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陆弃
8月21日,意大利“Decode39”网站刊文讨论欧洲面对中国绿色产品价格优势时的政策困境。意大利经济学家卡洛·佩兰达承认,欧洲持续购买中国太阳能板,原因很简单:因为欧洲自己生产更贵,类似情况还出现在家电和汽车等领域。但就在承认价格差距之后,他又提出欧盟应采取“先威慑、后谈判”的策略,寻找中国所谓“弱点”施压,再以此换取谈判筹码。更值得玩味的是,他自己也承认,目前欧洲甚至还没有展现出这种“严重伤害”中国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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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句话,其实已经把欧洲当前对华经贸政策的矛盾暴露得相当充分。真正让一些欧洲人焦虑的,并不是中国商品“不够好”,恰恰是中国商品在质量、规模和价格之间形成了越来越强的综合竞争力。欧洲需要中国的光伏、电池和新能源汽车来降低能源转型成本,可当这些产品大量进入欧洲市场之后,又有人开始担心所谓“依赖”。一边需要,一边防范;一边希望降低成本,一边又希望抬高竞争对手的市场门槛,这种政策上的摇摆,正在成为欧洲经济转型的一道难题。
光伏产业就是最直接的例子。欧洲当然拥有自己的技术积累、品牌和制造传统,但市场最终仍然要面对一个朴素的经济问题:同样的产品,谁能以更低成本生产出来?如果欧洲自己生产太阳能板更贵,那么在推进绿色转型的时候,是否应该为了所谓“欧洲制造”而让整个社会承担更高成本?
这不是抽象的贸易争论,而是一笔实实在在的经济账。欧洲能源转型本身就面临较高成本,如果光伏组件、电池以及其他绿色设备的采购价格继续上升,那么企业投资、家庭能源支出乃至产业升级成本都会增加。对于正在承受能源价格、产业竞争力和经济增长多重压力的欧洲而言,这些成本最终不可能凭空消失,只会通过企业利润、消费者价格或者政府财政支出来承担。
意大利“转型5.0”计划出现的争论,恰好说明了这种矛盾。为了降低绿色转型成本,意大利国内开始出现要求放宽“欧洲制造”限制、重新允许价格更低的中国绿色技术获得补贴的声音。原因并不复杂:如果政策目标是尽快完成绿色化和数字化升级,那么采购更具成本优势的产品,本身就是符合经济理性的选择。问题也因此变得更加尖锐:如果中国企业能够以更低成本提供欧洲需要的产品,欧洲究竟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提高自身竞争力上,还是想办法限制竞争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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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兰达提出的“先威慑、后谈判”,实际上代表了后一种思路。他并不完全赞成照搬美国大规模加征关税的方式,而是主张利用贸易措施制造筹码,再与中国谈判,例如欧洲不设置美式高壁垒,以换取中国进一步扩大欧洲企业市场准入。听起来似乎是一套策略,但真正困难的地方恰恰在于:筹码从哪里来?
贸易政策不是凭空产生力量的。一个经济体如果要对另一个经济体施压,必须拥有足够大的市场影响力、产业替代能力,或者对方难以放弃的资源优势。否则,所谓“威慑”很容易变成提高自己的进口成本。佩兰达自己承认欧洲目前还没有展现出这种“严重伤害”中国的能力,这句话其实比那些强硬表态更值得分析,因为它暴露了欧洲面临的真实约束。
欧盟拥有庞大的消费市场,但市场规模并不自动等于产业竞争力;拥有先进技术,也不意味着在所有制造环节都保持成本优势。更现实的问题是,欧洲内部本身也并非利益完全一致。德国汽车产业与中国市场联系紧密,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在汽车、机械、奢侈品、能源和制造业领域也各有利益诉求。对于很多欧洲企业而言,中国既是竞争者,也是重要供应商、消费者和投资目的地。今天如果为了保护某个产业提高贸易壁垒,明天就可能伤害另一个产业的出口和市场利益。
这就是欧洲对华政策最难绕开的现实约束。如果欧盟真的大规模提高关税,中国企业可能面临更高进入成本,但欧洲消费者同样需要付出代价。中国企业可以寻找其他市场、调整供应链,欧洲企业却未必能够在短时间内找到价格、规模和效率都相近的替代供应商。尤其是在光伏、电池等产业领域,一条成熟产业链的形成不是几年之内就能简单复制的。因此,贸易保护从来不是单向成本。
欧洲真正需要思考的,也许不是如何让中国“疼”,而是为什么自己在一些产业上越来越难以承受价格竞争。是能源成本太高?是产业链不完整?是企业研发、制造和规模化之间出现断层?还是长期政策过于重视规则设计,却忽视了制造业本身的成本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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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些问题没有解决,即使暂时通过贸易壁垒保护本土企业,也可能只是把竞争压力往后推。没有真正提升生产效率,保护就容易形成新的惰性。企业在壁垒之内得到喘息,却可能失去进一步参与全球竞争的动力。中国绿色产业的竞争优势也不能简单归结为所谓“补贴”。科研投入、工程师队伍、完整产业链、巨大国内市场、充分竞争以及规模化生产共同形成的成本优势,才是中国制造能够持续提升性价比的重要原因。把这种竞争优势简单解释为政府支持,既无法解释相关产业链为何能够形成,也无法帮助欧洲真正找到自身的竞争路径。
中欧经贸关系真正需要的,并不是不断制造敌意,而是寻找更稳定的利益交汇点。中国需要欧洲的先进技术、品牌、金融和高端服务,欧洲同样需要中国庞大的市场、制造能力和绿色产业供给。双方存在竞争,但竞争并不天然意味着必须走向全面对抗。
欧洲真正需要做的,是把“去风险”与“脱钩”区分开来,把产业安全与保护主义区分开来。对关键领域进行风险管理可以理解,但如果把所有价格优势都视为威胁,把所有进口增长都解释成“依赖”,最终损害的可能不是中国企业,而是欧洲自身的消费能力和产业升级速度。
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摆在欧洲面前:如果中国商品更便宜、更快、更大规模地满足了绿色转型需求,那么欧洲究竟应该为此感到焦虑,还是应该从这种竞争中找到提升自身效率的方法?真正成熟的竞争,从来不是先想着怎样让对手付出代价,而是先问自己为什么失去了优势。关税可以调整,市场准入可以谈判,贸易规则也可以修改,但产业竞争力最终还是要靠技术、人才、企业效率和完整产业体系建立起来。
欧洲当然可以选择对华施压,也可以继续讨论所谓“战略自主”。但如果一边需要中国商品降低转型成本,一边又试图通过人为提高成本来限制这些商品,那么最终承担代价的,很可能还是欧洲自己。真正有分量的谈判筹码,从来不是一句“我要让你疼”,而是即使没有对方,自己依然拥有足够强的选择能力。当欧洲真正拥有这种能力时,它当然可以更加从容地与中国谈判;在此之前,与其急着寻找中国的“弱点”,不如先认真寻找自己的竞争力究竟去了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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