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文 | 夏春锦
在上海巴金文学研究会整理的《写给巴金》（大象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版）一书中，收录有一通金仲华写给巴金的信札。此信作于一九六六年二月十日，是目前所见金仲华致巴金的唯一一通信札。
一九六六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年份。二月份，正是春寒料峭的时节。据上款可知，信是写给“巴公、萧珊”夫妇的，在信的开头，金仲华写道：“我下乡来已半个月了。时间过得特别快，尚未写信给你们过。”金仲华这次的“下乡”是从一九六五年冬天就开始的，去的是崇明县，遵照市里安排继续参加“四清”运动。关于这次下乡的实际情况，金仲华接下来介绍说：
下来最初住公社，了解一些情况。春节期间，农家直到元宵，都是新年气氛，故队员们都未吃住下去。同时，工作团在县里开会，一面集训，一面交流经验。我这个新队员就在下面利用这段时间，听些报告，做些准备工作。现在，下来住到小队，已好几天了。一切都很习惯。但要展开活动，多接触些群众，还要更多的时间来学习和摸索。
字里行间我们看到的是金仲华一贯的谦虚与好学，虽然贵为上海市副市长、政协副主席，但特殊时期他显得尤为谨慎，并没有以真实身份参加活动，甚至都没有用真名，而是改用了笔名。
在这样颇显琐碎的叙述中，也可看出金仲华是将巴金夫妇视为可以絮叨的对象的。在信的末尾金仲华还特意补了一句，委托萧珊有空时能帮他去家里看看，陪他年过八旬的老母“扯谈扯谈”。关于金仲华的孝顺，巴金在《怀念金仲华同志》一文中还特别提到。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巴金与金仲华因为住得比较近，彼此串门是经常有的是。巴金就说过自己没有忘记“在这个家里吃过多少次她亲手做的菜”的话。可以说，金仲华对巴金夫妇是格外亲近与信任的。
金仲华之所以会和巴金说起这次的下乡见闻与感受，还与信中提到的“奉贤”那一次有关。那是一九六五年三月中旬至五月上旬的事，金仲华担任上海市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四清”小组组长，率领包括巴金在内的民主人士前往奉贤县萧塘人民公社萧塘大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至今还可见一帧金仲华与巴金当时与人交谈的合影。他们一起和农民同吃同住，半天劳动，半天座谈，谓之“开门学习”。
关于这次下乡，最近意外看到一篇时任萧塘大队第十生产队队长李永顺的回忆文章《难忘的一次劳动》，为我们了解巴金和金仲华当时的真实状况提供了资料片段。据该文介绍，当时他们队里正在建造集体养猪棚，李永顺便安排这些老同志“搬搬砖头，干一点轻活意思意思”。“他们一到，没有休息，就随我们男社员一起参加建造养猪场的劳动。这些老人态度热诚和蔼，劳动很卖力，不怕脏，不怕累，搬砖，提泥，干劲十足。我们社员很敬佩他们。”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三十年，但在众人中李永顺清楚地记得巴金和金仲华的平易近人，对此他详细地写道：
在劳动的间隙，老人们很热情地对我们社员问长问短。在亲切的交谈中，我们得知这些老人中有上海市副市长金仲华、赵祖康，作家巴金等民主党派的“大人物”。记得当时，金副市长对我们刚刚“解放”出来的“四不清”干部很关心。当金市长得知我也是一个“四不清”干部时，笑着对我说:“农村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农村干部很辛苦，你们要鼓足干劲，振奋精神。你还是一位小青年，要团结全体队委千部，带领全体社员把农业搞上去。现在你们自己动手，建造养猪棚很好嘛。”他还说:“要多养猪，多积肥，猪多，肥多，粮多。”旁边坐着的高龄的老作家巴金也拉着一位队委干部问:“你也是一位种田能手?”围着的社员抢着说:“他会种田，也是一位养猪能手，家里既养着母猪，也养着肉猪。”巴金笑着说:“好哇！我拜你为师傅，向你学习，今天你教我砌砌砖头，造好猪棚，猪多，肥多，农业才能大丰收!”接着又对周围的几位青年说:“你们要学技术，要科学种田，把农业搞好。”
因为他们的真诚待人和虚心向学，也因为他们关心农业，所以给奉贤的老百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此期间的三月底，胡愈之陪同巴勒斯坦友人到上海参观。当他把外宾送走后，从时任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陈同生得知金仲华他们到奉贤下乡去了。因为“那里有不少相识的朋友”（胡愈之《忆金仲华》），他遂请陈同生带着他也到了奉贤，与大家一起劳动和学习了一天。谁又能想到，就是这短短的一天，竟成了胡愈之与金仲华的最后一面。
这是六根推送的第4004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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