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羡慕灵活就业自由的北大教授张丹丹灵活就业、以享有学术自由

2026年8月，北京某录制棚。灯光打亮，机器就位。王波明把话筒递过去，对面的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丹丹端坐，开始讲她的劳动经济学。

张丹丹说，灵活就业带给劳动者的自由度，本身是一种福利。灵活就业者不像我们朝九晚五，虽然社保好，但牺牲了自由。他们追求的是自主管理，最大化自我安排。

话一出口，互联网就炸了。

网友们说，这是现实版的何不食肉糜。有人说，除了极少数人，大部分人但凡有选择，都会想要全职就业。还有人问，她的子女也是灵活就业吗？

张教授大概没想到，自己从劳动经济学教科书里摘出来的一句话，会把自己送上热搜。

事情得从源头捋。 那期《聊一波》，张丹丹面对的是一个什么问题？两亿多灵活就业者，8400万平台零工，1300多万外卖员，3000万制造业零工。这些人没有劳动合同，没有五险一金，收入时高时低，遇到工伤和欠薪维权艰难。他们早出晚归，换来的不是闲暇自由，只是勉强糊口的收入。

张教授的研究领域是劳动经济学。她研究城乡移民，研究流动人口，还曾获准进入南方沿海某城的男子监狱调研留守儿童与犯罪的关系。她见过高墙里的服刑人员，听过他们问“你们是不是特看不起我们”。

按理说，一个做了这么多田野调查的学者，不该说出那样的话。 然而张教授偏偏还义正辞严地说了。 她的成长轨迹是这样的：中国人民大学本科，中国社会科学院硕士，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博士。师从孟昕教授，毕业后加入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任助理教授，一路做到长聘教授、副院长。博雅青年学者、长江青年学者。2024年成为副院长，主管科研、国内国际合作。 这个履历漂亮得无可挑剔。从社科院到澳洲，从助理教授到副院长，每一步都踩在学术金字塔的台阶上。 可恰恰是这条完美的路径，让她的那句“灵活是福利”显得格外刺耳。

张教授大概忘了，劳动经济学教科书里那个“灵活就业=福利”的模型，有一个前置条件叫“自由选择”。

一个白领会权衡坐班拿稳定工资还是自由职业接单，这叫选择，换来的自主才配叫福利。可中国灵活就业的主流现实是什么？是“被灵活”。不是他想灵活，是他不得不灵活。他没有两个选项可以选。 企业高管远程办公不强制坐班，那叫弹性工作制，是制度给的福利。工人没了劳动合同、没了社保、干一天算一天，那叫被挤出生存圈。前者是“在保障之上加弹性”，后者是“只剩弹性没有保障”。两个“灵活”，隔了一个太平洋。 张教授把这两件事混为一谈了。

更扎心的是数据。2025年中国灵活就业从业人员2.8亿，预计2026年增至3.2亿，占城镇就业逾四成。从2015年的1.2亿到2026年的3.2亿，十年翻了两倍多。每年净增4000万人。 这不是主动选择的结果。这是岗位供给不足的产物。

与此同时，灵活就业者的社保参保率低得惊人。截至2024年底，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的灵活就业者仅7057万人。超过半数的新业态劳动者游离在职工社保体系之外。灵活就业者要个人承担20%的缴费比例。收入都不稳定，拿什么缴？

国务院的报告也承认，灵活就业人员收入不稳定、劳动保障不足的问题仍一定程度存在。

这些数据，张教授应该比谁都清楚。她研究劳动经济学，这些是她的饭碗。 可她还是在镜头前说出了那番话。

完整访谈里，她其实做了一个权衡对比，传统全职有社保但受约束，灵活就业有自由但缺保障。这个对比本身没错。不过短视频截取了半句话，把“灵活是福利”放大了。

问题在于，即便看完整访谈，那种“何不食肉糜”的观感也没有消失。

因为一个拥有北大终身教职、长江学者头衔、副院长职务的人，坐在明亮的演播室里，跟一个风里来雨里去的外卖员谈“自由的福利”，这画面本身就充满了荒诞感。

张教授2024年2月成为长聘教授。长聘教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铁饭碗，意味着终身保障，意味着五险一金齐全，意味着退休金丰厚。她不用每天担心明天有没有活干，不用在暴雨天纠结要不要接单，不用在工伤后无处维权。 然后她转过头对两亿多没这些保障的人说：你们自由，这是福利。

这让人想起张丹丹2013年走进监狱时那些服刑人员的眼神。他们问她怎么看他们。如今两亿多灵活就业者也在问同一个问题：你们这些坐在书斋里的人，怎么看我们？ 张教授研究过留守儿童与犯罪的关系。那些留守儿童长大后，很多成了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成了制造业零工，成了外卖员。他们从小缺少父母的陪伴和价值观的塑造。长大后又缺少劳动合同和社保的庇护。

张教授研究流动人口，研究他们的犯罪问题。但她似乎没研究明白，当一个社会把两亿多人塞进“灵活就业”这个筐里，却告诉他们这是福利的时候，这些人心里在想什么。 所以，建议张丹丹教授亲自体验一下灵活就业。 不是去调研，不是去访谈，是真的去灵活就业。注册一个外卖平台账号，接单、送餐、被差评、被扣钱。或者去工厂门口蹲日结的活，跟工头讨价还价，干一天拿一天的钱。 顺便把北大的长聘教授职位辞了。把长江学者的头衔卸了。把副院长的行政职务免了。社保断缴，自己按20%的比例去交。收入从稳定月薪变成时有时无的日结。 这样才能真正享有她所说的“自由的福利”。 这样才能体验她说的“最大化自我管理”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管理。 这样才能知道，当一个人别无选择的时候，“自由”这个词到底有多重。

张教授在《聊一波》里还说过另一句话：有些人主动选择灵活就业，有些人则是没得选，因为找不到一份带有劳动合同、五险一金的稳定工作。 她承认了有些人没得选。问题是她说出来的结论仍然是：灵活是一种福利。 这就好比一个人掉进水里，你在岸上说：游泳是一种福利，你看你多自由。掉水里的人扑腾着喊：可我快淹死了。

张丹丹教授不是坏人，只是一个优裕生活过惯了的精致女人。她可能真的相信自己的理论模型。她可能真的觉得，从劳动经济学的抽象框架里看，灵活就业确实可以折算成一种隐形福利。 但现实不是模型。现实是3.2亿人在风里雨里讨生活，没有合同，没有社保，没有保障，只有一单接一单的活，和一天接一天的焦虑。 一个研究劳动经济学的学者，不该只看到模型里的变量，看不到变量背后的人。 所以，张教授，去灵活就业吧。 把北大那间承泽园校区411室的办公室锁了。把那些“博雅青年学者”“长江青年学者”的头衔放一边。去当一个真正灵活就业的人。 等你跑完一千单外卖，送完一百单快递，在工厂门口蹲过十个日结的早晨，再回来告诉我们：灵活就业到底是不是福利。

到那时候，你再说一遍那句话。 我们听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