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 | 中印学者正面交锋：究竟是谁在误读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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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民旺 尼鲁帕玛·拉奥琪（Nirupama Rao）

编译|陈子珩

编译审核| 陈卓

编辑| 杨林宇

审核|余佳轩 陈珏可

编者按

近期，南亚研究领域的中印学者在外媒频繁交锋，引发广泛关注。在此背景下，《南华早报》邀请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林民旺和印度前外交秘书、首位女性驻华大使拉奥琪，围绕边界争端、印美关系、全球南方、相互认知展开对谈。林民旺指出，印度的对华叙事已经嵌入国家认同，而中国学界正根据其实际国家能力重新评估印度。他还认为，所谓中印争夺全球南方领导权，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媒体建构的叙事。他还直指莫迪政府在军事和对华政策上追随美国，印度的战略自主已经受到严重削弱。而拉奥琪在回应中则反复强调印度民主的韧性和外交选择的自主性，又把中巴合作视为印度安全焦虑的来源。当林民旺用印美军事合作和印度对华政策检验这些说法时，拉奥琪接连以“中国看美印关系狭窄、片面”“中国人不理解复杂性”等反击，情绪明显升高。她的反应恰好说明，中国学者把印度引以为傲的民主和战略自主放到现实中检验，触及了印度精英最在意、也最难自证的地方。这也解释了近年来印度学者和网民面对类似质疑时为何常常破防。南亚研究通讯特编译此文，供各位读者批判参考。

图源：《南华早报》

本期对话邀请了一位研究南亚问题的中国知名学者，以及一位曾任印度外交秘书和驻华大使的资深外交官，共同审视中印关系中的深层裂痕。双方围绕中印关系最大的障碍究竟来自历史还是政治展开辩论，并就边界问题、巴基斯坦问题和印美关系正面交锋，同时探讨在日益多极化的世界中，中印能否摆脱相互猜疑。

➤主持人：印度社会相当一部分舆论仍将中国视为扩张主义国家，这种看法受到1962年中印战争和2020年加勒万冲突的深刻影响。您如何回应？中国实际上能够采取哪些措施来改变这种看法？

➤林民旺：部分原因在于，围绕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形成的历史叙事已经成为印度国家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印度领导人讲述本国历史，甚至反思当年印度决策者的失误时，往往仍要把中国描述为扩张主义国家。因此，这种认知很难改变。要改变它，就得改写一整套已经深深嵌入印度国家认同的叙事。

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对印度持负面看法的人也越来越多。一个原因是，中国人如今更容易看到外部世界如何看待中国。尤其在新冠疫情以后，中国网民更容易接触到印度社会对中国的看法。

这是两国共同面对的难题。中方做过很多努力，我本人也参与过其中一些工作。但回过头看，过去十年这些努力并未在改变印度精英对华看法方面取得多少进展。

➤主持人：拉奥琪女士，您是否同意，印度对中国的负面认知已成为国家认同的一部分，一些政治人物还借此丑化中国、进行政治投机？与此同时，中国舆论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继续将印度视为混乱、不可靠的国家。

➤拉奥琪：我认为，正如林教授刚才所说，两国都需要改变关于彼此的叙事。这是一项根本要求，同时也是一个复杂问题。这一问题承载着沉重的历史记忆，其中夹杂着双方的偏见、隔膜和认知不足。在我看来，最根本的问题是彼此缺乏好奇，缺乏了解对方文化、文明、历史和国家特点的兴趣。扎实的知识应当成为两国增进相互理解的基础。这是我想强调的第一点。

您刚才提到，中国舆论往往认为印度混乱、不可靠，本质上反华。我想说，相互误读已经成为两国关系最大的障碍之一。许多中国观察人士认为印度的民主杂乱无序，把多样性看成弱点。但在印度人看来，这些特质正是我们韧性的来源。随便问一个印度人，他都会自豪地说，多样性中的团结正是印度最大的力量。印度对华政策一直怀有敌意吗？我不会这样形容。但我认为，两国之间确实缺乏最根本的政治互信。

从1962年冲突结束到2020年加勒万河谷冲突发生，两国多年来一直以较为务实的方式交往。1975年边境曾发生暴力事件，但总体上保持平静。加勒万冲突却让这一切像纸牌屋一样轰然倒塌。自1988年以来，两国一直以现实、克制的态度处理彼此关系。尽管边界问题没有解决，双方仍努力建立互信。但信任显然无法脱离现实经历而存在，现实发生的事情总会影响它。

对许多印度人来说，1962年的事件以及围绕它写成的种种历史叙述留下了深刻创伤。我的著作《破碎的喜马拉雅》正是试图回应这一问题，把它放回恰当的历史脉络中审视。我希望说明，两国都需要更深入、更充分地理解1962年悲剧发生的历史背景。随后，2020年的加勒万冲突又深刻改变了印度舆论。因此，我不认为这种变化是政治人物或媒体制造的。广大印度人普遍感到，双方用三十五年艰难建立起来的谅解遭到了破坏。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重建互信？中印都是亚洲最大的国家之一，又是近邻。两国实力并不对称，过去几十年中国已经大幅领先印度。但双方首先必须承认，认知十分重要。两国的战略稳定应建立在“战略同理心”（strategic empathy）之上。

➤主持人提问林民旺：正如拉奥琪刚才所说，两国多年来逐步建立了一定的相互理解，一次加勒万冲突却在短时间内让它崩塌。您认为，边界问题在双方的误解和相互猜疑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林民旺：你刚才提到，中方经常强调妥善处理边界问题。我早年经常在印度媒体上看到一种说法，认为中国拒绝同印度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其实中国愿意解决边界问题，但双方各自的立场都很清楚。如果印度的立场不发生变化，中方实际上就没有谈判空间，也无从讨论如何解决边界问题。

➤拉奥琪：中方所说的“妥善处理边界问题”，实质上是将边界问题与其他议题分开处理，先把它放到一边，处理那些更容易解决的问题，再随着时间推移逐步推进边界谈判。但对印度来说，边界问题不可能被简单搁置，同时让双边关系的其他方面不断发展。这不只是领土争端，边界问题已经成为衡量两国政治互信的尺度。

对于印度这样一个重视公众舆论的民主国家，我们不可能把边界问题关在门外，先在其他领域寻找共同点，等时机成熟再来讨论边界问题。这种做法行不通。我们已经看到，自1993年以来艰难谈判达成的各项协议，也就是围绕实际控制线（Line of Actual Control，LAC）建立的一系列边境和平与安宁协议，在加勒万冲突后已经失效。印度曾经接受这样一种安排，只要实际控制线沿线保持和平，双方就可以在其他领域开展合作。我们为此努力了三十年。可是加勒万发生了什么？它表明，两国之间至今没有一条完整、准确而且经过详细勘定的实际控制线。双方的认识仍有空白，解释也相互冲突，加勒万事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因此，“妥善处理边界问题”赖以成立的前提已经被削弱。当前的挑战不只是在技术层面完成脱离接触（disengagement），还需要恢复对若干政治承诺的信任。最终仍要回到政治互信问题。

➤主持人提问拉奥琪：中印已经举行多轮边界谈判。我们预计，中国国家主席将在前往华盛顿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峰会。此前，驻印中国记者全部离境。如今有消息称，印度正考虑重新向中国记者发放签证，中国也已向少数印度记者发放签证。您认为这些努力将走向何处？您如何看待中印竞争的性质，以及双方近期为重新平衡关系所作的努力？这主要是地区大国之间的竞争，还是一场可能影响全球南方未来的更深层较量？

➤拉奥琪：我不会过度解读这些举动。双方正尝试恢复过去多年甚至数十年间一度存在的交往模式。如今，一些印度记者已经返回北京，也有消息称新华社可能重新向新德里派驻记者。随后还会发生什么，我们目前并不清楚。两国之间保持双向信息流动十分重要，尤其有助于普通公众以及通过社交媒体和大众媒体获取信息的人。但这些信息必须有助于增进理解。现在流传着太多偏见、成见、错误信息和缺乏根据的观点。如果这些举措有助于澄清情况、消除误解，我认为就是积极的一步。

➤主持人：您如何看待中印竞争的性质，尤其是双方围绕全球南方领导地位的竞争？这主要是地区大国之间的竞争，还是一场可能影响全球南方未来的更深层较量？

➤拉奥琪：在全球南方内部，印度和中国都有足够空间发挥积极作用。在全球南方问题上，我们应以开放的眼光处理彼此关系，也要思考如何在日益多极化的世界中与全球南方相处。即便两国仍有双边分歧，中印也能为多极世界的稳定作出很多贡献。

➤林民旺：我认为，双方在这个问题上都有很大误解。就全球南方而言，中印之间并不存在竞争。中国是全球114个以上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经济上，中印确实存在一定竞争，但还没有形成全面的竞争关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叙事？我认为它主要由西方媒体建构。遗憾的是，一些印度朋友和中国学者也接受了这种叙事。部分原因在于，莫迪政府此前没有邀请中国参加有关全球南方的对话，一些人因此认为印度试图把中国排除在全球南方议程之外。这个判断并不成立。中国本来就是全球南方的一员，印度也无法把中国排除出去。因此我说，双方在这些问题上存在很深的误解。

➤主持人提问拉奥琪：您同意林教授刚才的说法吗？

➤拉奥琪：我认为，印度本身就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在国际社会中，印度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印度因自身所代表的价值和拥有的条件在全球南方获得认可，包括民主制度、熟练人才、经济潜力，以及长期以来对许多全球南方国家发展所作的贡献。因此，我不认为印度当前发挥的国际影响力超出了自身实力，也不认为印度与中国在全球南方问题上处于根本性的竞争关系。我之前说过，全球南方有足够空间容纳印度和中国。我们两国天然属于全球南方，身份和历史与全球南方深深交织，利益也紧密相连。在这个问题上，何必竞争？真正的竞争发生在双边和地区层面。

例如，我想谈谈巴基斯坦问题。中巴关系在印度国内造成了许多误解。从中国角度看，中国与巴基斯坦有着长期战略伙伴关系，但这种关系为什么要界定中印关系？然而事实上，它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印关系。中巴关系塑造着印度所处的战略环境，因为巴基斯坦不是一个普通邻国，至今仍是印度面临的主要安全挑战。在2025年印巴冲突中，我们也看到中国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和支援巴基斯坦。

中国不会放弃巴基斯坦，我们对此没有期待。我希望中国能够认识到，这里除了相互信任，也需要体谅并顾及彼此的关切。

我们需要顾及彼此的关切。中国必须认识到，危机期间的武器转让、战略协调和外交立场，都会影响印度对中国的认知。这些问题无法彼此切割。你如果理解我的意思，就会知道它们全都纠缠在一起，形成了一张很难理清的网。

➤主持人：中国近期一些研究显示，中国学界正逐步超越单纯的地缘政治视角，转而考察印度的发展能力和国家实力。林教授，您认为这种转变在中国精英中有多大影响？中国是否正在以不同方式理解印度？

➤林民旺：过去中国看待印度，重点一直放在地缘政治上。只用地缘政治眼光看印度，往往会高估印度的战略重要性，同时又会因印度具体的对华政策感到失望，特别是在莫迪政府明显亲美的情况下。经过十余年的变化，近来出现了一个新趋势，即依据印度实际的国家能力和综合实力重新评估印度。这种视角更为理性，也有助于人们少带一些情绪去理解印度。这是一个积极现象，我很高兴看到这一变化。

➤主持人：拉奥琪，您是否同意林教授的判断，即莫迪政府长期以来明显亲美？在国家实力和发展能力方面，您认为印度有哪些方面可以与中国相提并论？

➤拉奥琪：我认为，中国人以一种非常狭窄、片面的眼光看待印美关系，也没有真正理解印度的战略自主（strategic autonomy）立场。这是一种高度独立、十分坚定的立场。印度从未像中国所认为的那样，把自己绑在美国的战车上。当然，印美关系确实显著改善。但只要发展这种关系有助于国家利益，无论涉及科学、技术、国防还是核技术，任何国家都有这样做的主权权利。中国是否曾主动提出在这些领域帮助印度？因此，中国不应当只从自身一方看待这些问题。

我认为，中国作为一个伟大而成熟的文明，完全有条件以更包容、更开阔的心态看待印度同朋友、伙伴和邻国的关系。问题就在这里。中国需要进行一些自我反思和调整，理解印度外交政策的性质，也理解印度为促进国家利益、维护国家安全而自主作出决定的逻辑。

不过，我确实欢迎近年来中国学界超越惯常的刻板印象研究印度。这一点非常重要。现在越来越多人认识到，印度拥有可观的国家能力、技术雄心和经济潜力。我认为，这说明中国对印度的理解正在进步。但过去的许多预设仍然存在。人们观察印度时，有时只看到政治上的分散和纷乱，却忽略了它的制度韧性和民主运作。中国人对民主如何运行存在根本误解。在他们看来，民主显得杂乱无序。

民主制度下，事情不会像他们期待的那样井然有序。但这不能被误认为软弱，民主也不能被视为软弱。构成印度特征的这种开放性会带来争论，也使我们更有适应能力和韧性。看看印度，我们即将迎来独立80周年。

看看印度一路以来的发展，进步已经惠及许多社会群体。这条道路与中国不同。但在发展问题上，中国不能宣称自己的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如果中国能够对不同的发展道路多一些包容，当然会受到欢迎。我从1984年开始研究中国，至今已有42年，也想向中国朋友提出这个建议。中国必须理解印度的适应能力，这是印度持久的战略优势之一，也正是需要战略同理心的地方。

➤主持人：林教授，拉奥琪认为，印度靠近美国仍属于战略自主的选择。那么，中国是否也能以同样的逻辑解释中巴关系？另外，您如何回应她刚才的观点，即中国不了解印度的民主，并把民主视为印度的弱点？

➤林民旺：我先解释一下，为什么中国的主流观点认为莫迪政府走的是美国路线。如今的印度已经谈不上战略自主，因为莫迪政府与美国签署了一系列军事协议，这些协议体现了军事同盟式合作。过去几年，印度在所有对华议题上都采取了与美国一致的立场。美国全面推行遏制中国的政策时，莫迪政府实质上配合了美国的相关举措，在经济、技术和国防政策上都与美国保持一致。因此，我们认为印美实际站在同一立场上，印度已经没有战略自主，尤其是在军事领域。

至于中巴关系，大多数中国人会说，无论在冷战时期还是冷战结束后，美国长期都是巴基斯坦最主要的军事伙伴，并曾向巴基斯坦提供最先进的武器。过去十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巴基斯坦开始寻求同中国开展更多军事合作。原因也很清楚。莫迪政府同美国签署了许多军事协议，而拜登政府又不允许巴基斯坦购买部分美国武器，巴基斯坦于是转向中国。这就是近年来中巴军事合作增加的背景，也是南亚力量关系变化的一部分。

谈到民主，我们对民主和政治制度有不同的理解。我认为，中国对民主没有意识形态偏见。但如果有人说印度的政治制度比中国好得多，中国多数年轻人恐怕会觉得这是个笑话。每次我率团去新德里，中方代表团里都有不少年轻人。这给年轻一代提供了积累经验、开阔眼界的机会。印度代表团却不是这样，几乎看不到年轻面孔。

因此，我们不认为印度的政治制度更好。不能仅凭印度实行全国性普选就得出这个结论。中国也有选举，中共党内也有竞争，只是没有全国范围的普选。两国实行不同的政治制度，对政治制度的评价也不同。这就是双方认知上的差异。

➤拉奥琪：我可以很坦率地说，林教授并不适合评价印度年轻人的处境和他们获得的机会。印度是一个民主国家，拥有开放的环境。无论高兴还是不满，人们都会把情绪公开表达出来。我们在各个意义上都是一个自由国家。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林教授提到印度与美国签署了几项军事条约。这对我来说倒是新闻，因为我不知道印度同美国签署过任何军事条约。我们建立的是战略伙伴关系，同美国发展这种伙伴关系完全属于印度的主权权利。这段关系有起有伏，也并不完美，但它确实给印度带来了成果。印度不是美国的附庸。

我想向林教授明确这一点。我们不做任何国家的附庸。我们只按自己的鼓点前进，不会跟着别人的鼓点走。在这方面，印度拥有完全的主权。再看中巴关系的历史。林教授把这个问题完全切割开来，声称过去十年巴基斯坦从未得到美国任何援助。但请看看过去六十年，中巴成为“铁杆兄弟”，这种关系历经风雨延续至今，并扩展到核技术、导弹技术和各类合作。这才是中巴关系的历史。

我记得三十至三十五年前，中国总理李鹏曾对印度一位领导人说，中国永远不会忘记巴基斯坦此前几年为中国所作的贡献。我说的是20世纪90年代初，巴基斯坦帮助中国打开了通往美国的大门。我们不要忘记历史。再说印度年轻人，我们确实有抗议和示威，人们也在公开表达意见。我相信政府正在听取他们的声音，也希望这些问题得到解决，让年轻人满意，因为印度的梦想和未来都寄托在他们身上。我们需要真正理解印度。我认为中国人不理解复杂性。中国本身是一个如此复杂的文明，但面对印度的复杂性时，似乎存在某种认知障碍。我希望这种障碍能够消除，因为这是增进理解、改善关系的关键。

➤林民旺：推动有效对话其实很难。我在复旦大学指导两名印度博士生。2025年，中国驻新德里大使馆向30多万印度公民签发了赴华签证，但有多少中国人拿到了印度签证？只有2000人。中国公众为什么对此十分愤怒，原因就在这里。中国人想前往印度，或者在那里经营企业，都非常困难。所以，我部分同意拉奥琪前大使的说法，我们对政治制度的理解确实不同。印度的制度适合印度，但不适合中国。

与谈嘉宾：

林民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副院长，兼任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南亚国际关系，重点关注中印关系和中国外交政策，著有《选择战争》《“一带一路”与南亚地缘政治》等。

尼鲁帕玛·拉奥琪（Nirupama Rao），曾任印度外交秘书（2009—2011年），并于2006—2009年出任印度首位女性驻华大使。她还曾担任印度驻美国大使和驻斯里兰卡高级专员，拥有四十余年外交工作经验，著有《破碎的喜马拉雅》（The Fractured Himalaya）。

本文编译自 《南华早报》 2026年8月17日刊发的访谈文章，原标题为 Nirupama Rao and Lin Minwang on the great India-China face-off，原文链接：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article/3364169/nirupama-rao-and-lin-minwang-great-india-china-face

本期编辑：杨林宇

本期审核：余佳轩 陈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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