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岁的我携笔参军，虽不被同学理解，却因炮兵学院的一封信走进部队

27岁那年，在安徽师范大学校园里，一名即将完成研究生学业的青年，摆在面前的并不是一条路，而是几条都很体面的路：去省里工作，进入政策研究部门，或者留在母校任教。偏偏在这个时候，一封来自合肥炮兵学院的信，改变了他的选择。

这封信写给他的导师，内容并不长，大意是：“你们那里那位身高一米八的研究生，如果愿意来我们这里工作，请尽快联系。我们需要有知识、有追求的年轻人。”

话说得直接，却击中了他心里埋藏多年的念头。

军人的形象，早在少年时期就进入了他的记忆。那时身处农村，夜晚点灯还要用煤油，煤油也不是随时都能买到。孩子们放学后，最盼望的事情，往往不是多做几道题，而是附近公社放电影。

十几里路，算不得近。

大人带着孩子，摸黑赶到露天电影场。银幕亮起来，《打击侵略者》《上甘岭》《英雄儿女》《小兵张嘎》一部部放映，解放军战士的形象也随之留在少年心中。那种影响没有喧闹，却很深，后来许多年都没有消失。

到了参加高考的时候，他特意参加了军校体检，身体条件完全合格，第一志愿原本准备填军事后勤学院。遗憾的是，老师极力劝阻了他。

当年全军院校在安徽招收文科生，名额少得可怜。老师认为风险太大，劝他不要把前途押在一个不确定的选择上。于是，他带着遗憾进入安徽师范大学，军校梦暂时搁置。

报到后，辅导员看过档案，发现全班104名学生中，只有他的材料里有一张军检表。辅导员把表退还给他，说：“这张表现在用不上了，你留着吧。”

这句话很平常，他听后却十分沮丧。那张军检表没有被丢弃，而是一直保存下来，像一件没有完成的旧事，安静地留在身边。

研究生期间，他担任学校研究生会主席。由于能力突出，几方面都向他发出了邀请。学校党委书记调往省里组建安徽省高校工作委员会，希望他毕业后前去工作；安徽省政策研究所也缺人，相关领导有意吸收他；母校则早在复试时，就考虑过让他毕业后留校任教。

这些安排，在旁人看来已经相当难得。

可那封信到来后，事情出现了变化。他选择了部队，选择了炮兵学院的政治理论教研室。这个决定让不少同学想不通，甚至有人当面问：“读师范、考研究生，不就是为了不当老师吗？怎么又去了军校当教员？”

他的回答并不复杂：“从小到大，我没有停止过做军人的梦。”

有人又追问：“你参军是不是一时冲动？”

他承认：“当然有冲动。心中有浩然之气，怎么可能一点冲动都没有？但这不是糊涂决定，我不后悔。”

这两句话看似矛盾，其实很准确。冲动，代表内心的热烈；慎重，代表对选择后果的清醒。他并不是临时起意，而是在少年时代的影响、大学时期的遗憾和毕业时的现实选择之间，重新确认了自己的方向。

那是改革时期，许多大学生都在寻找个人发展的道路。他所考虑的，不只是职业待遇，也包括知识分子能够为国防建设做些什么。对他来说，进入军校担任政治理论教员，并非离开专业，而是把所学知识放到另一种环境中去使用。

真正的考验，始于入伍后的集中训练。

总参第一次集中组织地方大学生训练，他成为“黄龙一期”学员。90天里，训练内容并不只是一项军事技能，而是政治、队列、内务、作风纪律和实弹射击等多个方面。地方大学毕业生进入部队，缺的往往不是书本知识，而是军人的纪律意识和集体观念。

年龄也没有成为特殊理由。

他比区队长年长，甚至比对方上学还早，却始终服从训练安排。该集合时集合，该操练时操练，内务标准也按要求执行。过去在校园里的职务和经历，在训练场上都不能换来任何照顾。

更难的是，家中当时有父母，也有妻儿。家里遇到困难，他一面安慰妻子和孩子，一面把部分生活费寄回去给父母看病。训练期间规定不能请假探亲，他没有因为家庭压力提出例外，只能把牵挂压在心里。

这不是没有困难。

只是军装穿在身上，身份就发生了变化。

训练结束时，他在政治、队列、内务、作风纪律、实弹射击五项考核中均获优秀，被评为大学生训练基地优秀学员，并担任班长。担任骨干后，任务比普通学员更多，别人午间能够休息，他常常还要开会、组织工作、处理各类事务。

累是真累。

但正是这90天，把一个地方大学毕业生逐步磨炼成了具备基本军人素质的教员。回到部队院校后，他很快走上讲台，开始面对专科生、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

讲台一站，就是10年。

这期间，他先后为30多个班次讲授多门课程。从助教到讲师，再到副教授，职称一步步提升；他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员，并荣立个人三等功。荣誉并没有改变工作的性质，备课、授课、答疑和研究，仍是每天必须完成的事情。

有意思的是，真正让他感到选择没有错的，往往不是证书和奖章，而是课堂结束后学员的一句话：“教员，你辛苦了。”

这句话很短，却让那张保存多年的军检表，终于有了迟来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