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工业园区，为何李光耀只打了 70 分 ？

苏州工业园区的建立内情

苏州工业园区是中国和新加坡两国政府间的首个合作项目，也是改革开放史上的标志性创举，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的总设计师正是李光耀。

为何选择苏州，在李光耀回忆录里，强调了时任苏州市长章新胜的作用。

在《李光耀回忆录》中，李光耀对创办苏州工业园区的动议有着详细的记载 ：

他写道：当年的苏州处处是破旧的景象，河水污秽浑浊，当时我突发奇想，认为我们有办法把苏州发展成为一个美丽的城市，并且在毗邻地点开发一个工商业区，山光别墅傍着湖光山色，窗外廊边，一派山明水秀，就像现在的一些修复的旧公馆。还隐隐约约流露出旧时的豪门气派。

时任苏州市长的章新胜，在一天午餐后把我拉到一旁问我：“新加坡有500亿美元的储备吧？”我说：“谁告诉你的？”

他说：“我看过世界银行的报告书，能不能考虑把其中百分之十的储备拿到苏州来投资，让我们也能像新加坡一样实行工业化。我担保给你特别待遇，确保新加坡的投资取得成功。”

我说：”精明能干的市长总是很快能够得到提升，你提升之后呢？”

他沉默了一会回答我：“起初我的接班人可能给你添麻烦，不过久了他也不得不沿着我制定的路线走。因为苏州人要的是他们在电视和报纸上看到的新加坡，有工作、有住房，有个花园城市。”

我回答说：“你没有权力为我们提供一片土地，来发展成为一个小型的新加坡，你还得有中央政府授权才能做到。”

李光耀说：我当初没有把这番话放在心上，1992年12月， 章新胜到新加坡访问时，来到我的办公室来，他说已经向邓小平办公室提出建议，大有机会可以付诸实施，请我拟定计划正式提交。

章新胜同邓小平之子邓朴方来往密切。就这样，新加坡副总理王鼎昌勾勒出苏州旧城修葺后，毗邻有个现代化工业园区的构想。

几个月后，趁邓朴方到新加坡考察时，我让他看看修葺后的苏州城区新工业园区的设计草图。他非常兴奋，也因为他向邓办的大力推荐，给这项计划推了一把。

1993年4月，新加坡总理吴作栋访华时和江、李提及，有意在苏州成片开发工业园区，此后中新双方紧锣密鼓地推进合作流程，江苏省委书记陈焕友作为中方代表和新方谈判。

1993年5月，李光耀在上海同时任中国副总理朱镕基见面，李光耀较早预先就苏州工业园区的计划给朱镕基写过信。

朱镕基同意值得一试，他指出，苏州地处长江流域一带，同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上海也不远。

但是和陈焕友的谈判中，李光耀希望新建的苏州工业园区，能享受深圳、厦门等经济特区的优惠政策。但当时政策已经关上大门，这难倒了当时的省委书记陈焕友。

朱镕基听陈焕友汇报后，提出“ 不特有特、特中有特 ” 政策，为中新谈判清除了最大绊脚石。

1994年2月26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和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在北京正式签署合作协议。

苏州工业园区发展初现分歧

李光耀说， 苏州工业园区就在双方热烈的推动下启动了，但是工作没有多久就触了礁。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目标宗旨出现分歧。

北京重视“软件”，着眼长远利益。

北京最高领导认为，苏州工业园区计划的本质是：是为了转移新加坡在策划、建设、行政管理方面的知识和经验，联合开发一个集工、商居于一体的综合性的国际城镇，以吸引高素质的投资者。

苏州看重“硬件”重视眼前利益。苏州政府却为了保证狭隘的地方利益偏离了正轨，同核心目标渐行渐远。

李光耀说，我们要向他们展示新加坡的模式，怎么重视金融管制、蓝图总策划，为投资者提供持续不断的服务，这些是我们的软件。但是他们要的却是“硬件”，就是那些我们建得了的高楼大厦、公路和基础设施，以及我们通过国际上的联系和信誉，所能吸引到的巨额外资。

他们没有集中精力学习怎么创造一个适合经商的环境，也没有选出最有希望的人才接受培训，准备接手。

“硬件”会带给苏州以及市政府的官员的利益是立竿见影的。相反地，北京要的“软件”，也就是采纳新加坡的模式和经验，以便把所获得的利益也转移到其他城市去。因为重视眼前利益，苏州更看重“高新区”。

1994年，苏州工业园区落实期间，双方合作出现了看似难以弥合的分歧。当年负责把新方发展与管理经验转移到园区的新加坡人力部长林瑞生说：“园区一开始的落实进展是事倍功半，因为双方当时在思想和文化上存在很大的差距。”反映来自“条条块块”的阻力。

李光耀说，苏州5年，让我见识了中国一层层的行政机关和易变的经商文化的错综复杂。

苏州重 “ 新区 ” ，薄 “ 园区 ”

出现分歧后，李光耀说，基于此，苏州市政府并没有信守承诺，对苏州工业园区全力以赴，反而利用同新加坡的联系，发展由市政府自己开发的另外一个工业区“苏州新区”，同时操纵土地和基础建设的价格，如新区出让的土地价格比园区更优惠等等，使“新区”比“园区”更具有竞争力（李光耀对此分析原因为，苏州市政府当时在资金上遇到了困难）。

因为“新区”成立比“园区”早，是苏州市政府的“长子”，地方政府自然会“偏心”。

“园区”和“新区”的矛盾和竞争，使外国投资者感到混淆，也扰乱了投资者的视线，脱离了我们“软件转移”的初衷。我们为了与地方政府的竞争，浪费了太多的时间、精力和资源。

李光耀说，1997年12月，我向江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向我保证把苏州工业园区计划放在第一位，地方层次的一切问题都会得到解决。

经过多次磋商，双方终于在1999年6月达成协议：新加坡财团与苏州市政府调整了持股比例和管理责任，到2000年底前，新方是园区的最大股东，集中开发首期8平方公里的开发工程。

从2001年起，苏州市政府接过大股东的责任，继续开发原定的70平方公里的其他地段。2001年1月份，双方调整了持股比例，新方持股由原来的65%下调为35%，中方上升到65%。

新加坡继续作为小股东，协助中方人员为投资者提供服务。

李光耀在回忆录中写道：值得庆幸的是，大规模跨国企业大多数更看重新中合作的项目，不惜承担更高的土地成本，选择到园区投资，所以尽管困难重重，园区仍然取得了显著进展，在3年内吸引了百多个投资项目，外资总额接近30亿美元，每个项目的平均投资额据中国全国之冠。

这些投资项目增加了两万多个就业机会，其中35%的岗位是专门为受过大专以上教育者而设立的。 时任中国经济特区办公室主任胡平说：苏州工业园区开发不过3年，无论发展速度还是整体水平，都已经达到了中国国内的一级水平。

2004年，在庆祝园区成立10周年的大会上，李光耀说：“我们更改园区的股份结构，让中国成为大股东和园区的实质拥有者，使中国官员的利益与园区的成败更加贴近。”

这样才能有效地杜绝了苏州市政府“厚此薄彼”， “重新区、薄园区”的现象。

李光耀：这次合作对双方都是磨炼

在能源供应上，李光耀在创建苏州工业园区时，体验到了“条条”的“作用”。

李光耀说，就说能源供应吧，苏州市政府在书面协议中承诺为工业园区提供电力供应，但是，最终因为得不到有关部门的批准而作罢。

为了解决问题，只有靠自己了，我们转而征求苏州市政府的同意，在工业园区新建柴油发电机厂。当发电厂建好了又接到通知，能源部门不准建柴油发电厂，因此禁止我们的发电厂启用。

这时，苏州市政府的官员对我们说，他们无权干涉能源部的决定。当初是他们同意我们建厂的，可是谁也没有告诉我们，我们还得同时征求能源部的批准。

我们为此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进行磋商，最终几乎闹到要关闭工业园区的地步，最后问题总算得到了解决。

在规划设计上，李光耀说：“我们在开发区的金鸡湖旁，选了一块风景优美的地方，也是最抢眼的地方，准备建高档宾馆。但是你会发现，现在园区最抢眼的建筑物却是海关大楼，这是土地的错误使用，因为那个地方本来可以建一个6星级的酒店，我们曾经向他们提出了这一点，但是海关在中国是一个强势部门。你要让当地各个部门了解，这是土地的滥用，不符合经济原则，这需要很长的时间。”

其实，随着国际贸易的开放，海关的作用越来越小，现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都设立了自贸区、无税区等等，对许多货品都几乎免税。所以没有必要在那么好的地段，建设那么豪华的办公楼。

在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遇到了一些困难的关键时间，都得到了中国国家领导的大力支持。

1995年5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特地前往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考察，并且题词：“加快建设苏州工业园区，为发展中外经济建设，互利合作积累经验。”江泽民的题词为园区的前进的道路指明了方向，确保园区健康发展。

1995年，双方在举行太湖会议，确立苏州工业园区的三大发展目标：亲商、亲民和有秩序的发展园区。

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向园区管委会提出：“工业园区项目获得了两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只能搞好，不能搞坏！因为这关系到两国政府的信誉。中国方面将全面支持这个项目的建设。”

时任中国特区办主任胡平，希望新加坡（为苏州工业园区）提供连续“补课”。下定决心，破釜沉舟，他还抛出一句话：“苦海有边、回头无岸！”也就是说，工业园区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因为苏州工业园区，已经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一面旗帜，不能倒下来！李光耀说，这次合作是一个很大的磨练，我们都以为彼此凭着相同的语言文化，合作起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所以双方都指望对方的处事作风和自己一样。

遗憾的是，尽管语言上没有障碍，我们的经商文化却迥然不同。新加坡人太信赖合同的权威，一致协议一诺千金，书面文件的意义条款一遭抵触，直接交给法庭合作仲裁机构来处理。

但是，对苏州市政府来说，协议可以依据不同情况、条件、或者人事变动，而重新解释或者改变原来的意思。我们讲究法律与制度，他们听的是上头的指示，意思也只是因人而异。

我们如今对中国的制度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学会了怎么绕道而行，回避各种路障，最终使中方把苏州工业园区的计划继续进行下去，争取部分成功，而不是彻底失败。

李光耀只给苏州园区打70分

在15周年庆典上，李光耀给园区打了70分。

李光耀说：“我认为大概会有七分（70分）。这个园区至今所取得的成就 ，总体规划给人一种很新加坡的印象。不过它要达到新加坡已经取得的成就，将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当中有许多细节，是他们需要时间去理解，并加以实现的。

这并非那么简单，而是涵盖了一个整体的概念。它不但是一个工业区，而且更侧重于如何将不同的行业、企业、人员、商店和银行等等零零碎碎的元素，以和谐的方式集结在同一个方便的地方。所以，我给它打七分（十分制），是因为有一些其他细节，他们还没有完全掌握，仍然需要时间学习。”

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在中国可以说是“好评如潮、获奖无数”，但是在李光耀的眼中，只是“刚刚及格”，只打了70分，并没有得到高分90分、100分。

“园区”在建设中，发生了很多的“故事”，李光耀只提两件“小事”：

第一个问题是“新区”与“园区”的“竞争”问题，对“新区”比“园区”的政策更优惠 ，一般人不好理解。“园区”是两国政府签订的通天项目，有尚方宝剑，大家都以为“园区”会得到最好的“优惠政策”。没有想到的是，“园区”出让的土地价格还比“新区”高！

对此李光耀只得采取了减低“园区”的股份办法，由原来的65%降低到35%。这个问题的实质是：诚信与公平。市场竞争基础就是诚信与公平。如果苏州市政府在政策上一视同仁，也许李光耀会增加对园区投资，最起码也不会减持股份。

二是海关建立的地点问题 。一开始笔者不理解，后来才明白，办公楼的位置问题实质是：政府与市场的位置问题，是找市长还是找市场的问题！新加坡是小政府、大社会、大市场。

在新加坡的黄金地段，高楼大厦林立，却看不到政府部门，都是大饭店、金融机构或者经商的公司。新加坡的标志性建筑不是政府大楼、不是总统府，而是金沙大酒店！

在新加坡，几乎无人知道海关在哪里，但是“金沙大酒店”几乎无人不知。

如果按照李光耀的设想，在海关的地段建一个“金沙大酒店”，那么不仅仅是发展了“三产”，而且是一个“大广告”，它每天都会告诉全世界，这里是新加坡的“再版”、是大陆的“小新加坡”！

我们转移一个工厂 ，很容易做到，但是，转移管理上的“诚信、公平”，就难以做到了。转移 一项技术，也很容易做到，但是转变政府的职能，就难以做到了。

我国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建成了几万公里的高铁，但是，要想做到人人都能够文明乘车，就难以做到了。桔入淮北则为枳。可见软件转移比硬件更难。

新加坡的成功经验，短时间想一步到位全部移植到中国来，还存在一个“水土不服”的问题。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的“软件转移”也只是“部分实现”了，如苏州工业园区内设立了街道、学校、医院等等行政机关和公用设施等等。

从总体上来说，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还是成功的，李光耀还是满意的，所以他给园区打了70分。

在2004年和2009年的10年大庆和15周年庆典，李光耀都亲自参加。

2004年， 在园区发展10年总结经验时，李光耀说：“如果没有这个项目，中国领导人不可能相信我们这个小国，还有值得他们借鉴的地方。”

公众号主笔人

拓扑姐

五道口职业技术学院硕士

长三角发展独立观察人

五道口长三角研究院PI

擅长经济、产业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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