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本文刊载于8月21日大公报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日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即“敌国条款”）。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
外交部发言人林剑1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重申「敌国条款」的含义，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
林剑表示，国际社会有必要提醒日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了日本作为战败国的国际义务。如今，高市政府企图抛弃和平主义，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国内法规制，图谋加速“再军事化”，这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和对国际和平正义的公然挑衅。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辽宁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陈洋接受大公报记者访问时表示，近年来在高市政府推动下，日本突破战后和平主义框架的步伐明显加快。从扩充防卫预算、强化所谓“反击能力”，到放宽武器出口限制、谋求修改和平宪法，再到淡化侵略历史、推动历史修正主义，一条由思想观念、制度政策到军事能力逐步推进的“再军事化”路径日益清晰。这一危险动向，已经引起中国和俄罗斯的高度警惕。
首先，日本正在从“防御型国家”向“军事进取型国家”转变。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专守防卫”的传统框架。从发展远程导弹、强化所谓“反击能力”，到谋求构建跨域作战体系，日本军事力量的射程、规模和作战理念都在发生变化。特别是“反击能力”被正式纳入国家安全战略后，日本军事力量开始具备主动打击他国目标的政策空间。
其次，日本正在推动军工体系与国家经济深度融合。军费增长不仅意味着军事实力上升，也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企业、科研机构和政治力量可能从军事扩张中获得现实利益。一旦形成利益共同体，军事扩张就可能从政府政策转变为一种具有自我强化能力的制度机制。
最后，日本军事政策的变化与历史认知的倒退正在相互呼应。历史修正主义与军事扩张如果相互叠加，就可能形成危险的“思想─制度─军事”联动。
陈洋表示，中方强调《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文件，并非要将日本永久固定在战败国身份上，而是要强调战后国际秩序的历史和法律基础。日本可以发展，可以正常参与国际事务，也可以承担与自身经济实力相匹配的国际责任，但不能否定战后秩序赖以建立的基本原则。
陈洋认为，俄罗斯对日本动向高度敏感，同样具有现实战略背景。日本军事力量扩张不仅影响中日关系，也直接涉及俄罗斯远东地区安全以及东北亚战略平衡。对于俄罗斯而言，一个军事能力不断增强、战略自主诉求上升、同时又深度嵌入美国亚太军事体系的日本，自然值得高度警惕。
陈洋表示，对于日本而言，真正的“正常国家”绝不是拥有更强的进攻性军事能力，而是能够正视过去、尊重国际法、遵守战后秩序，并以和平方式承担国际责任。中俄高度关注日本动向，归根结底，是在提醒世人：军国主义幽灵从未因为时间流逝而自动消失，对其任何复燃迹象都必须保持高度警惕，防止历史悲剧在21世纪的亚洲重演。
本文刊载于8月21日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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