ANI）

为了提高生育率，安得拉邦接连推出多项鼓励措施。2024年11月，该邦正式取消“生育两名及以上子女者不得参选地方机构”的限制。去年1月，钱德拉巴布提议将生育子女数量作为地方选举候选人的参选门槛，并暗示此举可以解决该邦生育率下降的问题。紧接着，当年妇女节期间，他又宣布，女性在分娩期间均可享有产假，不再受生育胎次限制。

今年3月，钱德拉巴布向邦议会提交《人口管理政策》草案，其中规定：生育第二胎及以上家庭可获得2.5万卢比的现金奖励；生育第三胎，可连续五年领取每月1000卢比的营养补贴，18岁之前孩子学费全免；产妇可享受一整年产假，新生儿父亲亦拥有两个月的带薪陪产假。

两个月后，钱德拉巴布在之前基础上进一步推出“儿童即财富”（Pillale Sampada）计划，核心是阶梯式现金奖励：生育第三胎的家庭奖励3万卢比，第四胎奖励4万卢比。该邦也是印度首个对三孩、四孩家庭提供现金奖励的邦。

来自安得拉邦的泰卢固之乡党国会议员卡利塞蒂·阿帕拉奈杜甚至提出“生女奖钱、生男送牛”的激励计划。他表示，如果家庭生育第三胎且为女孩，将为其存入5万卢比定期存款；如果是男孩，则赠送一头母牛和一头小牛。

卡利塞蒂称，这项计划将覆盖自己选区内的所有家庭，奖金由他个人薪资承担。他补充说，会为女婴开设一笔定期存款，到其结婚时，这笔存款连同复利最高可增至100万卢比。

◆为鼓励生育，泰卢固之乡党国会议员卡利塞蒂提出“生女奖钱、生男送牛”的激励计划。（图源：路透社）

泰卢固之乡党是执政党印度人民党（下称“印人党”）的重要盟友。尽管莫迪政府并未正式改变长期以来对人口增长的审慎立场，但近年来，多名与印人党关系密切的政治人物接连发出鼓励生育的声音，印度人口政策正在出现耐人寻味的转向。

今年2月，印人党意识形态母体组织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RSS）领袖莫汉（Mohan Bhagwat）表示，由于印度教人口规模缩减，建议印度教家庭至少生育三名子女；去年12月，印人党前国会议员纳夫尼特（Navneet Rana）呼吁所有印度教徒生育三至四名孩子，声称借此避免印度斯坦演变为巴基斯坦。

安得拉邦之后，泰米尔纳德邦也加入鼓励生育的行列。去年3月，泰米尔纳德邦首席部长斯大林（M.K.Stalin）在一名党内员工之子的婚礼上发声，呼吁该邦已婚夫妇“应立即生娃”，以确保该邦在联邦议会上能拥有更多席位。

◆印度金奈一座寺庙礼堂内，泰米尔纳德邦首席部长斯大林出席一场集体婚礼。（图源：ETV Bharat）

今年6月，泰米尔纳德邦宣布每年将批准755.83亿卢比的预算，为父母系该邦居民、在当地公立医院分娩的新生儿发放一枚重达1克的金戒指。该政策将于9月15日正式启动。除了发放金戒指，该邦卫生部长阿伦拉杰声称，未来将考虑借鉴安得拉邦“发现金催生”的模式。

北欧模式值得借鉴

目前，安得拉邦的生育奖励政策落地已满三个月，尽管该邦三孩生育登记量环比上涨12%，但整体生育率未出现明显反弹。

“3万卢比的现金奖励可能会影响投票，但无法说服普通家庭生育第三或第四胎。”桑格米特拉直言，不要指望民众会因为政府的政策转变，就能在一夜之间改变生育选择。“现代家庭的生育规模是民众在城市化、职业压力以及性别角色不平等等多重因素下做出的理性选择。”

◆印度专家呼吁，需加大对产妇医疗保健的投入。（图源：路透社）

日韩及欧洲多国早已开始探索生育激励路径，并持续在现金补贴、托育服务、生育医疗等领域加大投入，但政策效果却参差不齐。

桑格米特拉认为，综合比较不同国家的实践，北欧国家的经验尤其值得参考。北欧国家依托相对完善的性别平等制度、灵活的女性就业安排、较为宽松的育儿假政策以及优质的公共母婴医疗服务，努力降低家庭的生育和育儿成本，从而推动生育率出现一定程度的改善。

日本的经历则表明，单纯依靠经济补贴很难扭转低生育率趋势。尽管日本政府持续增加生育和育儿补贴，但生育率仍在下滑，背后与超长工时、高昂的住房成本以及传统性别分工等结构性问题密切相关。换言之，如果生育激励政策无法有效缓解家庭面临的就业、住房和育儿压力，效果往往十分有限。

桑格米特拉指出，一面推动女性就业，一面单纯鼓励生育，两套政策存在天然冲突。政府不应简单发放生育补贴，而要消除“生育惩罚效应”，落实生育薪资补贴、产后就业支持、普惠托育等配套举措。她认为，理想的生育政策应当保障女性的生育自主权，同时兼顾就业与经济独立。

◆2025年8月8日，印度新德里，接受过“护理陪伴计划”（CCP）培训的库玛里正在家中为产下双胞胎的妹妹利拉瓦蒂梳头。（图源：美联社）

安得拉邦的相关补贴虽标志着该国人口政策转向，但不能仅依靠新生儿的数量评判成效，关键要看社会能否实现生育自由，即民众能自主决定生育数量，不用在养家糊口、个人尊严与育儿之间左右为难。相比于一次性的生育奖金，政府更应围绕托育、女性就业、教育减负、医疗、养老五大维度搭建完整体系，长久提振生育意愿。

历史经验证明，生育率一旦走低，要想逆转极难。一些国家推出延长育儿假、住房补贴、就业保障等深层次福利政策后，生育率虽小幅回升，但复苏进程缓慢，远远滞后于人口下滑的速度。因此，桑格米特拉认为，政府既不应该强制让民众少生育，也不应该一味鼓励多生育。“政策的核心应是，无论民众选择生育一胎、多胎或是丁克，都不必因经济拮据、医疗紧缺、托育不足、职场歧视而被迫做出取舍。”

排版 /李惠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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