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的遗产有多深厚？后代吃了1000年，第29代孙竟成世界船王

一个千年之前的清官，究竟给后世子孙留下了怎样的家底，能让家族延续二十九代仍旧枝繁叶茂？一纸三十七字的家训，又是如何跨越宋元明清，最终催生出一位执掌海上帝国的世界船王。

民国七年，也就是1918年，浙江宁波镇海的老包家迎来了一个男婴的诞生。这户人家几代经商，在当地也算是薄有家底，只是买卖并不在本乡本土，而是接连两三代都在汉口经营着一家不大不小的鞋铺。

这一代兄弟姐妹一共七个人，男婴在家中排行第三，若单以排行称呼，未免过于寻常。好在其父读过私塾，颇有些文墨，便为这个孩子取名"包启然"——启为字辈，"然"字则取自"燃烧"之意。

据说孩子降生那晚，做父亲的正从汉口匆匆赶回，进门抬眼一看，屋内蜡烛烧得正旺，于是便定下了这个寓意兴旺的名字。除大名之外，父亲还替他取了个字，叫"玉刚"，寄望他歌喉清越、洁身自好、刚正不阿。

包玉刚的父亲虽长年在外奔波经商，对孩子的教育却极为上心，早早为他安排进入当地最好的叶氏中兴小学就读，这所学校曾培养过不少名人，邵逸夫也曾在此念书。而母亲陈赛琴出身于名门望族，操持家事、教育子女颇有一套，用旧时的话说，是典型的贤妻良母。

包玉刚十岁刚出头时便动了外出闯荡的念头，想去武汉投奔父亲、见见世面，母亲却硬是把他压了三年。彼时时局动荡，孩子年幼，做母亲的实在放心不下。

直到1931年，13岁的包玉刚才独自登上轮船，从宁波经上海辗转抵达汉口。到了汉口，父亲的意思是让他跟着自己学看店、学做生意，包玉刚却另有打算，坚持要继续读书。

父子二人向来相互尊重，商量之下终于达成折中：他一边继续求学，一边利用课余和假期帮父亲照看店铺，从不懈怠。初中毕业后，父亲又为他安排了下一站——去"验书行"历练。

包玉刚仍旧希望能兼顾学业，于是白天在保险公司工作，晚上到夜校补习。第一个月领了工资，他却因交友不慎、经不住劝，跑去赌了一场，把整月工钱输了个精光。

父亲得知后毫不姑息，狠狠管教了一顿。此后一生，他再也没有在赌这件事上跌过跟头。

论及家世，宁波当地曾有史学家从家谱中考证出，包家乃是北宋名臣包拯的第二十九代嫡孙，这一说法当年还见诸《人民日报》，算是有据可查。包玉刚在英资银行的保险部干了几年，抗战爆发后辗转各地。

他先在上海中央信托局保险部做出成绩，被誉为"十三太保"之一，后调往昆明，又转赴湖南衡阳，一年之内连升两级，做到了工矿银行衡阳分行副经理。包玉刚仕途的一次重要转折，来自一次偶然的搭讪。

某日下班后他与朋友看戏，中场休息时用宁波方言闲谈，旁边一位过来搭话，一看名片竟是当时商界大老板卢绪章，创办有广大华行，也就是今日华润集团的前身。更巧的是，两人论起亲戚，卢绪章还是包玉刚妻子的表哥。

此后夫妻二人便以"三哥"相称。有了这层关系，加之自身能力过硬，包玉刚不久便被调往陪都重庆任副行长。

卢绪章表面上是商界大佬，实则是中共重要地下党员之一，直接与周恩来单线联系，知晓其身份的全国不过屈指可数。卢绪章通过包玉刚的关系，在银行为其兑换从境外筹集的黄金美元，这些资金最终输送给八路军和新四军，用于支持革命事业。

至于当时的包玉刚是否知情，公开文献中说法不一。据卢绪章后来回忆，他曾有意发展包玉刚入党，将《共产党宣言》特意摆在包玉刚房间的梳妆台上，结果发现包玉刚每天只是对着镜子一丝不苟地梳油头、打领带、穿西装，那本书连翻都没翻过，于是便打消了念头。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不久，包玉刚被调回上海，出任上海银行业务部经理，第二年又兼任副总经理，主管放贷业务，那年他才27岁。可惜好景不长，国民政府金融体系迅速崩坏，滥发金圆券，通货膨胀失控。

作为主管放贷的银行高管，包玉刚身处漩涡中心。有一回银行现金周转不灵，工资发晚了几日，警察局的人直接持枪闯进办公室，把枪往桌上一放，摆出一副"要么今天你给我发工资，要么明天我去你家吃席"的架势。

包玉刚沉着应对，一个电话打给上海市长，将那警察狠狠训了回去。真正让他难以周全的，是那些真正有权有势的人。

当时不少权贵借着货币贬值大做套利文章：先以各种名目从银行贷款，再拿贷款去买黄金美钞，等币值贬得差不多了，只需拿出其中一小部分黄金便可偿还贷款，剩下的黄金全是净赚。这实际上就是今天所谓的"做空"。

包玉刚身处放贷这一肥差之上，凡有权势者都想方设法从他这里搞钱，可他偏偏刚正不阿，得罪了不少人。有一天，某位大权贵——据描述极似上海滩闻人杜月笙——派了两个手下上门递帖，态度恭敬却暗藏杀机，请他次日过府"喝茶"，实则是要他配合放款。

包玉刚知道这事应也不是、不应也不是，表面上笑着答应了，心里却过不了那道坎。当天晚上他把医生叫到家里，说自己阑尾疼痛，请医生动手术切除。

医生检查后表示并无问题，包玉刚坚称"今天我要是没事，明天你就要有事"，医生这才明白其中缘由。第二天一早，他成功躺上了手术台，真把阑尾割掉了。

他不是做样子，是真需要一个"不能赴约"的理由。正如卢绪章后来劝他所说：人只有一个阑尾，割了一次不能割第二次；一家老小的安全该怎么保证？

不如另寻出路。事实上卢绪章本人也已在1948年得到了消息——四大家族之一的陈果夫私下告知他"国民党大势已去，速走香港"。

于是卢绪章走了，包玉刚也走了。前后几个月的时间里，他带着一家老小——上有父母、下有四个女儿——转战香港。

到了香港，包玉刚决定跳出体制下海经商，与几位同样从上海转来的旧同事、朋友合伙做进出口贸易。加上父亲，一共六个人，在华人行写字楼里租了一间带隔断的小办公室，两张办公桌，六个人轮流坐岗。

生意起初做的是粮油、化肥、饲料等大陆亟需的物资，抗美援朝爆发后，美国对华贸易禁运，正常渠道受阻，一批日后声名鹊起的香港富豪都曾在此时从事过转口贸易。包玉刚做事风格稳健，赚的不算最多，但美国撤销禁令后，他便开始寻找新的赛道。

他相中的是航运。彼时香港凭借地理位置和深水港优势，已跻身世界最繁忙的港口之一。二战之后百废待兴，全球船运需求旺盛，前景可期。

父亲极力反对，认为船只价格昂贵、海上风险无常，况且他从未接触过航运。包玉刚却认为，船是可移动的资产，即便时局有变，也能开船远走；此外他做过银行，懂得如何从银行融资，又熟悉进出口行情，未必不能做成。

一番反向说服之后，父亲终于点头。第一步是买船。

包玉刚砸锅卖铁凑了二十万英镑，看中一家英国公司一艘船龄二十八年的旧船，对方开价二十二万，差两万无法凑齐。他索性一个人提着装满二十万现钞的箱子直飞伦敦，绕过中介，硬是赖在人家公司里不走，最终用一次性付现的方式以十六万英镑成交。

船开回香港后，他将其翻新粉刷，取名"金安号"，寓意"又赚钱又安全"。当时的香港船王是董浩云，坐拥世界最大邮轮"海上巨人号"，谁也不看好一艘二手破船能成气候，甚至有人打赌若包玉刚做成了便在码头倒爬几个来回。

金安号第一船便租给了一家日本公司。九个月合约到期时，恰逢1956年埃及总统纳赛尔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相关国家的船只被迫绕道好望角，运力骤减，运费飞涨。

日本公司要求续租，包玉刚顺势将租金抬升四倍，并借这笔利润购入第二、第三艘船，与日本公司签下四到五年的长期租约。这种"薄利长租"的做法与国际上普遍通行的"短期结算、船价挂钩"截然不同，当时业内几乎无人理解，认为他把眼见的钱白白丢掉。

但包玉刚认定：短期结算固然能在高峰赚得盆满钵满，可一旦周期反转、运力过剩，便无处可去；长期合同虽错失巅峰，却能穿越低谷。

事实证明他判断准确——1957年下半年苏伊士运河恢复通航，航运需求应声跳水，那些激进押注月租的同行破产赔钱，包玉刚却凭手中长约风平浪静。短短一年多的时间，他就扩张至七条船，将公司改名为"环球航运公司"，从香港出发面向全球。

包玉刚的主要合作对象是日本企业。当时的汇丰是英资背景，华人若想办事，据说甚至只能走侧门。包玉刚攻下的是信贷部主管桑德士。

彼时既无熟人引荐，也无既有关系，他索性每天坐在桑德士办公室门口守候。桑德士被这份毅力所动，请他进门一谈之下，发现此人虽英语不流利，却抓得住重点、开门见山，将日本造船的种种优势条件娓娓道来。

桑德士要求他自行准备好担保，他转头便从日本银行开来了信用证——原来他说服了即将租船的日本客户为其担保开信用证，代价是租金优惠，并承诺船只将来一旦失事，保险赔付全部归对方所有。

凭借这套模式，包玉刚从1961年到1970年，十年间将船队扩张至55艘、价值四亿美元。汇丰银行由此与他建立了深度合作，不仅持续贷款，还共同投资成立了三家合资航运公司。

桑德士也凭借这条"大鱼"一路做到了汇丰银行一把手。能做到这一步，绝非仅靠资本运作和投机取巧。

包玉刚素来推崇香港人的一句话——"力不到不为财"。他自入行伊始便埋头钻研业务，白天在外奔波、晚上挑灯夜读，还借各种机会走访同行、参观船只，向董浩云等前辈"偷师学艺"。

对内他极为节俭，一分一厘用在刀刃上；对外则舍得投入。他很早便在公司总部启用电报系统，建立全球反馈网络，以便船只出现问题时第一时间处置。

据财务总监回忆，包玉刚的心算能力惊人，速度比计算器还快，能算到小数点后三位。1979年5月，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访华后途经香港，包玉刚夫妇设宴款待，遍邀全港工商界领袖作陪。

他与美国总统里根私交甚笃，1981年里根就职典礼时受邀出席；他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也过从甚密，可径直进入唐宁街首相官邸面谈。

在大陆这边，总设计师曾先后十次接见他，80年代初他作为中英领导人的私人朋友，为香港前途问题多方斡旋，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他还担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办公场所的租金由他与李嘉诚一人一半承担。

西方媒体采访之后发现，他与传统"船王"印象中的暴力、绯闻、奢靡毫不沾边，其发迹史谈不上什么传奇色彩，就是一点点学、一点点做、一点点省，稳健地走到了今日。西方媒体最终给出的评价是：他不像世界级船王，更像国际级银行家。

他稳健到甚至挑剔合作伙伴的品行——花天酒地的不做、偷奸耍滑的不做，天上掉馅饼有时也不接。1974年，希腊船王奥纳西斯因痛失爱子、精神大受打击，携独女赴纽约主动找到包玉刚，提出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几近低声下气。

有报道称，只要包玉刚点头，年轻貌美的奥纳西斯之女以及庞大的海上王国均可到手。但包玉刚从未有过绯闻，一生风格如此。

他考虑再三，最终因彼此从未合作过、又不愿趁人之危，加之顾忌激怒对方在业内的老对头，未接下这份大礼。70年代末，正当航运事业到达顶峰之际，包玉刚做出了一个所有人都意料之外的决定——转移战线，减船登陆。

他预见到世界性的航运衰退即将到来。1976年他在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院演讲时曾指出，一个世界级的经济人物不能远离政治，必须了解时局，从纷繁的表象中抓住实质，判断中东局势、石油走向、汇率变化，这些都直接决定船业的命运。

他看准了两次石油危机后运输市场必将走向下滑，遂决定提前收缩。他相中的陆上目标是九龙仓。

九龙仓不仅拥有尖沙咀、新界、港岛的大部分码头仓库，还持有酒店、大厦、有轨电车等优质资产，与航运业务也天然契合。彼时同样盯上九龙仓的还有李嘉诚。

1978年7月，李嘉诚主动找到包玉刚，将手中的九龙仓股份转让给他，交换条件是请包玉刚协助从汇丰银行处斡旋，让自己得以承接和记黄埔的九千万股股票。九龙仓真正的后台是英资四大洋行之首的怡和洋行，一场激烈的公开收购战由此展开。

最终包玉刚一夜之间筹集数十亿资金，收得49%的股份，一锤定音。有记者问他为何能在如此短时间内筹到巨款，他只回了一句：因为我有良好的信用。

1985年，包玉刚又打响了另一场重要战役——收购香港四大洋行之一的会德丰。他动用26亿港元现金，逼退竞争对手邱德拔，将会德丰纳入囊中。

1985年，包玉刚坐拥四百亿港币资产，比当时的李嘉诚高出九倍之多，被视为当之无愧的全球华人首富。他捐资一千万美元在上海交通大学兴建了包兆龙图书馆，又捐赠两千万美元发起设立宁波大学。

他回到故乡宁波考察时发现北仑港条件极佳，是天然良港，遂向总设计师建议开发，后来北仑港的建设与宁波被列为计划单列市，都与他的推动密切相关。1991年9月23日，包玉刚在香港浅水湾家中病逝，享年73岁。

世界各国重要媒体均发布消息，各国政要纷纷发来唁电。当年英国女王曾封他为爵士，因而香港多年间也常有人称他为"包爵爷"。

回顾包玉刚一生，与许多商业传奇故事不同的是，其中鲜有阴暗面，更像是一个正面典型。他未曾借助垄断，更未曾行走于灰色地带，靠的是踏踏实实做事、老老实实经营，把利弊摊开来谈清楚，抓住时运把事业做大。

他的创新更多体现在商业模式和做生意的方式之上——诚信、成本意识、长约思维、善用杠杆，这些道理人人都懂，真正做到知行合一者却少之又少。恰如海上偶有天有不测风云，他这一生却始终是最风平浪静的一位。

而这份跨越千年仍熠熠生辉的家风，其源头正是包玉刚的先祖——北宋名臣包拯。景德元年，庐州包家诞下男丁，父亲取名"拯"，字希仁，寄望其济世救民。

二十九岁那年，包拯金榜题名高中进士，朝廷派他去建昌任职，只因距家四百里之遥、放心不下年迈双亲，他竟毅然辞官在家尽孝十年。

包拯断言"割牛之舌，有害而无利，非痴即仇"，暗嘱牛主行事引蛇出洞，果然揪出因嫉妒而下毒手的邻人，"包青天"之名自此始于微末。调任端州后，此地素以"端砚甲天下"闻名，凡官员到此无不借收砚以自肥。

公元1062年初夏，包拯走到生命尽头，未留下厚葬之物，只提笔写下三十七字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这道血的门槛，横亘在包家后世子孙心中千年。

此后朝代更替，包氏族人或居庐州、或迁江南、或落西南，家谱始终未曾断档。直到1984年，包玉刚在功成名就之际回国寻根，在宁波天一阁翻阅《包氏家谱》时，一路顺藤摸瓜，终于确认自己正是包拯的第二十九代嫡孙。

他曾感慨说：一生最大的财富，不是船，不是金银，而是知道自己来自哪里、能不负祖先清誉。从庐州清官到世界船王，这份跨越千年的家族传承，恰恰印证了那句话——清廉不腐的精神比金银更难守，比爵位更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