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闫元元 冉杰：一文读懂北方邦种姓政治的百年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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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闫元元 冉杰

整理|张兴媚

编辑|宋可馨

审核| 单敏敏

内容提要

种姓政治深刻影响着印度国内政治。印度人口最多的北方邦是全印种姓政治最为典型的邦之一，是多支低种姓群众运动的发源地，产生了两个政治势力强大的种姓政党———大众社会党和社会主义党。种姓政治在北方邦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和演变大体可以分为发端期、成形期、强盛期和式微期四个阶段。种姓政治的发展有其内在局限性，加之印度人民党国族认同理念迅速扩张，种姓政治进入了衰退状态，但种姓领袖及其派系拥有的政治能量仍然不可小觑。

关键词：印度选举 种姓政治 北方邦

图源：网络

印度著名政治家J·P·纳拉扬曾指出:“印度最大的政党是种姓”。种姓政治是印度国内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地影响着印度国内政治，尤其是印度选举政治的方方面面。任何印度政党在遴选候选人时，种姓背景都是一个无法忽略的因素。此外，还有一些主张维护特定种姓利益的政党直接参加各级选举。种姓政治在印度各个邦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其中最为典型的当属印度北方邦。北方邦是印度人口最多的邦，截至2017年底该邦人口已经达到了2.24亿。北方邦有足够大的政治舞台让各派政治力量斗争联合和角逐议席。印度人民党扎根北方邦的高种姓群体，群众基础壮大迅速；国大党多年来提倡世俗主义，主张维护低种姓和穆斯林群体利益，势力却日趋衰微；大众社会党(Bahujan Samaj Party)是印度“贱民”解放运动的继承者和达利特运动的重要参与者，核心领导多来自北方邦最大“贱民”群体———杰玛尔(Chamar)种姓；社会主义党(Samajvadi Party)核心领导来自其他落后阶层(Other Backward Classes)中的亚达夫(Yadav)种姓，该政党理念可以追溯到R·M·洛希亚(R·M·Lohia)的甘地式社会主义。大众社会党和社会主义党在把持北方邦政局多年以后，目前呈现出衰败的迹象。北方邦多年的政治史可谓是一本典型的印度种姓政治发展史，以其作为一个样本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厘清印度种姓政治的历史与现状，还可以为深入观察印度选举政治提供评判依据。

一、北方邦种姓政治的发端期

种姓制度是传统印度乡村社会运行的基础。英国殖民者征服印度之后，建立新的行政和司法体系，剥夺了种姓组织的政治和司法权力，婆罗门等高种姓所享有的种姓特权失去了合法性，种姓和阶级相互脱离的趋势日益明显。1857年爆发的印度民族大起义让英国殖民者感受到了印度民众联合起来抗争的威力，英国人希望通过保留种姓制度来分化印度，防止形成统一的民族认同，从而达到实现有效统治印度的目标。英国历史学家H·H·瑞斯里(H·H·Risley)在其出版的民族志著作《印度民族》中提到，“种姓是使印度社会庞杂的各种成分结合在一起的黏合剂，如果这种黏合力消失，所发生的变化要比革命更加剧烈；秩序会消失，而混乱状态将随之而来。”英国殖民者解散了孟加拉管区军队，改变了将来自不同族群或教派的士兵混编入列的做法，变为按照“种姓、家族和部落”来组建军事联队。英印政府还将种姓列入人口普查，试图按照各群体的“社会尊重度”来分等级排列种姓，从而引发了大量种姓团体提高自身在种姓阶序中位置的诉求，形成了一场以首陀罗种姓集团和“贱民”种姓集团参与为主的“刹帝利改革运动”。

英印政府统治下的联合省是“刹帝利改革运动”的主要发源地。在19世纪末期的英国殖民者组织的人口普查中，原属于首陀罗种姓集团的阿希尔(Ahir)种姓、高瓦力(Gowari，又为Gavli或Gwala)种姓中的一些人士声称本种姓是古代雅度族(Yadu)国王、印度教大神黑天的后裔，是圣牛的保护者，因此他们种姓理应拥有刹帝利种姓地位。这些低种姓团体通过模仿高种姓生活方式的办法，要求印度社会承认其刹帝利种姓地位。他们还呼吁本种姓成员集体改姓亚达夫(Yadav)。1910年，拉奥·巴哈杜尔·巴尔比尔·辛格(Rao Bahadur Balbir Singh)组建了第一个亚达夫种姓协会———阿希尔·亚达夫刹帝利大会(Ahir Yadav Kshatriya Mahasabha)。1924年，多个亚达夫种姓协会在联合省的阿拉哈巴德集会，组建了全印亚达夫大会(All-India Yadav Mahasabha)。全印亚达夫大会建立以后，出版了《亚达夫的神圣遗产》(The Divine Heritage of the Yadavas)等著作，倡导全体亚达夫种姓成员禁酒吃素，呼吁英印政府增加殖民军队中亚达夫种姓士兵的数量，号召相对富有的种姓成员出资办学、建造神庙和扶持本种姓贫困成员。1934年，亚达夫种姓团体联合库尔米(Kurmi)等种姓协会组建政党，参加了1937年英属印度省级议会选举，标志着种姓政治力量初步登上了印度地方政治舞台。

同期，“贱民”种姓政治力量在联合省也发展壮大起来。1910年，属于“贱民”种姓的杰玛尔(Chamar)种姓在联合省坎普尔市出版了一本种姓史《昌瓦尔往世书》(Shri Chavar Purana)，将其祖先追溯到了传说中的刹帝利国王查孟达·莱易(Chamunda Rai)，主张本种姓拥有种姓体系中的刹帝利地位。随后，杰玛尔种姓协会成立。随着B·R·安贝德卡尔(Bhimrao Ramji Ambedkar)在全印“贱民”种姓解放运动中领袖地位的确立，“贱民”种姓政治运动的目标有了较大的改变———从谋求种姓体系内提升地位转到了建构新的身份认同，从而保障本族群的政治经济地位。1927年，安贝德卡尔带领“贱民”成员掀起了反对不可接触制的群众运动，他们聚众焚烧印度宗教经典《摩奴法论》,试图消除社会中存在的各种种姓歧视现象，这一运动很快就传播到英属印度其他各省和土邦。北方邦的杰玛尔种姓积极响应，建立了一系列社会团体，印刷并散发宣传安倍德卡尔思想的手册，并放弃了之前谋求刹帝利种姓地位的政治主张。1935年，在印度社会各界的积极努力之下，英印殖民政府颁布了照顾表列群体的相关法案，这也是后来对印度社会影响巨大的保留政策的前身。

二、北方邦种姓政治的成形期

印度独立后，原国大党内的社会主义党领袖J·P·纳拉扬和R·M·洛希亚等人积极呼吁实行土地改革。1953年，印度土地改革运动拉开帷幕，消灭了柴明达尔制度，使2000万佃农直接与政府建立了租佃关系。北方邦和比哈尔邦等地的亚达夫、贾特等低种姓农民获得了大量耕种土地，社会地位和政治力量得到了较大的提升，形成了印度国内政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后来几位印度总理———北方邦出身的查兰·辛格、V·P·辛格、钱德拉·谢卡尔等人都与这支政治力量有着紧密联系，而他们几人也是印度保留政策的强力推动者。1977年，国大党第一次下台，莫尔拉吉·德赛(Morarji Desai)领导的人民党上台执政。人民党政府上台后，公开宣称要执行“低种姓”的政治，理由是低种姓几千年来一直遭受压迫，现在应该是还其公道的时候了。1979年1月，贾特种姓出身的查兰·辛格出任印度总理，建立了落后阶层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出身亚达夫种姓的人民院议员B·P·曼德尔(B·P·Mandal)担任主席，因此又被称为曼德尔委员会。曼德尔委员会增加了落后阶层的数量，建议公共部门为其保留27%的职位。1990年，印度总理V·P·辛格正式承诺实行曼德尔方案，印度中央政府和邦级政府也逐步出台政策，来落实曼德尔方案中其他落后阶层(Other Backward Class，简称OBC)的保留配额。保留政策的实施标志着印度的种姓政治发展成形，低种姓政治势力已经能够成功影响印度中央政府的长期决策。

虽然统一的人民党存在时间并不长，但却组合、分化催生出了多个力量强大、种姓政治色彩浓厚的地方政党。1977年，人民党在印度中央政府上台执政后，立刻解散了多个邦议会，重新举行邦议会选举。人民党在北方邦上台执政，拉姆·纳瑞希·亚达夫(Ram Naresh Yadav)被推选为首席部长，这是亚达夫种姓集团执掌北方邦地方政治的开端。1980年，穆拉耶姆·亚达夫担任人民党(LokDal)北方邦主席，并在两年后选为北方邦议会反对党领袖。穆拉耶姆·亚达夫早年跟随R·M·洛希亚等领袖从事北印度地区的农民运动，在北方邦打下了深厚的人脉基础，积累了丰富的政治资源。1989年，穆拉耶姆·亚达夫整合人民党多支地方派系力量，参加了北方邦议会选举，并出任北方邦首席部长。1991年，印度人民党在印度大选中一跃成为第二大党，极大压缩了人民党的存在空间，在同年举行的北方邦议会选举中，印度人民党夺得了多数席位，穆拉耶姆·亚达夫被迫下台。1992年，穆拉耶姆·亚达夫带领原派系成立社会主义党(Samajvadi Party)，依托亚达夫种姓在北方邦的强大势力，联合多个穆斯林政治团体，1993年获得北方邦议会选举胜利后第二次出任首席部长。

印度种姓政治的另一支重要力量“贱民”解放运动，经过长期的斗争和演变，逐渐发展为奉安倍德卡尔为精神领袖的达利特运动。1956年，安贝德卡尔深感在印度教体系内无法改变达利特群体的社会处境，带领众多达利特民众皈依佛教。安倍德卡尔病逝之后，达利特运动持续发展，逐渐从一种平权运动发展成为跨越政治、宗教、文学等诸多领域的社会运动，具有了更加鲜明的意识形态。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达利特运动在北方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1981年，达利特社会运动家坎士·拉姆(Kanshi Ram)成立了达利特受压迫者社会斗争委员会(Dalit ShoshitSamaj Sangharsh Samiti，简称DS4)。1982年，他创作了《傀儡时代》(Chamcha Age)一书，书中抨击了甘地思想，还指责国大党通过扶持出身达利特群体的“傀儡”———贾格吉文·拉姆(Jagjivan Ram)和拉姆·维拉斯·帕斯万(Ram Vilas Paswan)等人，利用达利特群体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但却忽视了达利特群体的利益。他根据北方邦的实际情况，把达利特思想发展为“大众社会”(Bahujan Samaj)思想。坎士·拉姆认为印度社会中85%的人属于“大众社会”，但却分属6000多个种姓，在现阶段难以消除种姓差别，主张通过种姓动员来获取权力。为了获得权力，必须联合各种政治力量，才能成为“多数人(Bahujan)”。1984年4月14日，在安倍德卡尔诞辰日当天，坎士·拉姆成立大众社会党(Bahujan Samaj Party)，同年在北方邦议会选举中获得若干席位。1993年，大众社会党在北方邦议会选举中获得67个议席，与社会主义党组成执政联盟上台执政。此次选举标志着达利特群众运动组织已经演变为成熟的政党，成为印度地方政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三、北方邦种姓政治的强盛期

在北方邦选举中，种姓算术(caste arithmetic)或种姓矩阵(caste matrix)大行其道。各政党在选举前进行协商或者结盟，挑选特定种姓的候选人，使其代表的种姓或教派团体的选民数量总和能在该选区中达到简单多数(first past the post)，便可以保证候选人顺利当选。每个政党都有自己的“基本盘”，但其“基本盘”并不能够保障该党在特定选区的简单多数地位，每个政党都在不停争夺盟友。从北方邦的种姓构成和选举结果对比来看，两者之间有着较高的重合。

引用数组来自印度选举委员会官网网站报告。图源：《南亚研究季刊》

从历次选举结果来看，只要拿到三分之一以上的选票，就能保证选举的胜利。但得票率一旦比三分之一低上若干个百分点，则会出现议席数则大幅跌落的局面。印度人民党在北方邦“基本盘”主要是占全邦人口23%的高种姓，印度人民党多年来一直谋求其他落后阶层(OBCs)中非亚达夫种姓群体的支持;大众社会党的“基本盘”主要是占全邦人口20.8%的达利特群体，尤其是其中的杰玛尔种姓;社会主义党的“基本盘”主要是占全邦人口10%的、属于其他落后阶层(OBCs)的亚达夫种姓。占全邦人口19%的穆斯林群体一直是印度人民党的反对者，所以成为大众社会党和社会主义党长期争夺的对象。穆斯林群体在毛拉们的动员下，团结成一个整体对某一政党进行投票，穆斯林选票库甚至被认为是北方邦的“国王制造者。”

种姓政治在北方邦大行其道的二十年，也是北方邦政治最为混乱的一段时期。大众社会党和社会主义党在1993年组建的执政联盟，在1995年社会主义党党工围堵大众社会党党魁玛雅瓦提(Mayavati)事件爆发后随即解散。此次事件后，两党陷入了一场持续二十多年的政治恶斗，印度人民党积极参与进来，导致北方邦先后三次被中央政府实行“总统治理”。直到2007年和2012年的两次邦议会选举中，大众社会党和社会主义党各赢得一次邦议会多数席位，才各完成了一次完整的任期。两党奉行的执政方针大同小异，均支持印度保留政策，致力扩大保留群体，主张维护低种姓和穆斯林群体的利益。大众社会党甚至将保留政策推广到了印度私营企业，后因印度最高法院的反对而不了了之。两党还利用印度人民院长期处于“悬浮议会”的状态，在各个政党联盟之间摇摆不定，从而谋求更大的利益。两党没有选择加入国大党或印度人民党政党联盟，而是采用选举时单独参选，选后外部支持执政联盟的方式。2004年和2009年两次大选后，两党都参加了国大党领导的联合进步同盟(UPA)政府，换来了国大党在邦级事务中的支持和配合。

四、北方邦种姓政治的式微期

2014年的印度大选中，北方邦政治形势发生了深刻改变。在“莫迪旋风”的裹挟之下，印度人民党一举囊获北方邦80个议席中的71席，取得了让各派政治势力始料未及的大胜。印度人民党选择与出身达利特种姓群体的“自己人党(apnadal)”结盟，成功分化了大众社会党的选民基础。大选之前，尽管大多数民调已经显示印度人民党有可能获得北方邦的多数人民院议席，但大众社会党和社会主义党继续坚持独立参选，未参与任何政党联盟。2017年，北方邦举行邦议会选举，印度人民党再次取得绝对胜利，获得了四分之三以上的议席。选举之前，预料到不利选情的社会主义党与国大党结盟，试图稳固穆斯林选票库，仍然以惨败收场，邦议会议席比上届少了184席，丢掉了执掌五年的北方执政权。大众社会党仍然单独参选，议席仅有19席，比上届少了61席。依附于印度人民党的自己人党继续承担分化大众社会党的角色，在11个选区推举了候选人参选，尽管得票率仅为1%，却成功拿下了9个议席。2019年印度大选，面临严峻政治危机的大众社会党和社会主义党终于冰释前嫌，联合印度多个小党，组成“大联盟”(Mahagathbandhan)参加大选，并于国大党达成了选前默契。“大联盟”共在全印423个选区参选，最终仅赢得15个议席，且全部是北方邦选区议席，其中大众社会党赢得10个议席，社会主义党赢得5个议席。

引用数组来自印度选举委员会官网网站报告。 图源：《南亚研究季刊》

2019年6月4日，印度大选结束还不到两周，大众社会党和社会主义党矛盾再度激化，“大联盟”迅速解体。玛雅瓦提指责阿奇里什·亚达夫(Akhilesh Yadav)甚至连亚达夫种姓的选票都拿不到，大众社会党将单独参加北方邦议会补选。26年前，大众社会党和社会主义党通过组建政党联盟成功夺得北方邦政权，改变了北方邦多年的政治格局。时至今日，三次重要选举接连受挫，两党组建选前联盟却无法改变所面临的困境，在北方邦这片种姓主义气息浓厚的土地上，印度种姓政治已经进入了式微期。

种姓政治的衰落体现了族群政治运动发展的必然规律。社会主义党和大众社会党崛起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低种姓政治运动，社会主义党在R·M·洛希亚等社会主义者领导的土地改革和农民运动中发家，大众社会党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达利特运动在北方邦的迅猛发展。穆拉耶姆·亚达夫和玛雅瓦提等人作为反建制平民领袖的形象出现在印度政坛，但上台执政之后，两党的政治观念和意识形态迅速褪色，与其一直反对的执政党之间变得没有差别。2019年两党组建的“大联盟”提出了“毗姆万岁、洛希亚万岁、印度万岁(JaiBhim，JaiLohia，JaiBharat)”的政治口号。虽然政治口号的意识形态非常鲜明，但大众社会党与安倍德卡尔的社会改革思想、社会主义党与洛希亚的甘地式社会主义思想之间的距离却越来越远。安倍德卡尔反对婆罗门主义，主张消除种姓差别，但玛雅瓦提却积极拉拢北方邦的婆罗门群体，其政治口号“(大众社会党的选举标志)不是大象而是象头神，是三位一体的大神(Hathi Nahin Ganesh Hai，Brahma Vishnu Mahesh Hai)”与安倍德卡尔皈依佛教时发布的“22条戒条”相抵触，因此印度国内有人戏称安倍德卡尔的“22条戒条”已经成为了玛雅瓦提的“二十二条军规”。R·M·洛希亚倡导土地改革，主张给无地或少地农民分配土地，但社会主义党任内鲜有重新分配土地的政策。2019年大选前，莫迪指责两党背离理想，滥用安倍德卡尔和洛希亚的名号，却没有给穷人做事。两党既缺乏明确的意识形态，又缺乏明确的党内章程，逐渐沦为印度政坛典型的“王朝主义”(Vanshvad)政党。“王朝主义”政党面临的一个通病便是统治家族成员的内部矛盾问题。从群众运动走出来的第一代政治领袖年事已高，接班人问题导致党内矛盾重重。2012年，社会主义党穆拉耶姆·亚达夫推举儿子阿奇里什·亚达夫担任北方邦首席部长。2017年北方邦议会选举前，阿奇里什·亚达夫在各选区都推出了本派系候选人，引发了与叔叔西瓦巴尔·亚达夫(Shivpal Yadav)派系的严重冲突，穆拉耶姆·亚达夫调解未果，西瓦巴尔·亚达夫率领本派系人员于2018年另立新党，分化了2019年大选中社会主义党的选民基础。

在邦内治理中，两党多年来一直奉行民粹主义经济政策，通过大量经济补贴来争取选民支持，缺乏长期规划的经济政策使北方邦经济发展缓慢。2017年，北方邦人类发展指数(HDI)在全印所有邦一级行政单位中排名倒数第二，成为全印经济最落后的邦之一。即便是得到了大量补贴的特定种姓成员，他们所面临的经济困境并未得到根本改善。2012年北方邦选举前，一位生活在玛雅瓦提一手打造的安倍德卡尔村庄的达利特村民就表达了对玛雅瓦提政府的不满，认为“工作远比补贴和财政援助重要”。在两党执政期间，各种钱权交易、黑道政治和暴力选举丑闻层出不穷，穆拉耶姆·亚达夫和玛雅瓦提家族多次遭到印度法院和中央调查局的指控和调查。多年的混乱治理、党内派系斗争的公开化以及政党意识形态的虚无化，动摇了社会主义党和大众社会党赖以存在的群众根基，使北方邦选民产生了强烈的求变心理，导致两党均面临着种姓“基本盘”不保的境地。从表1和表4统计数据对比便可以看出，大众社会党得票率已经低于达利特在北方邦人口比例，社会主义党得票率已经远低于亚达夫种姓和穆斯林群体人口比例之和，种姓“选票银行”(Vote Bank)失效的时代已经到来。

五、种姓政治的未来发展趋势

种姓和政治是一对看似矛盾但又紧密联系的问题。种姓将人分为三六九等，种姓之上有种姓集团，种姓之下有亚种姓，种姓的存在使印度国内政治呈现高度碎片化的特点。选举政治则要求最大程度动员和拉拢群众，尽可能扩大自身的民意基础。当种姓和政治结合在一起，有限的支持基础成为种姓政党难以跨越的一道障碍。在政治资源有限这一前提之下，为了拉拢其他群体来扩大自身支持基础的举措必须会导致原来“基本盘”群体利益受损，从而导致出现新力量聚拢未见成效而原有力量流失严重的局面。在最近这三次主要选举中，大众社会党就面临这样的处境，原来被拉拢过来的婆罗门族群迅速倒向印度人民党，而达利特族群中若干种姓不满玛雅瓦提的政策，也选择支持印度人民党及其盟党自己人党，使大众社会党在选举中遭受严重挫败。

此外，印度种姓制度随着时代发生了深刻的改变。每个印度教徒有不止一个种姓身份，一种是历史上流传下来的阿希尔、杰玛尔等传统种姓身份，另一种是自我主张的达利特、亚达夫、原住民(Adivasi)等充满政治意义的新种姓身份标签，还有属于保留政策序列的表列种姓(SC)、表列部落(ST)和其他落后阶层(OBC)等种姓身份类别。种姓身份认同是种姓政治存在的根基，以种姓身份为核心的族群认同与印度国族认同既存在一致的一面，又存在着冲突的一面。印度独立后，以尼赫鲁为首的国大党试图打造一种跨越民族、种姓和宗教的世俗主义国族认同。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印度教民族主义国族认同逐渐扩张。在两种主流国族认同相互斗争、此消彼长的过程中，达利特、亚达夫等种姓身份认同政治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空间。这些种姓集团通过组合原有的种姓势力，借助印度保留政策带来的红利，试图形成一种跨地区、跨教派的政治力量，从而达到获取更大政治权力的目标。印度人民党从上台执政伊始，大力实行“橘黄色化”的教育文化政策，将印度教文化意识和印度教特性政治理念加入教科书。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RSS)及其下属机构更是印度教复兴主义的鼓吹者和践行者，建立了大量教授印度教传统文化的教育机构，出版了各种宣扬宗教思想的出版物。国民志愿服务团家族多年来潜移默化的文化渗透逐渐改变了印度民众的思维，削弱了种姓政治的民意基础，在制衡种姓政治的过程中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

印度保留政策一直被视为印度人民党的一个软肋，但印度人民党在执政过程中逐渐改变了反对保留政策的态度，通过各种办法改变保留政策，打乱原有制度框架，使其难以发挥政治动员的效能。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拉杰纳特·辛格担任首席部长期间，就力推“保留制中保留制”方案，在达利特群体中划出了“最落后达利特”(Adi-Dalit)群体，在其他落后阶层(OBC)中划出了“最落后阶层”(Most Backward Classes)群体，这种手段等于向达利特和其他落后阶层的内部打入楔子，降低了这两个集团作为政治利益共同体的凝聚力。2019年6月，北方邦首席部长瑜伽师·阿迪提亚纳特(Yogi Adityanath)重组该邦保留政策，将17个种姓从其他落后阶层(OBC)调整为表列种姓(SC)，一方面巩固了印度人民党的选民根基，进一步动摇了大众社会党和社会主义党的选民基础，的第三份文件取代。

其次是积极确立新型海上安全观，主动应对新型特别是非传统海上安全挑战。印度1988年和2007年颁布的战略规划文件都叫《印度海洋军事战略》，2015年修订后则更名为《印度海洋安全战略》，从“军事”到“安全”仅一词之差，却说明了印度海洋安全观在30年间的一大变化，即从专注传统安全转变到兼顾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实际上，非传统安全问题凸显正是印度2015年修订《印度海洋安全战略》所考虑的三大环境变化之一，该文件也将印度面临的海上威胁划分为传统威胁和非传统威胁两方面。

再次是进一步细化各子战略，全面回应新的海洋安全环境。在《印度海洋安全战略》之中，印度的海洋安全战略已从此前的三大子战略发展为五大子战略，分别是威慑战略、冲突战略、塑造积极有利海洋环境的战略、海岸与近岸安全战略、海上力量与能力发展战略，覆盖了威慑与作战、平时与战时、海上与陆上、传统与非传统安全、装备建设与理论建设等各领域，特别是以海岸与近岸安全战略子战略来保障印度本土免受海洋安全挑战的影响，由此构建了有印度特色的海洋安全全面战略设计。

最后是积极推动海军国际交流合作，援引外力提升本国安全。《印度海洋安全战略》指出，印度海军具有军事、外交、警察和良性活动四种角色，后三者大量涉及海军国际合作。旧版的《印度海洋军事战略》仅在和平时期运用子战略中论述后三种角色，而新版文件将这四种角色渗透到5个子战略中，表明印方已将海军国际合作提升为印度海军的基本职能之一。近年来，印方正以频繁的海军外交、数量众多的对外联合演习、灵活高效的海军军备合作、与诸大国特别是美俄日等国的频繁互动、与印度洋中小国家的密切安全协作，一方面积极动用海军为国家外交政策服务，另一方面有效利用国际合作来推动海军全面发展。从而为即将到来的北方邦议会补选和2022年北方邦议会铺平道路；另一方面，又模糊了表列种姓和其他落后阶层群体之间的标准和差别，为别的种姓列入其他落后阶层(OBC)序列创造了空间，为将来进一步重组保留制度提供了契机，增强了印度人民党对保留政策事宜的主导能力。

虽然现在种姓政治已经过了势头最盛的时期，但种姓政治的影响力仍然会持续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种姓协会作为政党在地方政治中的“桩脚”，种姓政治领袖及其派系在地方政治中能量依然十分巨大。1999年，原北方邦首席部长卡尔杨·辛格(Kalyan Singh)带领本派系脱离印度人民党，严重挫伤了印度人民党在北方邦的政治实力，导致该党在几次选举中议席数少了一半以上(详见表2、表3)。2017年古吉拉特邦议会选举，印度人民党处理保留政策不当，原支持群体帕提达尔(Patidar)种姓在哈迪克·帕特尔(Hardik Patel)的领导下选举前反水并加入国大党阵营，导致莫迪总理的政治大本营差点变天。哈里亚纳邦的贾特种姓近年来也因为争取保留配额，屡屡发起大规模抗议活动，严重冲击了印度人民党治下的哈里亚纳邦政府。所以，种姓政治在印度国内政治，尤其是地方政治中的影响力仍然不能小觑。种姓政治作为印度国内政治中的重要一环，仍将是一个值得继续关注和深入研究的问题。

作者简介：

闫元元，信息工程大学洛阳外国语学院南亚教研室讲师，博士研究生。

冉杰，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本文整理自《南亚研究季刊》2020年第1期文章，原文标题为《印度种姓政治:历史、现状和未来———以北方邦为例》

本期编辑：宋可馨

本期审核：单敏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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