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邓小平提出：给广东20年时间，赶上四小龙，如今广东实现目标了吗？

1992年1月19日，广东深圳，邓小平南方视察的脚步没有停在接待安排上，而是很快走到街头和口岸。此时的深圳，刚刚经历改革争论和外部冲击，城市里高楼渐起，市场却仍在等待更明确的信号。

有人担心特区会不会走偏，也有人怀疑改革还能不能继续。邓小平看过深圳街景后说：“讲深圳怎样不好的，尽是屁话。”这句话的分量，不只是在评价一座城市，更是在回答当时围绕改革开放的种种疑虑。

那一时期，广东确实有先行的条件。它毗邻港澳，华侨资源丰富，又拥有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香港提供窗口，澳门连接市场，珠江三角洲则有密集的乡镇企业和灵活的民间经济。

但条件不等于成绩。

改革进入深水区后，计划与市场之间的摩擦逐渐显现。1988年经济治理整顿，随后又遇到国际局势剧烈变化。东欧剧变、华沙条约组织解散，以及1991年12月苏联解体，都让中国内部关于改革方向的争论变得更加尖锐。

就在这种背景下，“亚洲四小龙”成了一个绕不开的参照物。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在产业升级、出口贸易、城市建设和居民收入方面发展迅速。对当时的广东而言，它们既是竞争对象，也是可以观察和借鉴的样本。

邓小平南方谈话的重要意义，正在于把争论重新拉回发展实践。他在广东谈改革、谈速度，也谈制度边界，强调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错了就改，对了就继续做。

关于广东的发展目标，邓小平提出，广东要争取用二十年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这不是一句单纯的经济口号。广东需要追赶的，既有国内生产总值，也有工业化程度、开放水平、科技能力和人民生活质量。

广东方面随后将目标具体化。1992年7月1日，广东向中央报送《关于加快广东发展步伐，力争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的请示》。文件把追赶过程划分为两个阶段，先争取达到“四小龙”1990年前后的经济水平，再向2010年前后的发展水平靠近。

目标确定后，广东进入了更快的扩张期。珠江三角洲承接了大量产业转移，深圳的电子信息产业逐步成形，东莞、佛山、中山等地形成各具特色的制造业集群。外资、技术、订单和劳动力，在这里汇合成一条高速运转的产业链。

追赶并不是整齐划一地完成的，而是一个个突破。

1992年，广东经济总量与新加坡已经比较接近。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新加坡受到冲击，广东则依托中国内地的大市场和相对稳定的经济环境继续增长。1998年，按当年汇率折算，广东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新加坡。

香港是另一道门槛。1997年香港回归后，粤港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人员、资金、货物和信息往来不断增加。2004年，广东国内生产总值按美元口径超过香港。这个变化并不意味着广东在金融、国际服务等方面已经全面替代香港，而是说明两地经济体量发生了变化。

台湾地区的产业基础更强，尤其在电子制造领域长期占据优势。广东没有简单复制台湾模式，而是依托完整的制造业门类、庞大的劳动力市场和不断扩大的内需，逐步形成从加工装配到研发制造的产业链。2007年，广东国内生产总值按当年汇率折算超过台湾地区。

韩国则是最难追赶的对象。

韩国人口和国土规模都明显大于其他三条“小龙”，三星、现代等大型企业拥有较强的全球竞争力，汽车、电子、造船等产业也形成了完整体系。1992年，韩国经济总量远高于广东，双方差距不能用几年增长就轻易抹平。

这里还要注意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不同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若用美元比较，会受到汇率变化影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韩元波动较大，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广东与韩国的美元总量差距因此出现反复，不能只看某一年的换算结果。

2020年，广东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1.08万亿元。按当年平均汇率折算，约为1.6万亿美元，与韩国接近，但是否超过，取决于采用的汇率和韩国统计口径。到2021年，广东国内生产总值增至12.44万亿元，按当年汇率折算后，总量超过韩国的可能性才更加明确。

如果只比较经济总量，广东大体完成了“赶上四小龙”的目标；若比较人均收入、科技创新、国际金融、社会保障和产业附加值，答案就不能说得这样干脆。广东拥有超过1亿人口，经济总量被人口一分摊，人均水平自然与新加坡、香港等小型经济体存在明显差距。

这恰恰说明，邓小平当年的目标并非一张简单的排名表。总量追赶，是为了打破停滞和迟疑；产业升级、科技进步与民生改善，才是更难的部分。广东用近三十年完成了从“追赶总量”到“追问质量”的转折，这个过程没有捷径，也不是一场只看数字高低的比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