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家印悲剧是整个社会的负面教材，孙玉良：让我反思逐臭还是逐光

文｜孙玉良

许家印从中国首富到阶下囚的坠落轨迹，可谓大起大落。这个故事不仅是一个商业巨子的个人悲剧，更是一面映照整个时代病灶的镜子。当恒大集团2.4万亿负债的惊人数字曝光，当奢华宫殿般的总部大楼被摘牌，当曾经被奉为“企业家楷模”的人最终以涉嫌违法犯罪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到重判无期徒刑，许多人震惊于这场崩塌的剧烈程度。但是，我想提醒的是，这个社会不只一个许家印，太多的人已陷入苍蝇逐臭的恶性循环不可自拔。

许家印可称为逐臭链条上的“头蝇”，他并非第一个以激进杠杆、空壳运作、概念炒作为手段迅速膨胀的资本玩家，也大概率不会是最后一个。他的所谓“成功”曾经被无数人艳羡、模仿、追捧，现在也依然有人那样做。我相信那种“敢赌才会赢”的野蛮生长逻辑，那种“大而不能倒”的恃宠而骄心态，那种将财富等同于社会地位、将排场等同于实力的浅薄价值观，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会消失。

恒大巅峰时期，许家印的座驾是价值数千万的定制豪车，他的酒局上摆放着单价数万元的顶级名酒，他的“朋友圈”里尽是权贵名流。而支撑这一切奢华的，是无数普通购房者耗尽六个钱包凑出的首付，是供应商被拖欠的货款，是银行系统被捆绑的信贷资源。这个逐臭链条的顶端是许家印，但链条的每一环，都站着无数自觉或不自觉的参与者。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苍蝇”趋之若鹜？因为有一种深层的、病态的奖赏机制在运作。在这个机制中，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准，不是他创造了多少真实价值，而是他攫取了多少财富；不是他遵守了多少规则，而是他突破了哪些规则还能安然无恙；不是他对社会贡献了什么，而是他从社会中拿走了什么。当许家印们在台上风光无限时，台下的人看到的不是风险，而是捷径；不是警惕，而是羡慕。于是，逐臭成了一种“成功学”，投机成了一种“方法论”。

这种心态的蔓延，造成了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越逐臭，越有示范效应；示范效应越强，逐臭者越多；逐臭者越多，整个商业生态就越恶化；生态恶化到一定程度，新的“许家印”便会在同样的土壤中再次生长。循环不止，悲剧不断。

谁为逐臭提供了温床？这是我一直反思的问题。将全部罪责归于个体的道德沦丧，既不公平也不深刻。苍蝇逐臭，首先是因为有臭可逐。 许家印们之所以能够长期游走于监管边缘而无人问津，之所以能够将巨额资金通过各种通道转移出境而畅通无阻，之所以能够将虚假报表包装成上市公司的光鲜业绩而蒙混过关，背后是整个系统的多重失守：金融机构在“规模崇拜”中丧失风险底线，评级机构在商业利益面前丧失独立判断，地方部门在GDP数字诱惑下丧失监管立场，甚至部分媒体在广告费与公关攻势中丧失舆论监督功能。所有这些“失守”叠加在一起，才造就了许家印这样一个可以凌驾于规则之上的“巨婴式资本怪物”。

更值得反思的是，在许家印们建构财富帝国的漫长岁月里，整个社会对于“财富原罪”有着惊人的宽容度。人们津津乐道于首富的排场，却很少有人追问这些财富的来路；人们热衷于传播资本神话的励志叙事，却很少有人拆解其泡沫成分。这种集体性的“装睡”，恰恰是逐臭循环得以维持的社会心理基础。许家印的悲剧之所以成为“整个社会的负面教材”，正是因为它以最极端的方式，将上述所有问题集中暴露在公众面前。它用血淋淋的事实告诉社会：建立在沙滩上的帝国，无论多么金碧辉煌，终究会在一夜之间坍塌；依靠掠夺和透支建造的财富，无论数字多么惊人，最终都将化为乌有。

这本教材的启示是深刻的。对于企业家而言，它昭示了“边界”的重要性：商业创新固然可贵，但绝不能以践踏法律和伦理为代价；对于监管者而言，它暴露了“滞后”的危害：在资本狂欢中保持清醒、提前预判风险，比事后补救重要得多；对于普通公众而言，它提示了“盲从”的代价：盲目崇拜财富符号、参与投机游戏，最终受伤的往往是链条最末端的那些人。

我反思最多的问题，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出了问题，整体形成了一种“逐臭”价值观。这种臭是一种“铜臭”，我们自觉、不自觉地，都成了围绕在“铜臭”周围的苍蝇。这令我恶心，想离开又被生活之网狠狠拴住。我在想，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建立一个以“逐光”取代“逐臭”的制度环境和价值导向。在这个以“逐光”为价值导向的社会里，规则被敬畏，监管有牙齿，失信有成本，作恶有代价。阳光能照进每一个角落，没有人以臭为荣，没有人以逐臭为生。这不应该是一个乌托邦的社会，而应该成为所有人共同追求、共同建立的家园。许家印悲剧应该成为社会集体反思的起点，我们到底要什么样的发展？我们到底追求什么样的成功？不解决这个问题，不打破那个“苍蝇逐臭的恶性循环”，许家印似的悲剧就还会以不同的面目、在不同的领域中反复上演。我认为：我们要真正学会从教训中汲取改变的力量，从逐臭到逐光，需要的不仅是个别人的觉醒，而是整个社会价值坐标的系统性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