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史剧《重器》剧评 | 79刑法 “类推定罪”的”活化石”：非法经营罪（下）|比较法刑辩—庄玉武律师

法律史剧《重器》剧评 |

79刑法 “类推定罪”的”活化石”：非法经营罪（下）

|比较法刑辩—庄玉武律师

五、“比较法刑辩”策略：基于法理升维的辩护路径

针对中国大陆的非法经营罪（刑法第225条）这一实务中的“超级口袋罪”，刑事辩护不应仅停留在事实层面的纠缠，而应构建一套从“行政规制”到“实质法益”，再到“罪刑法定”的立体化辩护体系。

以下是基于刑事辩护实务的深度建议：

（一） 规范源头抗辩：严格审视“国家规定”的效力等级

非法经营罪（《刑法》第225条）因其极度扩张的“兜底条款”，被学术界和实务界形象地称为“刑法中的超级口袋”。从宪F法学与刑法哲学的交叉维度审视，该罪名在适用中与多项宪R法基本原则存在着深层次的张力甚至冲突。

以下是该罪名与宪R法原则冲突的深度解析：

一） 核心冲突：与“罪刑法定”及“明确性原则”的悖论

宪￥法确立的国家保护人%权与法治国家原则，在刑法中的具体化即为罪刑法定原则。

1.明确性要求的丧失（Void for Vagueness）：

宪8法要求法律必须具备可预测性。如果法律条文像“橡皮筋”一样可以随意伸缩，公民就无法预知行为后果。非法经营罪第（四）项“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在实务中变成了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万能补丁”。这种不确定的规范，实质上剥夺了公民依据法律导向行为的权利，将宪%法保障的“正当程序”置于危险境地。

所以，控方应当对法律的明确性规定，进行专门的解释与论证；若未达到明确性，应当推定无罪。

2.立法权的变相下放：

根据宪R法和《立法法》，涉及刑事犯罪的事项只能由法律规定。但非法经营罪的入罪依据高度依赖“国家规定”（行政法规等）。当行政机关通过修改规章制度就能实质性地改变刑事定罪的边界时，这在法理上构成了对立法权的某种程度的侵蚀，模糊了宪f法关于权力分工的界限。

所以，律师可以提出对行政机关的规章进行合C宪性审查请求，以及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釜底抽薪，从根本上动摇“未经许可”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3.非法经营罪的成立前提是“违反国家规定”。根据《刑法》第96条及最高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这里的“国家规定”仅限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 ·辩护要点

o排除部门规章：实务中，许多指控依据的是商务部、银保监会或其他部委的“部门规章”甚至“行业规范”。辩护时应明确指出，部委规章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国家规定”，不能直接作为定罪依据。

o审视授权一致性：即便存在国务院文件，也需审查该文件是否明确授予了刑事追究的底座。如果行政法规仅规定了行政处罚，而司法解释跨越法律授权将其入罪，应坚持罪刑法定原则进行抗辩。

二) 市场经济逻辑冲突：行政垄断 vs. 营业自由

我国宪R法第15条明确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营业自由”的对抗：

虽然我国宪H法未明文规定“营业自由”，但其隐含在劳动权、财产权以及经济体制条款中，公民有营业自由。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法无禁止即可为”。然而，非法经营罪的逻辑往往是“法无授权不可为”。

2.行政准入的刑事化保护：对实质法益进行判断

许多非法经营罪案件的实质是无证经营。在宪8法确立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行政许可的目的是为了公共利益的监管，而非为了垄断。当刑法被用来严厉惩罚那些虽然没有许可证、但并未侵害实质法益（如未损害消费者利益、未实施欺诈）的行为时，刑法实际上成为了行政垄断的“保镖”，这与市场经济鼓励竞争、保障活力的宪U法导向背道而驰。

三) 宪Y法比例原则的背离：谦抑性的丧失

比例原则（Proportionality）被视为宪U法层面的“帝王条款”，要求国家干预手段必须是必要的、最小损害的。

Ultima Ratio（最后手段性）的缺失：

在法治发达国家，无证经营通常通过行政罚款、吊销执照等行政手段解决。但在我国，非法经营罪经常被“降维打击”到微观的经济活动中。当行政处罚足以实现监管目的时，控方若轻易动用最严厉的刑罚手段（剥夺人身自由），这明显违反了宪R法要求的“手段与目的相匹配”的比例原则。

为了更直观地理解这种冲突，我们可以通过下表对比非法经营罪的实务逻辑与宪8法原则的理想状态：

冲突维度

非法经营罪的实务倾向

宪…法与法治原则的要求

规则属性

概括、模糊（口袋化）

明确、具体（可预测）

思维模型

指令经济：保护行政审批权威

市场经济：保障营业自由与公平竞争

权力关系

行政权通过刑事司法延伸

司法的独立评价与最后手段性

正义取向

实质正义（只要有害就入罪）

形式正义与罪刑法定（法无明文不为罪）

从宪￥法高度审视，非法经营罪的过度扩张实际上反映了“管理型思维”对“权利型思维”的压制。在宪8法实施监督不断加强的今天，通过个案辩护推动对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的限缩解释，实质上是在修复被破坏的宪8法法治逻辑。

辩护视角：在此类案件中，律师可以通过论证涉案行政规定与宪8法保障经济自由原则的冲突，从而主张该行政规定不应具备刑事法层面的“违法性参照依据”。

（二） 实质法益抗辩：区分“行政违规”与“刑事犯罪”

非法经营罪保护的是“市场秩序”。如果被告人的行为虽然程序违规（如无证），但客观上并未产生实质性的市场危害，则不应动用刑罚。

辩护要点

o“法益侵害”实证化：论证行为是否具有欺诈性、垄断性或危害公共安全。如果被告人的经营活动质优价廉、深受消费者好评、促进了就业和资源流动，应主张其行为属于“民生经营”或“行政违规”，而非“扰乱市场秩序”。

^援引德、日等国“行政优先、刑法补充”的原则，论证涉案行为虽然违反了行政许可（单纯形式违法），但并未造成实质性的法益侵害（如欺诈他人、危害安全），应回归行政处罚，不具备刑事可罚性。

o

o适用“但书”条款：引用《刑法》第13条，论证该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特别是在新兴行业（如跨境电商、民间金融创新）中，应强调刑法的谦抑性。

（三） 兜底条款限制性辩护：防止“类推逻辑”滥用

针对第225条第（四）项“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这是辩护的主战场。

辩护要点

o同质性解释原则：根据刑法解释学，第（四）项所涵盖的行为，其社会危害性必须与前三项（专营专卖、进出口许可、金融业务许可）具有相当性。如果涉案行为的危害程度远低于前三项，则不应适用兜底条款。

o司法解释溯源抗辩：对于尚未有明确司法解释规定的领域，坚决反对侦查机关或检察机关自行扩张解释。应主张“法律未明文规定为犯罪的，不得定罪”。

（四） 主观阻却抗辩：违法性认识可能性的缺失

由于非法经营罪的行政依附性极强，行政规定的频繁变动往往导致经营者陷入“认识陷阱”。

辩护要点

o不可避免的法律错误：论证被告人作为普通经营者，在行政法规模糊、监管部门态度不明确、甚至行业内普遍存在类似经营行为的情况下，不具备认识到其行为属于刑事犯罪的可能性。

o缺乏刑事犯罪故意：被告人主观上是为了正当经营、谋求合法利润，而非为了破坏国家经济秩序。

（五） 程序性抗辩：行政前置程序的缺位

非法经营罪应遵循“行政优先”原则。

辩护要点

o未经过行政处罚：如果被告人的行为系初犯，且行政主管部门从未对其进行过行政约谈、限期整改或行政处罚，直接启动刑事追诉程序属于“程序跃迁”，违背了刑法的谦抑性。

o行政认定的合规性质疑：审视行政主管机关出具的《认定函》或《鉴定意见》。此类文书往往是定罪的关键，应从出具主体资格、依据的规范是否过时、认定逻辑是否严密等方面进行质证。

（六） 比较法辅助辩护：提升法理说服力

在法官自由裁量权较大的环节，引入比较法视野作为“政策参考”。

辩护要点

o域外经验引用：向法官展示在类似的市场环境下，德国、日本或美国是如何通过行政手段解决此类问题的。通过对比，指出过度使用刑罚将导致我国营商环境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

o社会效果论证：强调“判一个案件，毁一个行业”的负面后果，引导法官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角度审慎定罪。

非法经营罪是中国刑法中尚未消化的“前现代残余”。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废除这一具有强烈“类推”印记和苏联色彩的罪名，代之拆分以具体、明确的行业犯罪，是法治国家建设的必然趋势。刑法应从“行政权的护卫者”彻底转型为“公民权利的保护神”。

在针对非法经营罪的实务辩护中，律师不应只做“证据的搬运工”，而应做“法理的解构者”。要通过“去口袋化”的逻辑，不断将案件从模糊的“市场秩序”拉回到具体的“法益侵害”与“法律明文”之中。只有守住了罪刑法定的底线，才能在非法经营罪这一复杂泥潭中为当事人争取到撤回起诉、不起诉或无罪的结果。

只了解一个国家的法律，其实你对这个国家的法律一点都不了解。

就像你只读中国史，不读世界史，你不可能读懂中国史。

所以，环球同此凉热，比较法才能更好刑辩。

作者：庄玉武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