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十一个大军区出现了哪些变动？哪个军区受影响最大？

1971年，由于一架飞机的失事，各界都引发巨大震动，尤其是军队系统，从上到下多个级别的指挥员都有受到处理的。

总参、总后、总政等中央总部经历了一轮大“换血”，空军、海军、装甲兵、炮兵、二炮等军兵种也进行了大规模人员调整。

当时全国共有11个大军区，可以说是地方稳定的基石，在这场风暴当中，11个大军区又有什么变动呢？

一、最先变动的北京军区

其实在9月之前，中央就有过一些提前部署，北京军区是最早撤换正职的，并且一撤就是军政两人。

北京军区原司令员郑维山、政委李雪峰其实历史中跟副统帅接触都不多，郑是红四出身、李搞地方工作，两人被卷入的关键原因是九届二中全会。

那场大会分成了华北组、东北组、华东组、中南组、西北组、西南组六个大组，分组讨论时，华北组的陈夫子对张春桥猛烈“开火”，一时间气氛非常紧张。除了批人外，陈夫子还抛出了是否设立国家主席的问题，进行诸多煽动性发言。

他一说完，汪东兴接着表示拥护，由于汪东兴长年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他特殊的身份让华北组产生误解，很多与会人员都被带偏表态。

郑维山后来就说过：“听了陈伯达的话，尤其是听汪东兴说有人反对毛主席，大家都很气愤，华北组的成员一个接一个表态，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

李雪峰是政工干部，比大多数人冷静些，没有上去发言。但当天的简报需要组长签字才能发出，很不幸，李雪峰就是华北组的组长，简报上那个小小的签字，导致他不经意地闯下了大祸。

无论陈夫子也好，汪东兴也好，他们的发言与毛主席的想法是背道而驰的，而且陈夫子的“天才论”让事情发生偏离，主席遂出手敲打，大会一结束，陈夫子就被隔离审查。

北京军区肩负着中央安全的重任，而郑、李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态度，让中央感觉不妥，所以1971年初的华北会议，两人被撤职。

接替成为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是李德生，第一政委是谢部长，但谢部长身体已经很不好，实际主持军区政治工作的是第二政委纪登奎，这两位政治新星在几个月后的所作所为就很让中央放心。

二、较为稳定的昆明军区、兰州军区

这两个军区与101的历史渊源不深，1971年任职的军政主官也都不是四野的人。

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出自三野、实际主持军区工作的第二政委李成芳出自二野（第一政委谭甫仁1970年末遇刺）；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出自三野、政委冼星汉出自一野。

他们在建国后也没有什么紧靠行为，所以这一年的风波对他们影响不大。

三、令人意外的沈阳军区、广州军区

四野从白山黑水打到天涯海角，跟沈阳军区、广州军区渊源最深。但在1971年，这两个军区的军政一把手都没有动。

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政委曾绍山都是二野干部，忠于中央，没有什么串联活动。

广州军区情况就特殊一些，司令员丁盛、政委刘兴元都跟101以及“金刚”里的黄上将关系密切。尤其是黄上将，丁盛能以少将资历当上广州军区司令员，背后就有黄上将的极力推荐，而刘兴元跟黄上将还是儿女亲家。看起来两人要躲过是非常困难的。

但在1971年8月，毛主席在南巡时着重敲打了广州军区，对丁、刘二人说过一句：“你们跟黄关系那么好，将来如果他出了事，你们怎么办？”

丁、刘都是聪明人，马上表示坚决拥护中央，会与黄、林等人保持距离。之后他们也是这样做的，9月大事发生就立即给中央写检讨，毛主席在上面批示“心平气和”四个字，两人得以安全过关。

四、有些波折的福州军区、南京军区、济南军区

这三个军区有一定的共同性，就福州军区稍有特殊。先说福州军区，政委周赤萍是遭到撤职了的。他的情况也算不走运，虽然是四野出身的干部，但建国以后跟101并无过密来往。

最直接的例子是大运动爆发时周赤萍正担任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很快就被架空“靠边站”，如果他属于101亲信，断不会有这样的待遇。

在冶金工业部无事可干，老战友韩先楚拉了一把，申请将他调到福州军区配合搭档，获中央同意。本来他也没什么问题，但1971年初福建省新华书店打算出版一些书，找来找去，找到了一篇周赤萍所写的《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同志》。

此文是101刚当上国防部长，周赤萍为宣传老领导写的。经过了罗荣桓、谭政、刘亚楼的审核，1960年刊登在《中国青年》杂志上。

福建省新华书店希望能获得周赤萍授权出版，正在住院的周赤萍回复：我身体不适，这件事我也不好表态，如果你们要用，按组织程序请示打报告即可。

既然他本人没意见，那个环境下要出版称赞副统帅的书，程序也很好审批。所以，以周赤萍文章为核心的出版物很快现世。

这就刚好撞上了，同年9月大事发生后，周赤萍被隔离审查，1982年免于起诉，以师级干部待遇安置在兰州。

至于说三个军区的共同性，就是司令员都写了一封信，那封信源自九届二中全会。前面说过，会议最开始是副统帅集团占上风，陈夫子矛头直指张春桥。张还兼任着南京军区的政委，许世友一直不喜欢这个搭档，觉得对方是“坐火箭”上来的，不应该留在军队里。

眼看局势如此，他决定添一把火，让秘书李文卿代自己写了封信，准备呈给中央。结果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都碰巧得知了此事。于是，就出现了三封内容相似的信。

本来大军区司令员就有向中央反映问题的职权和责任，他们信中主要也是反对张政委，并无串联内容。但坏就坏在，信送到“林办”后，被“林办”叶主任扣下来，没有按照组织程序继续往中央递。

等九一三后，这三封信被搜了出来，江女士、张政委等人极为愤怒，指责这是“效忠信”，导致三人做了多次检讨。好在毛主席对他们很信任，在一次接见韩先楚时说了一段话：“路线出感情，我知道，你们对我还是有感情的。过去的事算了，以《国际歌》为界。”

这“国际歌”说的主席南巡接见他们时，曾一起唱过《国际歌》，以此表明之前的事不再追究。这三个大军区才得以平静下去。

五、撤去正职的新疆军区、武汉军区

新疆军区司令员龙书金是出自四野的干部，曾经很受101器重，是王牌师的师长。但他被撤职的原因跟周赤萍也很类似，不走运的成分居多。

1971年9月那架飞机失事后，中央为稳定着想，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对外公布消息。周总理还特意打电话给龙书金，要求他看好军区，不能出现异动，同时强调事情不可外传。

能致电叮嘱，而不是把他叫到北京开会，可见此事中央还是信任他的。龙书金收到通报后就去忙着去管军队了，结果同年国庆，新疆的报纸闹出了问题。

由于中央要求保密，负责报社工作的同志并没收到消息，就按照惯例将副统帅的照片发在了头版，其中不乏赞美之词。本来龙书金就是四野出来的人，在这样的特殊节点新疆还发表出这样的文章，不管是不是他指使的，中央都不会放任了。

事后他想过补救，专门找到报社领导要求把报纸全部收回来。但为时已晚，报纸已经流传开了，龙书金也被撤职审查。龙书金晚年懊悔过：对于报纸，我没怎么关注，平时没有管报社的工作，就没有跟他们打过招呼，结果照片就这样发出去了。

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就属于事出有因了，1971年8月毛主席南巡抵达武汉，召见武汉军区的相关领导。由于南巡极度保密，军区司令员曾思玉没有收到任何消息，人在大连养病，所以主席就单独跟刘丰一个人谈话，还谈了两次。

在谈话的最后，主席叮嘱刘丰只能将情况告知曾思玉，对其他人务必保密。可刘丰心里素质很差，获悉要出大事后，整日心神不宁，被很多人看出异样。

9月5日，时任副总参谋长的李中将陪同朝鲜军事代表团抵达武汉视察，刘丰奇怪的表现让李中将心生生意，李中将晚年在回忆录里形容刘丰“坐立不安”，这个姿态必然有大事。

几番套话下，刘丰将主席谈话的内容泄露了出去。次日李中将回京就将事情告知黄总长，然后再上一级的也知道了。

随后局势迅速恶化，主席惊讶地发现，有很多部署，对方竟提前知道，有些安排，也不再安全，就迅速调整策略。再然后，就是飞机北去。李中将被审查后，将刘丰的事说了出来，那刘丰自然躲不过。

六、引发“地震”的成都军区

当年变动最大的当属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第二政委陈仁麒、第三政委谢家祥、第一副司令员温玉成都被拿下。

前面三人还是因为九届二中全会，当时陈夫子因“天才论”挨批，四野一众将领被敲打，可空军吴中将不死心，仍在大肆搞串联。期间梁兴初和谢家祥受邀去吴中将住处商谈，吴中将蛊惑：“我们是老同志，应公开表明态度，希望设立核心职务，让毛主席继续担任。”

这句话对梁兴初等人来说再正确不过，就是应该由毛主席继续领导大家，所以梁、谢在随后的西南组分组讨论时就公开支持设立核心职务。

并且梁兴初在会议结束后还将101做的动员“讲话“抄了一份，带回成都后进行过一些扩散，造成不好的影响。

这些事被证实后，梁兴初自然没办法避过，遭到严肃处理。而两位政委陈仁麒、谢家祥当时主管军区内部的思想和宣传工作，错误内容能够传播，两人也要负责。

1971年10月27日，梁兴初等人奉命到北京交待问题，在首都时还没事，11月16日返回成都后却遇到麻烦了。

他们被叫到金牛坝参加党委扩大会，遭到一连串质问：是怎样“上了贼船”？为什么要搞“串联”？为什么捂盖子？为什么调走原警卫营，又给新警卫营发武器等等。

梁兴初承认自己工作上有疏忽，做出检讨，但不接受说自己有阴谋行为。奈何这个时候，他的话已经很难起作用，会开了一轮又一轮，始终没能解脱。

也是从这时候开始，他跟陈仁麒、谢家祥就被实质剥夺权力，只是1972年3月中央才正式下发文件，认定他们上了“贼船”。

温玉成比上述三人还更早隔离审查，他的问题主要还是在北京任职期间的旧事。原本他担任副总长兼卫戍区司令员，职务极为重要，但他把两个集团都得罪了。

先因文工团的借军装、要军人待遇、被刘庆棠告状等事件遭江女士记恨；后又李必达事件让“林办”叶主任恼火。

李必达是黄上将的秘书，在1969年夏的一个晚上突然找了过来，对温玉成的秘书说自己手里有重要文件情况紧急，“必须面交给温副总长”。

温玉成以为是军务，就过去接待，结果李必达递来的材料全是黄上将和叶主任的不正当关系以及他们私下谩骂江某的话。

这哪是什么好事，分明是烫手的山芋，温玉成本想把信退回，可李必达表示一定要他转交给江女士。温玉成考虑到如果李必达出去宣扬自己看过这封信，一样对自己不利，所以还是接下了。

但温玉成的应对很奇怪，他不知该把信给谁，想着拖一天是一天，遂将信丢进抽屉里锁了半年。等他想明白后，那封信交给的也并非江女士，而是“林办”。

信一送上去，李必达立即被关押到广州，上交书信的温玉成也没有“立功”，反倒因为看过信又没有第一时间上交而遭到叶主任猜忌。

所以在1970年5月，101直接对温玉成说：“鉴于北京的环境你自己不适应，经过军委内部讨论，决定调你去成都军区担任第一副司令员。”这个命令，温玉成没法拒绝。

降职还不是大事，1971年9月后，李必达获得释放，江女士很快搞清楚信件一事，气愤地指示：温玉成是林的死党，不能放过！

所以1971年10月23日晚，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张国华奉命对温玉成采取措施，这时候梁兴初他们都还是安全的。

或许有人会奇怪，为什么成都军区那么多高级干部出事，负责政治工作的第一政委张国华还安然无恙呢？

概因张国华并没有在全会上做支持性发言，他当时精力不在军队，一人身兼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四川省革委会主任等多项地方要职，重心放在了建设方面，跟101来往不多。

且他是真正的“老井冈”，深得毛主席信赖；西南地区的稳定也离不开他。多重原因之下，张国华就没有受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