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国妓女的真实回忆：不怕打骂，就怕“杨梅大疮”，无药可解

1944年冬至，13岁的康素珍被人用150块大洋卖进成都一家妓院。头一回不听话，老鸨苏胖婆把她吊在院里那棵歪脖子桑树上，三股牛皮筋的鞭子蘸了水抽，晕过去就一盆冷水泼醒，抽到大小便失禁。

这样的日子她过了好几年，后来写成了一本书。奇怪的是，书里最让她后怕的，不是那棵桑树，也不是逃跑被地保揪回来的那几顿打。挨打她认，打完人还活着。

她真正怕的，是屋里谁低声说出三个字——杨梅大疮。这三个字一出口，姐妹们的脸就白了。凭什么一种病，比皮开肉绽还让人发抖？

鞭子再狠也不往死里打

康素珍晚年把这些写进了《我的妓女生涯》，1988年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印出来。书里那顿"开荤"的打，是妓院给新人立规矩的体罚仪式：让你知道疼，让你知道跑不掉。她跑过三次。

第一次从后墙的狗洞里爬出去，还没走出几条街，就被地保拎着领子送回来了。

地保每月从老鸨手里拿钱，认得院里每一张脸。第二次她买通伙计往外送信，信没送到，伙计的烟头先烫在了她身上。

第三次她学要饭的，把脸抹脏了混出门，抓回来关进禁闭室，七天。七天里她想明白一件事：这城里不是没人看见她，是看见了也照样送回来。打完了还得干活，这就是妓院的算盘。

苏胖婆掏出去150块大洋，那是一笔本钱，本钱得连本带利收回来。人被打残了、打死了，钱就打了水漂。老鸨把她吊起抽打，用体罚逼她服从。

真正把人锁死的，是那本账。康素珍后来发现，客人给的赏钱、首饰，全归老鸨。自己这边吃饭要记，住的地方要记，梳头、点灯、脂粉、衣裳都要记，连来月经用的卫生带都要记上一笔。价钱由谁定？老鸨说了算。

于是就出现了这么个局面：她天天在接客，账上的窟窿却一天比一天大。

150块大洋的卖身钱压在最底下，永远还不完。这不是欠债，这是一套让你永远欠着的算法。想过明路走出去吗？门是有的，但门后头站着的都是熟人。

地保、巡街的、街面上的混混、当初把她卖过来的人贩子，彼此都吃这碗饭。民国初年确实颁过禁止买卖人口的法令，纸上写得清清楚楚，可康素珍爬狗洞那天，纸上的字没有一个字下得了炕。

所以在她的口径里，打骂是能扛的。疼过去了，饭还是要吃，客还是要接，日子还是接着往下过。挨打之后，她仍被债务和账本继续捆住。

人只要还站得起来，在老鸨眼里就还是件值钱的东西。值钱的东西不会被扔掉。这句话反过来说才吓人——一旦不值钱了呢？

仙鹤姐烂到二十岁，一张席子卷走

院里有个仙鹤姐，比康素珍大几岁。她得的是"脏病"。起先没人当回事，那年月这行里谁身上没点毛病。可后来下身烂得不成样子，走路都费劲。

她得病后，老鸨不给药，还逼她继续接客——病是她的，客的钱是老鸨的。仙鹤姐有个相好，叫赵金堂；她病重后，赵金堂逃跑。

赵金堂为何逃跑，康素珍书里没有展开写。仙鹤姐20岁那年死了。康素珍在书中写到，她死后被一张席子卷走，扔到乱葬岗上。

"杨梅大疮"就是梅毒，民间这么叫，是因为疮口一颗颗鼓起来，形状像杨梅。它进人身体的路子很阴：先在下身长个溃疡，不疼不痒，过些日子还会自己消下去，谁都以为是好了。其实螺旋体已经顺着血走遍了全身。

再往后几周几个月，疹子从手掌、脚底一路铺到躯干，人开始发烧、乏力，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脖子上鼓起一串疙瘩。

这个阶段传染性最强，而她们照样得接客。拖到晚期，病就开始啃骨头。鼻骨被蚀掉，鼻梁塌下去，上颚烂穿，脸中央留出一个洞。

民间管这叫"冲天炮"，还有句顺口溜传下来：杨梅疮、冲天炮，鼻子打塌牙打掉。要是螺旋体钻进神经，人会痴呆、瘫痪，最后死掉。这不是几个倒霉蛋的遭遇。

1949年11月，北京一夜之间封闭224家妓院，收容进来1288人，挨个体检的结果是：仅44人未患性病，感染率超过95%，有的兼有梅毒、淋病等性病。检查的人还发现，有个女孩7岁时被领家糟蹋，查出来的淋病和大人一样重。

把这两个数摆在一起看——1288和44。也就是说，走进那扇门的姑娘，几乎没有一个能囫囵着走出来。现在再回头看康素珍怕什么。挨打，她还是老鸨的本钱。一旦烂了，她就成了赔钱货。

老鸨不会给她治，会一边把她榨到榨不出为止，一边等着那张席子。在她和姐妹们的经验里，那三个字不是一场病，是一张判决书，只是行刑要拖上几年。

药就摆在药店里，只是没人替她们付钱

治梅毒的药，那时候早就有了。1910年，德国人保罗·欧立希做到第606次实验，试出一种有机砷化合物能杀死梅毒螺旋体，就叫它"606"，欧洲医学界称之为"神奇子弹"。后来又改良出针剂更好打的"914"。

1920年代，这两样都进了中国，上海"五洲"大药店的柜台上就有德国产的606、法国产的914，内地药房从上海进货。所以药是有的，只是它有两处过不去的坎。头一处，606的底子是砷剂，靠毒性压住病菌，打下去可能伤肾、抽搐、伤视神经，那个年代的治愈率非常低。

第二处更狠：病一旦拖到晚期钻进神经，这针打下去也没用了。而仙鹤姐这样的人，是拖到不能再拖才被人看见的。就算药真管用，谁付钱？看看民国末年那本账。

北京"黄土炕"最底层的姑娘，每月要交税款10万元、身体检验费15万元，再跟老板三七分，落到自己手里大约3万元。同一时期，猪肉一斤要20多万元。一个月挣的钱，买不来一斤猪肉的零头。

这样的收入，拿什么去药店里换一支进口针剂？一位上海姑娘后来回忆自己的日子，说得很平：长了杨梅疮照样接客，客人把病传给她，她再传给客人。治是可以治，可她们治不起。

日本人走后美国新药进来了，她们还是买不起。这就是那个"无药可解"的真相。医学上早有解法，解法就摆在离她们几条街的药柜里。

可柜台前掏钱的从来不是她们，也没人肯替她们掏。老鸨算过账：一个已经烂了的姑娘，值不值得再投一笔钱进去？她的答案，仙鹤姐20岁那年就领受过了。

到了1949年冬天，北京把人收进来之后，账是另一种算法。政府拿出一亿多元旧币做医药费，折成小米是十二万斤，药是从国外买回来的盘尼西林那一类贵重货。

上海禁娼后要治性病，青霉素全靠进口，还得从香港转口，价钱更高，上海方面的批示只有一句：不管花多少钱，也要治好她们的病，别的地方可以省，这笔钱不能省。同一种病，同一批人。前后的差别，是经济、制度和医学局限共同作用，使底层妓女等于无药可解。

后来几年里，全国查禁封闭妓院8400多所，32万人从生产教养院里走了出来。康素珍是被解放的时候19岁，回了河北老家，母亲已经病死了，她后来嫁给本村一个老实的农民，一直活到能把这些事一笔一笔写下来。

打骂她忍下来了，账她背了好几年，最后活着走出那扇门。而那个叫仙鹤姐的姑娘，20岁上被一张席子卷着扔进乱葬岗——她差的，只是一针早该打到她身上的药。

参考资料：
《妓女的新生》.光明日报/文摘报.2019-01-26
《略论近代中国花捐的开征与演化及其财政－社会形态》.厦门大学.2019-01-26
《禁绝娼、毒、赌与社会环境的净化》.山东省政协文史馆
《我的妓女生涯》.康素珍/河北人民出版社
《民国时期的拐卖与打拐》.光明日报/文摘报.2011-0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