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强：增长与发展是两个事

程强、卢柯源（程强系德邦证券研究所所长、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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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两种GDP口径呈现的是同一经济活动在不同价格尺度下的两幅图景。IMF 2026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显示，2025年中国名义GDP约为19.6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63.8%；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GDP约为41.2万亿国际元，相当于美国的134%左右。两种结果均以各国国内生产总值为基础，区别主要在于换算价格：市场汇率更接近国际贸易、投资和融资中的当期计价，购买力平价则通过调整国家间价格差异，比较实际生产的商品与服务数量。二者回答的问题不同，也提醒我们，单一经济指标只能呈现现实的一个侧面。

购买力平价GDP高于名义美元GDP，是国际比较中的普遍现象，非贸易品价格是两种口径分化的重要来源。在绝大多数经济体中，PPP GDP均高于名义美元GDP；中国两者的比值约为2.10倍，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西等经济体的差距更大。世界银行2021年ICP分类数据进一步显示，中国住房、医疗、通信、教育和建筑等本地活动的价格约为美国的30%—54%，衣着和机械设备等可贸易品价格则已经接近或高于美国。两种GDP口径的差距因而主要反映工资、土地成本、服务业生产率和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形成的价格结构，不能直接等同于汇率低估或发展水平高低。

实物量指标支持购买力平价调整的基本方向，也揭示出生产能力与居民生活之间更加分层的图景。在可比年份中，中国粗钢、发电和汽车产量分别约为美国的11.7倍、2.2倍和3.4倍，明显高于名义美元GDP所显示的相对位置。从居民生活看，中国人均名义美元GDP约为美国的15.5%，人均PPP GDP约为32.6%；每千人汽车保有量约为美国的26.5%，人均肉类供给量约为60.2%，人均预期寿命则已处于相近水平。不同指标之间的差异说明，生产规模、耐用品普及、基本生活资料和公共服务成果不会同步处于同一相对水平。PPP能够改善经济数量比较，仍需由实物指标、收入分配和公共服务结果加以补充。

增长形成当期增量，发展取决于这些增量能否转化为长期能力。GDP记录一个季度或一年内新形成的增加值，产业体系、基础设施、知识技术、人力资本和居民健康则能够跨期发挥作用。同样规模的增长，可能用于修复既有能力，也可能扩展未来的能力边界。实际产出还需要经过市场价值实现、企业与居民收入形成以及投资、研发和公共服务再积累，才能进一步沉淀为生产率、企业回报和居民生活改善。判断发展成果因而需要延长观察期限，考察今天的增长最终留下了什么，以及能否为下一阶段创造更好的起点。

逆周期政策既要稳定当期经济，也要为内生需求恢复和长期能力积累争取时间。在需求偏弱时，财政、货币和消费支持政策能够改善企业订单与现金流，保护企业、就业和有效产能，降低周期性收缩演变为长期损失的风险。这些作用构成逆周期政策的重要价值，其效果能否延续，则取决于居民收入和稳定预期能否接续，企业能否将阶段性订单转化为投资、创新和效率提升。阶段性消费支持还需要与稳定就业、促进增收、完善社会保障和改善公共服务相结合，逐步形成可持续的内生需求。对稳增长政策的评价，既要观察当期形成了多少消费和投资，也要观察其能否提高未来生产率、居民收入与公共服务水平，为下一轮增长留下可以继续使用的能力和信心。

风险提示：国内需求修复不及预期；海外经济与经贸环境变化超预期；国际比较口径及历史数据修订可能影响测算结果。

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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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汇率与购买力平价下，中美经济呈现不同的相对位置

1.1. 不同价格尺度形成不同的经济规模

IMF 2026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显示，2025年按市场汇率计算，中国和美国名义GDP分别约为19.6万亿美元和30.8万亿美元，中国相当于美国的63.8%；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两国GDP分别约为41.2万亿和30.8万亿国际元，中国相当于美国的134%左右。同一组经济活动在两种折算尺度下呈现出不同的相对规模，其原因在于两种口径采用了不同的换算价格。

一国GDP首先按照本国货币和本国价格进行核算。在国际比较中，市场汇率口径使用当期汇率将本币GDP折算为美元，购买力平价口径则使用PPP转换率将其折算为国际元。两种口径的分子都是同一国的本币名义GDP，差别主要来自换算方式。

其中，市场汇率以“本币/美元”表示，PPP转换率以“本币/国际元”表示，相对价格水平则以美国等于1作为基准。国际元被定义为在美国具有与1美元相同的购买力，因此美国的PPP GDP与名义美元GDP在数值上相同。对于其他经济体，相对价格水平低于美国，PPP GDP便会高于名义美元GDP；相对价格水平高于美国，则相反。

按照IMF的2025年数据，中国PPP GDP约为名义美元GDP的2.10倍，这一倍数的倒数约为47.6%。它表示，在GDP覆盖的全部商品和服务层面，中国的综合价格水平约为美国的47.6%。需要注意的是，这一结果是一种总体价格比较，不能理解为中国每一类商品和服务的价格都只有美国的一半，也不直接代表居民生活成本只有美国的一半。不同商品和服务的相对价格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具体结构将在后文进一步分析。

与此同时，购买力平价GDP也不同于通常所说的实际GDP。实际GDP主要剔除一个经济体在不同时期的价格变化，用于观察经济活动随时间如何增长；购买力平价GDP主要调整不同经济体在同一时期的价格差异，用于开展跨国经济规模比较。前者处理时间维度上的价格变化，后者处理空间维度上的价格差异，两者不能相互替代。

1.2. 两种口径的差异普遍存在于各类经济体

购买力平价GDP与名义美元GDP存在差异，是国际经济比较中的普遍现象。根据IMF 2026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中的2025年数据，多数经济体PPP GDP高于名义美元GDP。

图中经济体既包括发展中经济体，也包括主要发达经济体。具体来看，印度PPP GDP约为名义美元GDP的4.41倍，印度尼西亚约为3.49倍，中国约为2.10倍，巴西约为2.19倍，这些新兴经济体的两种口径差距较大。相比之下，日本约为1.58倍，意大利约为1.47倍，法国约为1.35倍，德国约为1.22倍，英国约为1.14倍，差距相对较小，但PPP GDP仍普遍高于名义美元GDP。在所列经济体中，仅瑞士的比值约为0.88倍，低于1。

这组数据至少说明了两点。第一，中国两种GDP口径差异较大，并不是一个孤立现象，采用市场汇率和购买力平价进行折算，普遍会得到不同的经济规模。第二，不同经济体的差异程度并不相同，PPP GDP与名义美元GDP的比值可以从不足1倍扩大到4倍以上。购买力平价并非必然提高一个经济体的GDP规模，倍数较高也不能直接等同于汇率低估或发展水平更高，它首先反映的是国内价格、PPP转换率与市场汇率之间的相对关系。

总之，同一经济活动采用不同价格尺度，会呈现不同的国际位置；中国所表现出的两种GDP口径差异具有普遍性，但差异幅度在各经济体之间明显不同。计算关系可以告诉我们差异来自哪里，却还没有解释各国相对价格水平为何不同，也不能直接判断哪一种口径更接近真实的生产能力和居民生活。回答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把货币计价还原为实际产出、生活条件以及不同商品和服务的价格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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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力平价更接近国内生产与生活的实际图景

2.1. 实物指标显示出更高的生产与生活相对水平

实物量指标不能替代GDP。钢铁、汽车和电力只覆盖经济活动的部分领域，也没有反映产品质量、技术含量和服务业产出。但这些指标不依赖汇率折算，可以从生产数量的角度检验两种GDP口径所呈现的经济图景。

从国家生产能力看，中国在多项工业实物产出上的规模已经超过美国。2025年中国粗钢产量约为9.61亿吨，美国约为0.82亿吨，中国约为美国的11.7倍；2024年中国发电量约为10.09万亿千瓦时，美国约为4.63万亿千瓦时，中国约为美国的2.2倍；2025年中国汽车产量约为3453万辆，美国约为1024万辆，中国约为美国的3.4倍。按照目前可获得的最新国际可比保有量数据，2023年中国汽车保有量约为3.36亿辆，美国约为3.05亿辆，两国已经处于相近的总量区间。

从居民生活水平看，不同指标呈现出较为分层的图景。中国耐用消费品仍处于持续普及过程中，每千人汽车保有量约为美国的四分之一，意味着家庭耐用消费和资产积累仍有提升空间。基本生活资料的相对水平更高：中国人均肉类供给量约为美国的六成，蛋类供给量已经高于美国。食品供给还会受到饮食习惯、产品结构和居民端浪费等因素影响，不能直接等同于生活质量，但至少说明可供中国居民消费的基本营养资料数量明显高于人均名义美元GDP比例所呈现的位置。公共健康方面，中美预期寿命已处于相近区间，这一结果或综合反映了收入、医疗服务、公共卫生、生活方式和社会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

将国家生产能力和居民生活指标放在一起，可以看到一条较为一致的线索：无论观察工业产出总量，还是居民实际获得的部分产品和服务，其所显示的中国相对位置普遍高于市场汇率GDP。部分生活指标也高于人均PPP GDP所显示的32.6%，因为PPP GDP是全部经济活动经过加权后的综合平均，单项生活指标还会受到基本需求饱和、消费习惯和公共服务供给等因素影响。购买力平价并不规定每一项实物指标应当处于什么水平，它所完成的调整，是减少国家间价格差异对经济数量比较的影响。实物指标由此支持了购买力平价调整的基本方向：按照共同价格衡量，中国国内实际生产和消费的相对数量，明显高于当期美元计价所形成的比例。

2.2. 非贸易品价格是两种GDP口径分化的重要来源

实物数量与美元价值呈现不同相对位置，关键在于同样数量的产品和服务在不同国家可能形成不同的货币价值。汽车、电子产品、能源和机械设备可以跨境交易，国际竞争会推动各国价格相互接近；住房、医疗、教育、通信、本地交通、建筑和餐饮等活动主要在当地生产和消费，其价格更多取决于本国工资、土地成本、服务业生产率和公共服务供给方式。

世界银行2021年国际比较项目提供了不同支出类别的PPP转换率。以中国为例，当年人民币兑美元年均汇率约为6.45元/美元，而住房及水电能源、医疗、通信、教育和建筑的PPP转换率分别约为2.08、1.98、2.48、3.50和1.93人民币/国际元。按同一种货币折算后，中国上述类别的价格水平分别约为美国的32.2%、30.7%、38.4%、54.3%和29.9%，对应美国价格大约是中国的3.1倍、3.3倍、2.6倍、1.8倍和3.3倍。

相比之下，中国食品、衣着和机械设备的PPP转换率分别约为7.16、8.71和9.92人民币/国际元，已经接近或高于当年的市场汇率。这表明中国总体价格水平较低，并不能理解为所有商品都比美国便宜。中美价格水平差异更多集中在住房、医疗、通信、教育和建筑等本地服务，可贸易品的价格差异则明显较小，部分领域甚至呈现相反关系。

这一现象同样存在于其他经济体。印度的情况更为典型，2021年印度住房、医疗、通信、教育和建筑价格约为美国的11%—14%，意味着美国相应价格大约是印度的7—9倍。印度较低的工资和本地服务成本，使大量国内经济活动按照市场汇率折算后只能形成较低的美元价值；经过购买力平价调整，同样数量的商品和服务会对应更大的经济规模。这也构成印度2025年PPP GDP约为名义美元GDP的4.41倍的重要背景。

从主要经济体看，不同国家之间的本地服务价格水平存在系统性差异，但这种差异更多与收入水平和生产率结构相关。一般而言，收入水平较低的经济体，其非贸易部门（如医疗、教育、餐饮和建筑等）的价格水平相对更低，这一现象在多数国家中都较为普遍。随着生产率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工资水平会逐步上升，而劳动密集型服务的生产率提升相对有限，因此其价格往往也会随之上升。由此，高收入经济体通常呈现出整体价格水平较高的特征，相应地，其PPP GDP与按市场汇率换算的名义美元GDP之间的差距也会相对较小。在这一框架下，瑞士等少数高收入经济体的综合价格水平高于美国，同时其PPP GDP与名义美元GDP之间的关系也体现了类似的结构性特征。

美国经济中服务业占比较高，医疗、住房和专业服务等活动在GDP中的权重也相对较大。由于这些服务大多需要在当地完成，其价格主要受到工资、租金、监管成本、供求关系和市场结构等因素影响。较高的服务价格会使相同数量的服务形成更高的名义增加值，但价格本身并不能直接说明服务质量、技术水平或居民获得的实际福利更高。同类服务在不同国家的内容、质量和可得性也可能存在差异，单纯比较货币价格难以对此作出判断。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本地服务价格差异会在市场汇率口径下放大或压缩一个经济体的美元计价规模，购买力平价则通过调整国家之间的价格水平差异，使比较更多地落在商品和服务的实际数量上。因此，两种GDP口径之间的差异，本质上首先反映的是计价体系与结构差异，而不仅仅是经济体之间的绝对高低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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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形成当期增量，发展积累长期能力

购买力平价更适合比较不同经济体在国内实际生产和消费的商品与服务数量，市场汇率GDP则更接近这些经济活动在国际贸易、投资和融资中的当期价值。两种尺度各有适用范围，但无论采用哪一种口径，GDP衡量的都是一定时期内形成的经济活动流量，不能直接概括一个经济体已经积累了多少长期能力。

增长与发展由此呈现出不同的观察维度。增长回答一个时期内经济活动增加了多少，发展则进一步考察这些增量最终留下了什么：能否形成更高的生产率和技术能力，能否改善企业回报与居民收入，能否积累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和公共服务，并为下一阶段增长创造更好的条件。增长为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发展则决定增长能否获得持续性。

3.1. 同样的当期增长可能留下不同的发展结果

GDP具有明确的时间边界，通常记录一个季度或一年内新形成的增加值。与之相比，产业体系、基础设施、知识技术、劳动者技能和居民健康具有更强的跨期属性，可以在较长时间内持续发挥作用。

这种区别意味着，同样规模的GDP增长可能留下不同的发展结果。新建一条能够长期降低运输成本的铁路，会在建设期形成投资和GDP，也会在建成后转化为持续发挥作用的交通能力；更新一批已经损耗的设备同样会形成当期GDP，但其中一部分只是维持原有生产能力。前者更多扩展了未来的能力边界，后者首先完成了对既有能力的修复。二者在当期增长数据中都具有意义，其长期效果却并不完全相同。

研发投入体现了流量向能力转化的另一种方式。2025年中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约3.93万亿元，相当于GDP的2.80%；其中基础研究经费约2778亿元，比上年增长11.1%。按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下属国家科学与工程统计中心（NCSES）估算，2024年中国和美国分别占全球研发支出的约30%和29%，两国合计接近六成。OECD也判断，按2024年PPP折算，中国研发支出已追平并略高于美国；但按市场汇率折算，中国约为美国的一半。研发投入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经济体为未来配置了多少资源，其更长远的意义仍取决于这些投入能否沉淀为可复用的知识、人才、工艺和技术，并进一步转化为生产率和产业能力。

3.2. 增长向发展转化，需要经过价值实现与能力再积累

实际产出增加只是增长向发展转化的起点。产品和服务还需要形成有效需求，转化为企业收入、劳动者报酬和财政收入，随后再通过消费、投资和公共服务进入下一轮经济循环。任何一个环节传导不畅，都可能使产出增量难以充分沉淀为长期发展成果。

首先，产出需要在市场中实现价值。企业扩大生产能够增加实际产出，但如果终端需求没有同步改善，部分产品可能转化为库存，价格和盈利也会受到影响。GDP仍然记录了已经完成的生产活动，企业现金流和持续投资能力却未必得到相同幅度的改善。因此，生产能力既要能够“生产出来”，也要能够被社会有效使用并形成合理回报。

其次，新增价值需要转化为较为稳定的收入。企业获得可持续回报，才有条件更新设备、开展研发和吸纳就业；居民获得稳定的工资和经营收入，才能形成消费需求，并持续投入教育、健康和家庭发展；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则为基础设施、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提供资源。增长成果如何在企业、居民和公共部门之间形成良性循环，直接影响多数人最终能够从增长中获得什么。

最后，当期收入还要形成有效的再积累。增加投资并不必然等于增加发展能力，其效果取决于资产利用效率、未来收益和维护成本；扩大教育和医疗投入也不必然带来同比例的能力改善，还要观察服务的质量、可得性和实际结果。投入数量解决“用了多少资源”，转化效率决定这些资源最终形成了多少可持续能力。

从这一角度看，中国已经形成的完整产业体系、基础设施网络、工程能力和大规模技术人才，本身就是长期增长沉淀下来的发展成果。下一阶段需要进一步提高这些能力的转化效率，使生产规模更多转化为生产率和高附加值，使企业经营形成更稳定的回报，使居民收入与公共服务更充分地分享生产能力提升带来的成果。发展并不是离开增长另寻目标，而是让增长形成更深、更广和更持久的影响。

3.3. 发展成果最终要接受时间检验

增长率以一个季度或一年为观察单位，发展的结果则要在更长时间内显现。当期政策可以稳定需求和经济活动，却也可能改变消费与投资发生的时间。只有延长观察期限，才能区分当期增加的经济活动中，有多少属于新增需求，有多少是原本会在未来发生的需求提前释放。

消费券及以旧换新补贴体现了这种时间差异。消费券能够降低居民当期消费成本，释放部分暂时受到价格约束的需求；面向汽车、家电和家具等耐用品的补贴，还可能使部分原计划在未来完成的更新提前发生。因此，政策期内的销售增量通常同时包含两部分：一部分是补贴创造的新增消费，另一部分是消费时点的调整。两者都会改善当期销售和企业现金流，但对更长时期消费总量的影响并不完全相同。

2025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对相关商品形成了明显带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5.0%，其中限额以上单位家用电器、家具和通讯器材类零售额分别增长30.7%、22.9%和24.1%。2026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3%，家用电器、家具和汽车类零售额分别下降7.4%、3.7%和12.6%，通讯器材类仍增长14.4%。相关变化受到消费意愿、商品价格、汽车市场周期和高基数等多种因素影响，不能全部归因于前期补贴。但政策敏感品类由较快增长转向分化，至少说明随着补贴持续实施、前期需求集中释放和比较基数上升，政策形成的新增拉动可能逐步减弱。更准确地说，部分耐用品需求在政策作用下发生了跨期重排；将观察期限由一年延长至数年，政策期内的销售增量与最终形成的净新增消费可能存在差别。

类似的跨期替代现象在其他经济体也曾出现。Atif Mian和Amir Sufi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发布的工作论文《The Effects of Fiscal Stimulus: Evidence from the 2009 “Cash for Clunkers” Program》中发现，美国2009年实施的“旧车换现金”计划在政策期内显著推升了汽车销量，但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未来购车需求的提前释放。计划结束后，汽车销量随之回落；在计划结束7个月后，该计划对汽车购买的影响几乎完全消失。研究还发现，在受该计划影响程度较高的城市，就业、房价和家庭违约率等指标并未出现显著改善，表明短期销售增长尚未明显转化为更广泛的地方经济效应。

这并不削弱消费补贴在需求偏弱时期稳定消费和企业经营的短期价值。政策评价还需要区分短期效果与长期影响：前者表现为当期销售和经营状况改善，后者则取决于补贴退出或力度调整后，消费能否由居民收入增长和预期改善接续，以及企业能否将阶段性订单转化为投资、创新和效率提升。稳定需求如何进一步保护企业、就业与既有生产能力，后文将作进一步讨论。

同样的时间检验也适用于投资、债务和资源使用。如果债务融资形成了有效的基础设施、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未来新增产出可以承担今天的成本；如果资金主要维持低效率活动，未来可能更多体现为偿付压力。资源开发能够形成当期产出和收入，资源耗减、环境修复与居民健康成本则会影响长期发展基础。

因此，发展成果不能只由当期增长率判断，还要看今天形成的增量能否在未来继续转化为生产率、居民收入和公共服务，并为下一轮增长留下更好的起点。时间会进一步检验，当期扩张有多少停留在流量层面，又有多少沉淀为能够持续发挥作用的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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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增长政策还要为长期发展积累能力

4.1. 稳定需求也是在保护既有发展能力

前文以消费补贴为例，说明当期政策效果需要放在更长的时间范围内观察。进一步看，稳定需求的意义不只体现在当期销售和产出的改善，也关系到既有生产能力能否得到保存。企业会根据订单、现金流和未来预期安排用工、投资与研发。需求短期下降首先表现为产出和收入减少；如果持续时间较长，影响还会进一步传导至企业退出、设备投资收缩、技术人员流失和研发项目中断，原本属于周期性的需求不足由此可能对未来生产能力留下更长期影响。

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经验提供了一个参照。Laurence M. Ball根据23个经济体的OECD和IMF数据，对这些经济体的潜在产出相对于危机前趋势路径的损失进行估算，按经济规模加权后的平均损失约为8.4%。不同国家受到的影响差别较大，但整体结果表明，深度衰退造成的损失可能通过资本积累、就业经历和技术活动延续至危机之后。

这一经验不能直接用于推算任何一次需求放缓的长期后果，但说明稳定需求具有保护供给能力的意义。在需求偏弱时，财政政策和定向消费支持能够改善企业订单，货币政策则有助于缓解融资与现金流压力，为具有长期价值的企业、劳动者和生产能力保留调整空间，降低短期收缩演变为永久性损失的风险。逆周期政策可以成为其中的阶段性工具，其作用能否由短期稳定延伸至长期发展，还取决于居民收入和内生需求能否及时接续。

4.2. 居民收入与公共服务是内生需求持续扩大的基础

消费补贴主要改变居民当期面对的价格和消费时点，持续消费能力仍来自就业、收入和相对稳定的未来预期。2025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3377元，同比增长5.0%；人均消费支出为29476元，增长4.4%，消费支出增速低于收入增速0.6个百分点。其中，工资性收入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56.6%，转移净收入占18.6%，就业、工资和社会保障仍是居民收入与消费能力的重要基础。

收入与消费的变化还会受到资产价格、债务负担、人口结构和未来支出预期等多种因素影响。养老、医疗、教育和住房等长期支出越难确定，居民越可能为未来保留更多储蓄。IMF在2025年中国第四条款磋商中提出，加强社会保障有助于降低预防性储蓄；其同期工作论文也发现，农村公共支出、社会保障覆盖和户籍限制等因素会影响家庭储蓄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公共服务能够通过改善预期，影响居民在消费与储蓄之间的跨期安排。

因此，扩大内需需要将阶段性消费支持与稳定就业、促进增收和改善公共服务结合起来。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从低收入群体增收、财产性收入、薪酬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国务院批复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也将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和居民消费率提高纳入中长期目标。

这一政策方向也意味着，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需要形成更紧密的配合。基础设施、设备和产业投资提供生产条件，教育、医疗、养老、托育和职业培训则会改善人力资本、降低居民长期支出压力，并创造相应的服务需求。判断政策投入的效果，既要观察当期形成了多少投资和消费，也要观察其能否提高未来生产率、居民收入和公共服务水平，能否带动企业形成可持续回报，并在政策力度调整后继续支撑经济循环。

回到两种GDP尺度，购买力平价所呈现的是一个经济体已经生产和支配的实际商品与服务数量，市场汇率口径所呈现的是这些经济活动在国际交换中的当期价值。政策无需追求某一种统计口径下的规模，而应推动已有数量基础继续转化为生产率、企业回报、居民收入和国际交换能力。当这种转化更加充分，购买力平价所反映的生产与生活基础会更加稳固，市场汇率口径所记录的经济价值也会获得更坚实的支撑。增长记录当期增加了多少，发展最终取决于这些增量能否成为下一阶段仍可继续使用的能力、收入与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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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1）国内需求修复不及预期；

（2）海外经济与经贸环境变化超预期；

（3）国际比较口径及历史数据修订可能影响测算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