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杂记｜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关于秋收起义的分歧与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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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的毛泽东与八七会议旧址

老正按：追求历史的真实，是历史研究者的责任。越接近历史真实，才越有面向未来的价值。

原题：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关于秋收起义若干重大问题的分歧与争论

来源：党史研究与教学 2008年第3期

作者：蒋伯英

摘要：八七会议以后，毛泽东受命为中央特派员前往长沙，领导中共湖南省委组织发动秋收起义。经过调查研究，毛泽东在关于起义的旗帜问题、农民土地问题、政权的性质、武装夺取政权、暴动区域的选择与范围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提出了与中央不同的意见。然而中央也不同意毛泽东的理论主张，发生了分歧和争论。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这些理论主张是正确或基本正确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重大理论创新。

1927年八七会议以后，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受命从武汉前往湖南组织和领导秋收暴动。关于暴动的各项具体方针与政策，中央虽然已经作了规定，但是还没有得到实践的检验。毛泽东在到达湖南以后，通过调查研究，发现中央在关于暴动的旗帜、暴动起来以后的土地政策和政权性质、是否以军事力量夺取政权以及起义区域与范围的选择等问题上不切合实际，于是提出了与之不同的主张。然而中共中央不赞同毛泽东的理论，由此引发了分歧和争论。

一、要不要抛弃国民党旗帜

马日事变以后的湖南，往日澎湃激荡的工农革命运动已经偃旗息鼓，各级农民协会无形瓦解，土豪劣绅及其团防武装重新控制了农村，所有农民协会骨干，除一部分外，已被土劣送解省城、县署枪决、囚禁外，余均逃了，不能回籍，妻离子散，居住被封者极多，情形非常凄惨”（1）长沙城里及各地工矿企业的工人运动领袖，除被抓捕杀害者以外，都已不能立足逃亡他乡，工会组织也基本消亡，一般工人农民时时处在惶恐不安之中。

面对这样的局势，毛泽东于8月12日离开武汉前往长沙，深感此行任务不同一般。八七会议虽然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但具体的方针政策是否可行，还须在实践中去摸索。因此，毛泽东没有直接进入长沙城，而是先到城外清泰乡去调查，又找到由他家乡韶山到长沙的几个农民作调查，并且征询各方面的意见，了解湖南民众对于时局的见解、敌我均势的变化以及民众的要求。在此以后，自8月18日至20日的3天中，在连续召开的省委会议上和给中央的信中，毛泽东就对待国民党的旗帜问题、土地政策问题、政权问题、暴动的区域和军事方针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作出了新的决断，补充和完善了八七会议未曾解决的理论问题，或者修正了中共中央对某些问题认识的偏差。

在毛泽东离开武汉之前，无论是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还是中共最高领导层，都把国民党视为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面旗帜，以在目前局面中，中国共产党如果•不在国民党之内取得领导权，而打算达到无产阶级在中国之内的领导权是不可能的”（2）也就是说，中共还必须在国民党的体制内争取革命的领导权，举着国民党的旗帜去发动革命。确实，毛泽东也曾持有同样的观点。还在几天以前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在关于共产国际代表报告的发言中把国民党比喻为一座空房子，无论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都要有住进这房子去的决心，非但要住进去，而且要‘使工农群众进国民党去当主人：（3）。

然而到达长沙经过调查以后，毛泽东不再这样看，认为现在应当抛弃国民党这面旗帜，高高地打出共产党的旗帜，以与蒋介石、唐生智新军阀的国民党旗帜相对立。为了说服中央，毛泽东坦诚向中央写下了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帜，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这一点我在那时还不大觉得，到湖南来这几天，看见唐生智的省党部是那样，而人民对之则是这样，便可以断定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再打则必会再失败。从前我们没有积极的取得国民党领导权而让汪蒋唐等领导去，现在即应把这面旗子让给他们，这已经完全是一面黑旗。我们则应立刻坚决的树起红旗，至于小资产阶级，让他完全在红旗领导之下，容观上也必定完全在红旗领导之下（4）。

然而毛泽东并没有说服中央。8月23日，中共中央复信湖南省委，严令遵照中央和国际电令，继续用国民党的旗帜举行秋收暴动。然而，湖南省委和毛泽东并没有接受中央的这项指令，在以后发动的秋收暴动中，毅然地高高打出了中国共产党的红旗。

事实上，中共中央很快发现了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认同了毛泽东的观点。9月19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认为以前国民党在群众中的革命威信，由于资产阶级军阀之到处利用国民党的旗帜实行流血屠杀而毁灭，现在群众看到国民党的旗帜是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的象征，白色恐怖的象征，空前未有的压迫与屠杀的象征”。中央认为，当前的土地革命，不能再用国民党做自己的旗帜，今后中共组织的革命斗争：无论如何说不上再在国民党的旗帜下进行（5）。

当然，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旗帜问题上认识的转变，已是在秋收起义暴发10天之后，与毛泽东提出这一主张相差一个月，由此可见毛泽东的战略远见和理论勇气的超凡之处。

二、如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

自1927年7月10日前后中共中央成立新的5人政治局、陈独秀解职下台之时，中共中央就开始了一条新的路线，确认中国革命进到一个崭新的土地革命阶段。及至八七会议，中央对这一认识就更加坚定明确，并把实行土地革命确定为新的革命阶段的总方针。然而在如何实行土地革命、如何处理土地的没收与分配问题上，却还没有作出圆满的解释。中共中央在八七会议及其前后所坚持的土地政策是“没收大地主及中地主的土地’，“没收一切所谓公产的祠族庙宇等土地，分给无地的农民”，对于小地主则实行减租而不没收其土地（6）。这一政策固然有利于中立城乡小私有者，然而对于从根本上铲除封建土地制度以充分解放农民，则显得软弱和不彻底。

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对于此项政策没有提出直接的反对意见，但是他的发言已经指出：小地主问题是土地问题的中心问题。困难的是在不没收小地主土地，如此，则有许多没有大地主的地方，农协则要停止工作。所以要根本取消地主制，对小地主应有一定的办法（7）。这段话给了人们一个十分明确的信息：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关于中立小地主的政策持有保留意见。或许毛泽东正是对此怀着保留的意见，在几天之后到达湖南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对清泰乡和韶山的农民进行调查。调查的结果便是在8月20日向中央提出了与八七会议土地政策不完全相同的土地纲领。

毛泽东的这份包括4项内容的土地纲领，与八七会议的土地政纲相比，主要的不同之点是主张“没收一切土地，包括小地主自耕农在内，归之公有，由农协按照“工作能力’与‘消费量（即依每家人口长幼多寡定每家实际消费量之多寡）两个标准公平分配于愿得地之一切乡村人民（8）。后来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在这里所提出，并且在到达井冈山以后再次提出的“没收一切土地的主张显然受到了过激思想的影响，不利于调动大多数农民的革命积极性。毛泽东发现这一偏向之后，在1929年作了纠正。然而，并不能因此而肯定中共中央关于只没收大中地主土地、保存小地主土地的政策为正确；也不能因此而认定毛泽东的上述土地纲领全盘皆•左’，其不足的方面是不应没收“一切土地’之中的非地主阶级的土地，而对于小地主的土地在土地革命时期，是应当没收的。

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虽然没有说得很明确，但是他提出了对于小地主土地必须解决的意向。到达湖南省委之后提出这一土地纲领时，毛泽东又一次明确地表明了没收小地主土地的主张，并且申述了他的理由：中国大地主少，小地主多，若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则没有好多被没收者。被没收的土地既少，贫农要求土地的又多，单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和需要。要能全部抓着农民，必须没收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9）。

毛泽东的这段言论表明，他之主张没收一切土地，主要的着眼点是地主阶级，特别是占中国地主多数的小地主，而不是其他的自耕农。提出这一理论主张的主观愿望，是“要能全部抓着农民’，实行整个推翻地主制度的土地革命，完成彻底废除封建统治的民主革命。这一思想，实际上构成了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基础之一。

当然，毛泽东的主张并非无懈可击。他在湖南省委会议上提出这一主张时，虽然得到夏明翰、贺尔康、毛复宣等其他委员的赞同，也遭到了易礼容的反对。经过讨论之后，毛泽东似乎没有再坚持没收自耕农土地和土地公有的主张。这从1个多月以后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在武汉向中共中央写的报告中可以得到证明。这份报告提出了省委达成的一致意见：湖南省委认为现在的土地革命到了根本取消地租制，推翻地主政权的时期，此时党对农民的政策，应当是贫农领导中农，拿住富农，整个推翻地主制度的土地革命”；在土地没收阶段，对于地主阶级不能让步，但在土地没收之后，只要他们能耕种，仍须拿与农民同等之土地给他们耕种，以消灭地主阶级”（10）。由此看来，毛泽东、彭公达以及他们领导下的中共湖南省委，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不仅比八七会议前进了一步，而且在事实上为中共未来的农村阶级路线与土地政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建立‘民选革命政府’还是工农兵苏维埃政府

党的八七会议对于即将发动的秋收暴动，在胜利之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权，只提出了一句口号：乡村政权属于农民协会”（11）。8月9日，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专门就湖南工作作出决议，并在当天致信湖南省委，转达了这一决议的内容。中央这一决议认为，暴动成功以后即推翻反动政权：建设工农德谟克拉西专政的革命政权’，也就是工农民主政权。这个政权的名称可以叫做革命委员会，暴动之前是指导暴动的机关，暴动成功之后是“临时革命政府的性质’，并且规定，革命委员会的成员“由我党指派同志及少数真正民左分子组织之，即由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共同组成；中央决议进一步提出，“革命委员会胜利后当召集工农会代表及革命的小商人代表选举会议，正式成立民权政府’，因此在口号上则应公开提出组织”民选革命政府’（12）。也就是说，这个政权还不是完全由中共独立领导的工农兵代表会议选举产生的政权。

临时中央政治局作出这个决议时，毛泽东尚未离开武汉。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应该是参与了这一决议的制订。然而，毛泽东在到达长沙作了调查以后，对中央关于建立“民选革命政府”的上述决议产生了不同的意见，他在8月19日主持湖南省委会议对秋收起义有关问题作出决定的同时致信中央，明确提出“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13），而不再提‘民选革命政府”。

8月20日，毛泽东再次以湖南省委名义致信中央，对上述内容作了进一步补充：“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但从前总以为这是在一九〇五年，这是以前极大的错误。工农兵苏维埃完全与客观环境适合，我们此刻应有决心立即在粤、湘、鄂、赣四省建立工农兵政权”（14）。毛泽东的观点是，中国革命已经到了无产阶级独立领导革命，建立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的苏维埃政府的时期，不应该再如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那样，无产阶级未能掌握革命的领导权，以致革命遭到失败。

然而，中共中央常委会议于8月21日作出决议，认为现阶段还在国民党左派的旗帜之下，尚未到达建立苏维埃政权时期，再次对秋收暴动建立的政权作出明确的规定：“本党现时不提出组织苏维埃的口号’，只有到了组织革命的国民党的计划完全失败而革命又不是高涨之时，本党才应当实行建立苏维埃’，现时，本党既组织革命的工农暴动于左派国民党旗帜之下，自然还只限于宣传苏维埃的意义”；而暴动成功之后，由共产党员为主的包括有左派国民党人的革命委员会，即应召开。平民代表会议’，建立“民选革命政府（15）。

不过，中央决议的时间只比毛泽东给中央写信迟一天，中央在作出决议之日还不可能看到毛泽东关于建立苏维埃政府的信，因此决议的上述内容并非针对毛泽东。然而，中央很快对毛泽东 8月20日的信作出回应，明确否定了毛泽东的意见。

8月23日，中共中央致信湖南省委指出：你们以为目前中国革命已进到第三阶段，可以抛去国民党的旗帜，实现苏维埃的政权，以为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了，这是不对的。中央从各方面来证明政治决议案（指上述8月21日中共中央常委会议《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案》——引者）是正确的，你们务必依此执行（16）。

8月29日，中共中央作出《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专门就秋收起义的方针政策及具体部署作出规定，共16条。其中第11条规定了秋收暴动的口号，关于政权的口号还是“暴动实行一切政权归农民协会；暴动实现民选革命政府”（17）。

9月5日，中共中央更以严厉的语言致信湖南省委，批评湖南省委怀疑中央的政策是错误的；关于政权问题：中央训令湖南省委绝对执行中央的决议，丝毫不许犹豫”（18 ）。

从现有资料来看，在8月19日、8月20日毛泽东以湖南省委名义就政权问题向中央提出不同意见，其后受到批评直至9月5日中央训令湖南省委“绝对执行中央的决议’，他就没有再与中央继续争论。

事实上，毛泽东已经离开长沙奔赴秋收起义最前线，再继续这样的争论已经没有意义。秋收起义失败之后，毛泽东率部到达井冈山创建革命根据地，在井冈山建立的革命政权并不是“民选革命政府，而是“工农兵政府”“苏维埃政府。由此可见，毛泽东并没有接受中共中央的决定。事实上，中共中央不久也改正了原先的意见，1927年12月21日在致朱德的信中，指示朱德同井冈山的毛泽东取得联络，共同计划一发动群众以这些武力造成割据的暴动局面，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19）。至此，关于这一问题的分歧已经消除，取得了一致。

四、是武装夺取政权还是”军事冒险”

毛泽东在到达湖南以后提出的另外一项使得中央不满意的主张，便是他曾在八七会议上强调过的军事问题，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理论，认足够的军事力量对于保证武装暴动获得胜利和夺取政权十分重要，并且明确地提出“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要求中央“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20）。然而在那个时候，中共中央强调了民众性的武装暴动，对于必不可少的军事力量却并不重视。毛泽东注意到了中央的这种偏向，因此他在到达长沙出席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特别指出了军事力量和武装夺取政权的重要性：

一、湖南的秋收暴动的发展，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是谁都不能否认，但要来制造这个暴动，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团兵力，这个就可起来，否则终归于失败。

二、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21）。

毛泽东在这里重提大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希冀引起人们注意军事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毛泽东的意见获得了易礼容的赞同。夏明翰的意见虽然与毛泽东有些差距，但基本上也承认军事工作的重要性。于是湖南省委向中央报告，决定在暴动中以工农本身的武装为主力，另调2个团的兵力予以军事上的支持（22）。

然而毛泽东和湖南省委的意见同样遭到了中共中央的反对。尽管中共中央在此之前也曾主张南昌起义部队与秋收暴动相配合，以军事力量支持农民斗争，并于8月1日下令南昌起义前委调一二个团，交由原湖南省委代理书记郭亮率领，开赴湘南协助农民暴动。可是中共中央此时已经改变了以前的意见，不再主张以军事力量为农民暴动的支柱与后盾。

在中共中央看来，军事斗争与农民暴动是两种不同概念的斗争形式，以为土地革命必须依靠真正的农民群众力量，军队不过是农民革命的一种辅助力量。中共中央的这一见解，严重忽视了军事力量在中国革命中，特别是在暴动时期和苏维埃建设时期的重要性。4天以后，中共中央对于湖南省委8月19日提出的上述主张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湖南省委调动军队参与暴动的计划是“不相信群众的革命力量，其结果亦只是一种军事冒险”（23）。

随后，中共中央又于8月29日作出关于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再次批评军事力量的暴动“是一种军事的冒险，或者军事投机”（24）。其时，秋收暴动尚未发动，中共中央一再向毛泽东和湖南省委发出措词严厉的警告，预示着对于暴动组织的不满情绪正在日益增长。后来的事实表明，毛泽东在到达秋收起义前线领导暴动的过程中，并没有执行中央的决议，而是坚持了他的主张，在安源、湘赣边界各县动员和组织了起义的军事力量，加上卢德铭的警卫团，形成了这场起义的主力军。

五、全省总暴动还是局部暴动

中共中央同毛泽东及湖南省委在秋收暴动一些重大方针上的分歧，还不止上述这些问题。湖南省委还不顾中共中央的反对，根据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决然改变了中央确定的暴动区域，从而使得分歧更加深化。毛泽东与中央在这一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主要集中在一点，就是实行全省范围的总暴动还是有选择的在局部地区举行暴动。毛泽东选择的是后者。

中共中央之所以一再要求湖南省委全面开花，实行全省总暴动，其原因还在八七会议的指导思想。毫无疑问，八七会议在党的历史的重大转折关头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也不能否认，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同时，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

关于这一点，中共中央1945年作出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了这样的评价：“它在政治上不认识当时应当根据各地不同情况，组织正确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借以有计划地保存革命阵地和收集革命力量，反而容许了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特别是强迫工人罢工）的倾向（25）。这种错误观念使得八七会议召开后的中共中央看不到大革命失败以后革命处于低潮的现实，反而得出了一个相反的结论，认农村中白色恐怖的盛行以及经济压迫的增加，只能加剧农村中的阶级斗争，激起更大规模更为激烈的革命浪潮，因此革命之重新高涨，不但在最近期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免的（26）。

正是由于这一指导思想，八七会议最近农民斗争的决议案》确定了“尽可能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 的计划。至于中共中央确定在湖南实行以湘南暴动为发端的全省暴动，以及湘鄂赣粤4省秋收暴动，就是这项总暴动计划的一部分。

作为中共中央派往湖南组织秋收暴动的特派员，毛泽东在离开武汉前往长沙的时候并没有怀疑这项计划的正确性。就是在8月18日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第二天向中央发出的报告，仍然是发动全省各地总暴动的计划：湖南的秋收暴动决定以长沙暴动为起点，湘南湘西等亦同时暴动，坚决地夺取整个的湖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兵苏维埃的政权（27）。这项计划与中央原先的设想所不同的，只是因为湘南与长沙之间被唐生智、许克祥之间的战争阻隔，加以原先在湘南占据汝城的广东、湘南农军的失败，所以改为长沙为暴动发起点，同时发动湘南、湘西的暴动。

然而湖南省委很快收到了中共中央一份措词严肃的复信。中央批评湖南省委只注意长沙工作，忽略了其他各地的暴动，放弃湘南计划，并且不去积极组织长沙、湘潭、浏阳、醴陵等其余一些县份的暴动。中央命令，湖南暴动以湘南为一发动点，长沙为一个发动点，湘西南宝庆一带也可作为一个暴动点；长沙周围各县的湘中暴动起来之后，集中军力，夺取长沙；湘南发动之后与湘中联合起义，攻击唐生智、许克祥并夺取其武装，合力夺取湖南政权，同时做好发动湘西大暴动的准备（28）。随后，中共中央又取消了湖南省委提出于8月底夺取长沙的暴动计划，下达“分区准备全省的总暴动的指令（29）。

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这位曾经担任中共湖南区委农民部长、在八七会议上坚决批判陈独秀并被选为新成立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候补委员，此时可能感到中央关于全省总暴动的命令难以违抗，决定按照中央的指令，把全省划为4个暴动区域，即以长沙中心的湘中、以衡阳为中心的湘南、以常德为中心的湘西、以宝庆为中心的湘西南。彭公达试图说服省委委员们接受这项计划，但是没有成功。省委会议认为，目前以党的精力及经济力量计算，难以在全省发起总暴动，只能缩小暴动范围，举行在湘中地区以长沙为中心，发动周围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安源、岳州等7个县的暴动。在讨论过程中，毛泽东极力坚持这项缩小暴动范围的主张，并且得到了易礼容、夏明翰等其他省委委员的支持。既然不能说服大家，彭公达也不再坚持（30）。

经过反复的争议和讨论，最后决定缩小暴动范围的计划已是8月30日。直到这一天，湖南省委才形成了一致的意见。这些意见在许多问题上，尤其是在军事问题和暴动区域问题上，完全违背了中共中央的命令。中共湖南省委坦率地向中央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夺取长沙与秋收暴动在革命的整个意义上说，是发展土地革命，长沙暴动与秋收暴动是一回事。⋯⋯兄处谓此间是军事冒险，令将长沙暴动计划取消，实在是不明了此间情形，是不要注意军事又要民众武装暴动的一个矛盾政策”湖南省委还指出，中央以为“此间专注意长沙工作，而忽略各地，这并不是事实”；并且指出，“没有把衡阳做第二个发动点，是因为我们的力量只能做到湘中起来，各县暴动，力量分散了，恐连湘中暴动的计划也不能实现（31）。

湖南省委在8月30日给中央的这封信，与其说是解释自己的暴动计划，不如说是批驳中央在过激情绪支配下发出的取消长沙暴动和实行全省总暴动的指令，也可以说是对当时业已存在的“左”倾偏向的一次抵制。同一天，湖南省委决定，毛泽东立即于第二天即8月31日前往安源去组织秋收起义的前敌委员会，并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书记，同时组成以易礼容为书记的行动委员会组织各县力量策应。彭公达则于9月1日亲自前往武汉，向中共中央送交省委致中央的信，并向中央解释省委的意见。

中共中央立刻召集特别会议听取彭公达的报告，讨论湖南秋收暴动问题。无论怎样申辩，彭公达受到严重的指责并“当面警告其军事投机的错误’。经过反复辩论，彭公达勉强接受了中央的批评（32）。9月5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认为湖南省委意图借军事力量实行暴动和放弃湘南是一大错误，必须立即遵照中央计划举行暴动：“毫不许犹疑’。中央还指出：“关于政权，国民党和没收土地诸问题，中央认为你们怀疑中央的政策是错误的，在此紧急斗争的当中，中央训令湖南省委绝对执行中央的决议，丝毫不许犹豫（33）。

综上所述，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之后回到长沙的半个多月当中，经过反复调查，从实际中提出的上述一系列关于秋收起义带纲领性的主张，在起义之前全部遭到了中央的否定。然而，当彭公达带着中共中央9月5日的上述指令于同日回到长沙的时候，毛泽东早已到达安源，开始了发动起义的各项工作。

由于毛泽东迅速果断的决策，震撼中国大地的秋收起义，其提出的上述一系列纲领性的方针尽管没有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还是在毛泽东的坚持和领导下在湘赣边界的平江、浏阳、修水、铜鼓和安源地区爆发了。

这次起义尽管在战术上由于种种原因而失败，但在战略上无疑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伟大创举。而本文所述毛泽东、彭公达及其领导下的中共湖南省委关于秋收起义若干重大纲领性的理论主张，对秋收起义发挥了主导作用。由于历史的局限，这些理论还存在某些不足，然而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应该看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重大的理论创新。

作为中央特派员的毛泽东和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特别是毛泽东提出的上述一系列理论主张，在他们领导的秋收起义即将爆发的关键时刻同中共中央发生的分歧与争论，并且在实践中坚持了自己的理论，表明他们同当时业已存在的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错误的分歧。1927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作出对毛泽东、彭公达开除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决定，其主要原因之一正是因为他们坚持了在秋收起义指导思想上的这些理论主张。

附：党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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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公达（1903年3月1日-1928年8月7日），字振尧，号镇远。湘潭人。1924年入长沙长郡中学。同年由郭亮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调中央农讲所，任中共支部书记。1927年任中共湖南区委农民部长、省农协秘书。 “马日事变”后和林蔚组成中共湖南临时省委，力主武装进攻长沙。6月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农民部长。“八.七”会议上当选中共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随毛泽东回湘组织秋收起义。后改任中共湘西特委书记。11月上旬被撤销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诸职，仍在湘西和安源等地坚持革命斗争。1928年7月在安源被捕，8月在长沙英勇就义，时年25岁。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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