厘清强制猥亵法律边界 守护公民人身安全——法学专家解读杭州酒局侵害案相关法律适用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杨一帆

　　8月18日，杭州市调查处置组发布通报，备受社会关注的杭州酒局事件有最新处置进展。通报显示，7月26日晚，犯罪嫌疑人赵某峰（某企业高管）、郁某栋（杭州滨江区公职人员）餐后在某KTV活动期间，对被害人实施强制猥亵，其间，赵某峰将被害人推倒致其腰部受伤。经司法鉴定，初步鉴定为轻伤二级，被害人正在医院接受治疗。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二人分别被所在单位免职。纪检监察机关已收到相关问题线索，将依规依纪依法严肃调查处理，绝不姑息。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之中。

　　案件引发社会广泛讨论。围绕公众关切的一系列法律问题，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专访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王志祥教授，结合案件细节对相关法律适用问题作出解读。

　　分清强制猥亵、性骚扰与强奸罪

　　“强制猥亵罪的核心要件，是违背被害人意志，使用强制手段实施猥亵行为。”王志祥教授介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强制猥亵是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通俗来讲，就是行为人通过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造成或利用被害人不敢反抗、不能反抗或者不知反抗的状态，进而实施猥亵行为。本案中，犯罪嫌疑人在KTV包间内实施猥亵行为，并造成被害人轻伤二级后果，已经超出普通民事、行政层面骚扰范畴，具备刑事违法性。

　　针对公众容易混淆的性骚扰、强制猥亵罪、强奸罪三个概念，王志祥作出清晰辨析。性骚扰主要由民法典、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规制，多表现为言语挑逗、轻微肢体接触等，尚未达到刑法上的“强制”标准，属于民事侵权或者行政违法行为。强制猥亵罪重点考察是否存在暴力、胁迫等压制反抗的强制手段，即便没有造成身体损伤，同样可以构成刑事犯罪。强奸罪的核心是行为人实施或者意图实施性交行为，无论犯罪行为是否得逞，都应当认定为强奸，包括强奸未遂。本案嫌疑人实施的是猥亵行为，并非性交行为，同时伴随暴力致伤后果，符合强制猥亵罪的犯罪构成。

　　“强制”并非只有暴力殴打

　　不少公众存在认知误区，认为刑法中的“强制”只有殴打才算数。王志祥表示，刑法规定的“强制”包含暴力、胁迫以及其他方法，并不局限于殴打。在酒局、KTV这类社交场合，大量隐蔽的强制情形更容易被忽视。

　　所谓“其他方法”，是指暴力、胁迫之外，使被害人陷入不知反抗、不能反抗、不敢反抗状态的各类手段。比如利用被害人饮酒过量意识模糊、陷入昏睡实施侵害，就属于利用被害人不能反抗的状态，法律评价等同于强制。在KTV这类封闭空间，多名人员围堵、言语恫吓，或是利用职权、从属关系形成心理施压，造成被害人内心恐惧不敢反抗，同样属于胁迫。本案中，犯罪嫌疑人推倒被害人造成轻伤二级，暴力行为直接压制被害人反抗，属于典型暴力型强制手段。

　　“不要误以为只有打得头破血流才叫强制。”王志祥提醒，私密场所并不会成为违法犯罪的“法外之地”。在酒局这种权力与酒精交织的场合，利用被害人弱势处境、醉酒状态、封闭环境形成心理压制，同样属于刑法所评价的强制范畴。

　　不亲手实施猥亵也可追责

　　本案两名嫌疑人共同实施侵害，引发公众对于共同犯罪认定的讨论。王志祥介绍，根据刑法第二十五条，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即成立共同犯罪。在杭州这起案件中，只要行为人之间存在意思联络，通过言语、眼神、默契行动等配合形成共同故意，共同实施危害行为，就构成强制猥亵罪共犯，并不要求每一名行为人都亲手实施猥亵动作。

　　共同犯罪内部存在不同角色分工：直接动手实施猥亵的是实行犯；没有直接实施猥亵，但实施堵门、望风、控制被害人、言语恐吓，为侵害行为排除障碍、创造条件的，属于帮助犯；怂恿、策划他人实施犯罪的，构成教唆犯。“法律惩罚的是整体犯罪行为，而不是单纯看谁动手触碰被害人。”王志祥举例，本案如果一人实施猥亵，另一人控制被害人、阻隔外界干预，虽分工不同，但主观上具备共同犯罪故意，客观行为相互配合促成危害结果发生，二人均应当按照强制猥亵罪共犯追究刑事责任。

　　轻伤后果带来加重处罚可能

　　案件中，被害人被推倒造成轻伤二级。该伤害后果如何处理，是司法实践当中罪数认定的难点。王志祥解释，故意伤害致人轻伤本身可以构成故意伤害罪，但当伤害行为是实施强制猥亵的暴力手段时，实践中一般不数罪并罚，而是作为量刑情节考量。

　　如果推倒致伤，是为压制反抗、服务猥亵行为的手段行为，损伤后果一般作为强制猥亵罪的量刑情节予以考量；只有伤害行为脱离猥亵犯罪的范畴，比如猥亵行为结束之后，出于泄愤另行殴打致伤，才可能同时构成两罪，依法实行数罪并罚。本案伤害发生在猥亵实施过程中，属于手段行为造成损害，轻伤二级将作为该案重要的量刑情节。

　　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设置两档量刑幅度，普通情形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聚众、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王志祥说明，“聚众”一般指三人以上纠集作案。本案通报显示两名嫌疑人，达不到聚众的人数标准。但司法实践中，造成被害人轻伤以上后果，属于典型的“其他恶劣情节”。即便不满足聚众条件，结合致人轻伤二级的后果，结合案件其他查明事实，本案两名被告人存在适用五年以上加重法定刑的可能性。

　　纪法双重追责但非法定从重依据

　　两名嫌疑人分别具备公职人员、企业高管身份，社会高度关注身份因素对量刑的影响。王志祥明确，公职人员、企业高管身份，并不是刑法明文规定的法定从重处罚情节，定罪量刑以犯罪事实、情节、社会危害程度为核心依据。

　　但身份因素会在两个层面发挥作用。一方面，属于酌定从重情节。公职人员肩负示范引领公序良俗的义务，实施此类犯罪危害更大，严重损害其公信力，法官可以在法定量刑幅度之内酌情从重处罚。企业高管如果利用管理地位形成胁迫，身份本身就成为实施强制的工具，会强化恶劣情节的认定。另一方面，公职人员除承担刑事责任之外，还要接受党纪政务处分，实现纪法贯通、双重追责。

　　社交场合侵害案件如何固定证据

　　酒局、KTV等社交场所光线复杂、人员混杂，此类案件常常出现“一对一”言词证据多、客观证据少的取证难题。王志祥结合司法实务，提示被害人维权的关键注意事项。

　　第一，第一时间保全客观物证，不要清洗身体、衣物，及时报警，配合侦查机关提取生物检材，保留沾染污渍的衣物、纸巾等原始物证。第二，完整留存电子证据，如聊天记录、通话录音、消费支付记录、出行轨迹，特别是加害人事后道歉、协商私了的记录，这对印证案件事实价值很高。第三，及时就医，向医生完整陈述受伤经过，固定病历记录，重视伤情鉴定。伤情鉴定报告是认定暴力手段、恶劣情节的关键证据。第四，积极寻找间接证人。服务员、同桌人员、场所工作人员关于被害人状态、现场冲突的证言，能够补强证据链条。第五，陈述核心事实保持稳定，记忆细节存在偏差属于正常现象，但关键时间、行为、反抗过程等核心情节应当前后一致。

　　“只要被害人提供相应线索，配合司法机关调取监控、开展鉴定、固定电子证据，就能够打破‘一对一’证据困局，让犯罪分子依法得到惩处。”王志祥表示，法律始终坚定维护公民的人身权利。

　　案件目前尚在侦办阶段。后续处理结果，有待司法机关进一步查明事实之后依法作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