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拿的金棕榈比他更多

作者：Girish Shambu

译者：覃天

校对：易二三

来源：Criterion

（2018年1月16日）

长久以来，艺术电影很少成为人们辩论的中心话题。不过，当像大岛渚的《感官王国》（1976）或凯瑟琳·布雷亚的《姊妹情色》（2001）这样的电影出现时，它们招致的往往是责难，或是对影片由于犯罪与色情因素而被禁映的关注。但对于一部像《我是布莱克》这样描述日常生活的电影来说，引发激烈的公开讨论是不常见的，因此，当这部电影于2016年在英国上映时，这是一个惊喜。

《我是布莱克》

《我是布莱克》的早期支持者，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杰里米·科尔宾，他是反对党工党的领袖，也是政府紧缩计划的最强烈反对者之一。紧缩计划寻求大幅削减公共服务和福利资金。科尔宾在他的Facebook页面上写道，肯·洛奇在影片中对英国福利制度的批评，使这部电影成为了「他看过的最感人的电影之一，」这让这部几个月前在戛纳电影节上获得金棕榈奖的电影，在英国国内的知名度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在议会，他公开敦促执政的保守党首相特蕾莎·梅观看这部电影，这样她就可以亲眼目睹政府的社会和经济政策对中产阶级和穷人们造成的伤害。政府的社会和经济政策是撒切尔主义的更严厉版本。就业和养老金部长达米安·格林报复性地回应称，这部电影「极其不公平」——但当被追问时，他承认自己并没有真正看过这部电影。

随着这部电影成为激烈辩论的主题，数以百计的来自英国全国各地公民的证词开始涌现在媒体上，它们详细描述了一个残酷而支离破碎的制度，在日常现实中的恐怖。《卫报》在其网站上发表了一篇长文，收集了大量这样的故事。在一个罕见的有价值的评论帖子中，它收集了其他数十个像丹尼尔·布莱克这样的人的留言，用肯·洛奇的话说，这个体制「旨在挫败和羞辱索赔人，以至于最终令他们退出......并且停止寻求他们获得支持的权利。」

与此同时，《我是布莱克》在获得戛纳金棕榈奖（这是肯·洛奇在2006年《风吹麦浪》之后再次获此殊荣）以及英国电影学院奖中的「最佳英国影片」之后，它的影响力变得更加广泛了。活动人士们开始将这部电影的名字印在T恤上，另外，数百张「我，丹尼尔·布莱克」的标语牌，在法国一场反对失业的抗议活动中出现。在推特上，「#我们都是丹尼尔·布莱克」的标签火了。

这一系列的轰动反应却与电影本身的气质不相符合，《我是布莱克》显得安静、低调，并夹杂着意想不到的幽默。它的克制之处很快就显现了出来，在影片开场中，我们通过黑屏听到了电影片名中的主角——一位生活在纽卡斯尔，59岁的鳏夫木匠——与一位资质不明的「医疗保健专业人士」之间的电话交谈。面谈的目的是进行一次「工作能力评估」，以确定在工作期间心脏病发作的丹尼尔是否有资格领取ESA（就业和支持津贴）——这是一种为残疾或身体不适而无法工作的人提供的收入替代福利。

他被问到一系列问题——他能走50米吗？他能举起双臂，好像要把什么东西放进衬衫口袋里吗？随后布莱克拒绝了福利。他卡夫卡式荒诞之旅就此开始，他被迫将精力投入到一项自相矛盾的努力中：为了获得JSA（求职者津贴）的资格，他每周花35个小时寻找工作，尽管他知道他将不得不在医生的命令下，拒绝任何提供给他的工作。似乎这个两难境地对他来说还不够，布莱克也在对抗最初的福利决定，并被告知，在通过另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获得上诉权利之前，他不能上诉。

影片中的这场官僚噩梦在虚拟和现实的多个空间展开：在电话上（丹尼尔忍受着无休止的等待，不停地打电话，一遍遍地听着电话中录好的音乐）；在电脑上（丹尼尔在学习如何使用一台电脑时受挫，这是一部接地气的喜剧）；以及在一家政府就业中心。

就是在这里，他遇到了凯蒂（海莉·斯奎尔斯饰），一位贫穷的，两个孩子的年轻母亲，被赶出了她原先在伦敦中产阶级式的公寓，与家人和朋友分离，并在300英里外的纽卡斯尔安顿了一个新家。当她因公共交通问题迟到而受到处罚时，丹尼尔出面为她调解，一段友谊就此拉开序幕。他帮助这家人盖房子，并与孩子们建立了联系。但事实证明，这个国家的冷漠令人崩溃，他们的生活开始集体陷入更深的贫困。

对肯·洛奇来说，引起轰动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我是布莱克》上映的那一年，他已经80岁了；他花了50多年的时间制作关于社会经济边缘化主题的电影。他最早的作品之一，《凯西回家》（1966），讲述了一个贫困家庭无家可归的故事。它在第一次播出时就有1200万观众，并导致一名国会议员在下议院宣布，「一部电影震撼了整个国家的良知。」根据肯·洛奇研究专家约翰·希尔的说法，这部电影的特别放映是为政府的部长们安排的，住房部长甚至与电影的工作人员们见面，讨论如何解决无家可归的问题。

《凯西回家》

《凯茜回家》促成了名为「危机」的住房慈善组织的成立，并对电影播出几周后推出的另一个组织——「庇护所」的成功做出了重大贡献。在英国电影协会于2000年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中，这部影片被评为有史以来最好的英国电视电影，也是洛奇与制片人托尼·加内特合作为带有强烈社会关注意识的「BBC周三剧场」创作的几部电视电影之一。

尽管洛奇是一位对「天才导演」这一概念持怀疑态度的人——他一生信奉社会主义——但在合作中，洛奇完成了他最好的工作。他与加内特的交往在70年代末结束后，在80年代一直保持相对低调，这段时间里他主要制作纪录片。然后，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开始了新的长期合作伙伴关系，这一次是与苏格兰作家、前人权律师保罗·拉弗蒂，他们已经合力制作了肯·洛奇最好的几部电影。《我是布莱克》就是其中之一。

学者戴维·福雷斯特在2013年写道：「可以说，肯·洛奇是所有英国导演中最多产、最经久不衰的一位导演，他是绝对的社会现实主义者。」即使肯·洛奇的电影明显受到了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和捷克斯洛伐克新浪潮的影响（明确地排除了英国新浪潮），他显然是可以追溯到30年代的「英国现实主义」电影运动杰出谱系中的一员。

正如福雷斯特所指出的，可以追溯到约翰·格里尔逊领导下的那个十年的纪录片运动，从诞生于40年代末的社会问题电影，一直延续到50年代中期由林赛·安德森、托尼·理查德森和卡雷尔·赖兹等导演主导的自由电影运动，这些导演们几年后开创了了英国新浪潮。尽管如此，评论家亚历山大·沃克在肯·洛奇和英国新浪潮导演之间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区分：「和他们一样，他经常把电影设定在工人阶级的环境中，但肯·洛奇与他们分道扬镳，因为他对主观和心理探索相对缺乏兴趣，而是偏爱一种最终目的是服务于社会变革这一更大项目的『公共凝视』。」

当《我是布莱克》上映时，编剧保罗·拉弗蒂在一次采访中呼应了这一目标，他说：「电影本身不会改变任何东西，它只会改变事后的活动和组织。」

这些抱负带来的一个不幸的副作用是，肯·洛奇的电影美学有时被评论家们低估了。彼得·布拉德肖在他对《我是布莱克》的评论中写道：「有人曾说，如果可能的话，肯·洛奇拍电影时可以不带摄影机，而且这样做——没有美感——对于他要说的不时尚、不妥协的严肃性的主题来说是绝对正确的。」

虽然这是一种赞美，但这种情绪还是贬低了这位导演的电影：它掩盖了肯·洛奇几十年来逐渐完善的严谨准备和精心设计的制作方法。《我是布莱克》这部电影中流露出的真实感，似乎不费吹灰之力，是在布景、选角、拍摄和（特别是）方言方面做出了无数深思熟虑的决定的结果。

肯·洛奇选择了演员戴夫·琼斯来饰演丹尼尔·布莱克，他是一名砖瓦匠出身的单口喜剧演员，之前并没有电影表演经验——而且，这一点对他的角色至关重要——他在纽卡斯尔长大。在电影中，就业中心是一个重要的存在，它是以该市现实生活中的就业中心为基础的，剧本基本上是由该中心现任和前任员工的证词提供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出现在电影中，根据他们的实际职业扮演角色。

电影的演员阵容主要由「乔迪」（Geordie）组成——这是一个口语化的术语，用来形容英格兰东北部泰恩赛德地区（包括纽卡斯尔）的居民，也是这些地区口语方言的名字，这些居民们说话时元音变得扁平，带着舌颤音——这一事实增加了这部电影自由奔放的自然主义的色彩。

事实上，对白和语言在肯·洛奇的选角过程中一直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他说：「在你的谈话方式上，你要带着你的社会阶级身份。」「你不能表演方言......一部电影可以直视你的眼睛。」因此，难怪很少有电影导演将地区的说话方式和口音作为他电影全部视听效果的组成部分，而肯·洛奇则不一样——从《十字路口》（1968）中的伦敦腔到《小孩与鹰》（1969）中的约克郡口音，在《石雨》（1993）中的兰开夏郡口音，在《我的名字是乔》（1998）中的格拉斯哥口音，以及在《甜蜜十六岁》（2002）中的格林诺克方言。事实上，《甜蜜十六岁》和讲述生活在伦敦的格拉斯哥人遭遇的《底层生活》（1991）都在美国发行了，且都有英文字幕。

《底层生活》

肯·洛奇的电影也有其他原因使人感到真实：他按照拍摄时间顺序拍摄，且尽可能避免室内封闭式的布景里——比如，在营业中的商店里拍摄，现实生活中的顾客来回走动；只与演员分享剧本的片段，甚至在拍摄前一两天也是如此。《我是布莱克》在食物救助站中的场景被许多人誉为这十年来电影中最感人的场景之一——说明了肯·洛奇拍摄方法的有效性。这是实地拍摄的，工人们扮演自己，场景中的大多数演员都不知道这场戏将如何展开。

影片开始时，丹尼尔、凯蒂和她的孩子们和其他几十个人在肮脏的街道上排队，等待着进入食品救助站。当他们拖着步子走进来时，凯蒂跟随着一位好心的工作人员，他开始为她装满必需品的塑料袋，但随后凯蒂停止随行，我们看到她弓着身子靠近货架，直接用手吃着罐头里的食物。直到影片快过半的时候，我们才发自内心地了解到，她一直在挨饿——这样她的孩子才能吃上饭。贫穷和饥饿不是抽象的概念：在这个似乎突然爆发的时刻，它们以可怖、生动和真实的方式呈现了出来。

肯·洛奇电影的核心是一种能够接受大的想法和现象的能力——比如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崛起与福利国家的空心化齐头并进——并将它们转化为令人信服的详细、真实和真实的人性化戏剧。有人会认为，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以不平等的爆炸性增长、企业权力的升级和迫在眉睫的生态灾难为标志——我们将看到广泛普及的、社会现实主义的非剧情类电影的激增，它们迫切地协调了当代世界的需求和关切。

令人费解的是，这一现象还没有出现——至少还没有大量出现。也许是时候掀起一股新的浪潮了：一场世界性的、进步的、民粹主义的肯·洛奇式的社会参与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