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焊点的三齿，1977年天津“5·23”小站公社强奸杀人案侦破始末

1977年5月23日晚上十点钟，天津市南郊区（现为津南区）小站公社。

农村的月光比城市的月光皎洁、宁静。农村的月光没有城市里那五彩缤纷的灯光和它比试谁更明亮、更耀眼，和它分庭抗礼。在乡间的路旁溪边、田间地头谈情说爱要比城市的楼头拐角、公园长廊惬意得多：蟋蟀唧唧，蛙声咕咕，伴着恋人的低吟窃笑，诗一般，画一般，歌一般。不过，农村的恋人拥抱接吻要比城市恋人担的风险大。因为一旦被人瞧见，会把这自然本能上升到哲理的角度传播到十里八村。这对恋人会招来扎红裤腰带的老妇和叼烟袋的老汉们戳着脊梁骨说三道四：“不正经”，“二八月的狗猫！”

公社的一对恋人溜出本村，到小万公路旁的小麦地头卿卿我我。女的娇小俏丽，趴在一辆自行车鞍座上。男的虎背熊腰，弯腰站在女的侧后方。他把她揽在怀中。他那双冲动的手不住地在姑娘的身上探来摸去，引得姑娘奇痒难耐，不住漾起咯咯笑声。笑声汇合着不远处油田钻机突突声和公路上汽车驶过的马达声，划破夜的沉寂。

当男的刚把一双粗糙的手按在女的前胸上时，头却“轰”的一声像遭了雷击。他重重地倒在地上，压倒了一片麦苗。

当女的醒来时，发现自己被剥光了衣服躺在麦地里。

经过一段时间的回忆，她还是无法弄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她坐在地上用双手捂着脸，呜呜地哭起来。

当现场充分暴露在阳光下后，侦查员们发现发生在这里的案子不容乐观：公路四通八达，过往车辆和行人不断，附近村镇星罗棋布，四个劳教队分布在四周，还有一个有着十几万名职工和家属的油田。

男被害人头裂骨碎，经法医鉴定是被三齿重击后所致。三齿是农户和建筑行业常用的工具。此刻，被害人躺在医院里，鼻腔、口腔、血管插着一条条管道，濒临死亡（不久后死亡）。退一步说，他就是头脑清醒也提供不出什么。歹徒是从身后突然袭击的他，一瞬间倒在地上。他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

女的除遭歹徒侵犯，腕上的英格手表也被抢走了。她被吓坏了，又遭到了侮辱，一个劲儿地哭哭啼啼，说来说去只知道案犯是个男的。

现场勘查完毕，案犯什么也没留下，警察们打点行装，准备返回设在镇上的指挥所。

贾三立——贾处长挥了挥手，一声令下：“谁都不准走！”

大家看着他，等他的吩咐。他是案件侦破的指挥员。

贾处长想：“案犯会扛着三齿到处招摇吗？”他极目远眺，一望无垠的蓝天下是无边无际的绿油油的麦苗。麦苗高得没过膝盖。阵阵和煦的春风掠过，绿浪滚滚。一定有什么东西淹没在这麦浪里。

“到麦地里去找！找那把三齿！”贾三立非常坚决地说，而且采取行动也异常果断。

所有人员成散兵队形在麦浪里漫游开来。责任心不允许任何人稍有懈怠，地兴奋，大家立马认真、耐心地搜索着。

“这儿！在这儿！”

听得出，一位侦查员的声音异乎寻常地兴奋。大家立马围拢过去。

麦垄里放着一把三齿，是顺着麦垄静静地躺在那里的。

贾三立当然特别注意观察了一番被案犯当凶器使用过的这把三齿：柳木把儿，一米多长，齿上挂有麻刀和嘎斯灰。其中一齿烧过焊。贾三立把放三齿的麦垄周围仔仔细细地踏看一遍。

“案犯是个不折不扣的农民！”贾三立断言说。

“贾处长，您是凭什么下这一结论的？能不能说出来让我们长长见识？”

“案犯丢弃三齿的这块麦地的周围你们看了吗？”贾三立问。

“看了。”“仔细看了吗？”

“仔细看了。”

“看见什么了？”

“三齿。”

“屁话！”

“还有麦子。”

“麦子有什么特点？”

“绿的，二尺多高，正吐穗。”

“麦子有被踩倒的吗？”

“嗯——好像没有。”

“案犯慌慌张张，乱跑乱窜，麦子却没被踩倒一棵，而且连三齿都是顺麦垄放下的，怕碰倒、砸坏麦子……”

“喔，我们明白了。”说贾三立卖关子的侦查员说，“案犯和麦子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必然的亲切关系！”

“对，什么人有这种关系呢？只有在田间劳作的人——农民。日常生活中，这种行为科学上称之为‘固性滞存’现象。这种现象比比皆是，充斥在人们的生活中，但又极易被人们忽略。”

“一个残暴的强奸、抢劫杀人犯，对麦子却倍加爱护，我跟贾处长又学了一手。”一位年轻侦查员叨叨咕咕地说。

“趁热打铁，”贾三立指示说，“赶快排查周围村庄曾有过三齿——这里发案后三齿不知去向的农户家——要注意政策！”

于是，在发案地附近的一些村庄和单位开始了“围剿”三齿的战斗。

“你家的三齿呢？”

“那不，在门后放着呢。你们当警察的，借三齿干什么？”

警察把人家的三齿在手中掂来掂去，最后又给人家放回原处。

“你家的三齿好用吗？”

“好用，一刨三窟窿。拿去刨吧，刨出人命来你顶着就行了！”有本村干部带领时，社员打哈哈。

一连几天过去了，家家的三齿不是在门后边，就是立在房檐下。

贾三立又开动起他那台运转灵活的大脑机器：他皱起眉头，眯起双眼，把思绪凝聚在三齿上的那个焊接点上。焊接挺正规，很符合技术要求，这不仅是个内行，而且是一位三级以上焊接工干出的活。每个焊接工在长久的实践中都会形成自己的特点，只要是自己焊过的活，他们就像熟悉自己的孩子一样能把它认出来。焊接工要比拥有三齿的户少多了。把侦查地域适当扩大，找焊过这把三齿的电焊工。这是贾三立独到和奇妙的想法。

通过有线广播、电话很快将百余名电焊工召集到公社礼堂里。他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各自选好自己的位子坐下来。有的默默地低头坐在角落里，有的卷着“土炮筒”坐在窗台下，有的蹙眉傍门而就。他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主持会议的人高挺着胸脯、带着冷铁板一样的神情走上讲台，先是例行公事地带领大家高声朗诵了几段毛主席语录，当然都是有关阶级斗争的。然后讲了一大篇有关阶级斗争新动向的话，不知怎么就讲到了三齿上，众人把目光集中在他手中的那把三齿上，听他绕来绕去地讲召集大家开会和三齿的关系。

接下来，那把三齿在与会人员手中传来传去。人们重复着一个动作：摇头。摇得侦查员们坐立不安，心脏怦动不已。

当三齿传到坐在角落里的一个身材墩墩实实、面部被太阳和电弧光烤得油黑发亮的中年男人手中时，他眯眼瞅瞅焊接点，鼓起腮帮子吹了吹上面的土，又用手指擦了几下焊点。他把三齿递回给主持会议的人，口气沉重、慢吞吞地说了三个字：“我焊的！”

这位电焊工是四新大队社员，叫封禄，四级电焊工。他是个热心人，乡里乡亲谁有活让他焊，他都乐于帮忙，而且活做得认真仔细。只要是他亲手焊的活，拿到爪洼国他自己都能认得出来。何况求他焊过三齿的仅有一家，就是本村社员胡兴家。

三齿的主人胡兴，四十二岁，头剃得溜光，高颧骨，厚嘴唇，鼓眼泡。他双腿耷拉在炕沿下，短粗的手指夹着“土炮筒”。时近黄昏，屋里黑咕隆咚，看不清他是什么表情。

队长带着两名警察到他家来，他已经被吓了一跳。聊了一会儿，队长从对面一把一动身就吱呀作响的破旧椅子里猛地站起来，一步跨到胡兴面前：“好啊，胡兴！看你老实巴交的，原来是个强奸、抢劫杀人犯！”

“啥？”“甭啥不啥的跟我装傻！你家的三齿呢？”

“三齿怎么了？”

“我问你家三齿在哪儿？”

“在院门后边。”

“去给我拿来！”

胡兴作为一个农民，在他度过的日子里，不知遇到过多少莫名其妙的事情，但如今遇到的这件事要算是最莫名其妙的了。

队长和两名警察几乎是从身后押解着他来到了院子里。其实院子没有门，只有两堵象征院门的墙垛子。他在墙垛子后边找来找去。队长当然认为他是在装蒜，因为他家的三齿在警察手里，上面沾有血迹。

“咦，出了鬼了，三齿呢？”胡兴自语道。

“说吧，到底咋回事！”队长咄咄逼人。

谁会挑剔一位农村生产队长有多深奥的工作方法和多高的政策水平呢！他得意洋洋地接过一位侦查员递给的一支烟，有滋有味地吸起来。他的眼神好像向在场人炫耀：怎么样？我马到成功了吧！

胡兴苦着脸，额上青筋暴露。拳头像擂鼓一样把胸膛擂得咚咚响：“队长，咱们可是一块光着腚子长大的，蛋有几个，毛有几根，你不会不清楚。你可不能红口白牙乱讲！凭我？强奸？还杀人？”

“那你说你家三齿哪儿去了？”

胡兴用短粗的手指不住捏弄着他那年轮道道的窄窄的额头，捏来捏去，他突然眼一亮：“我……想起来了！你们看见了，院子没有门，常有人来拿三齿用。有时打招呼，有时不打招呼，用完再扔回院里。对，三天前我想泥房，找三齿没找着。我想，说不准过几天还会扔回来，我也没往心里去。一把三齿，谁用不是用？万万没想到，有人用我家的三齿打死了人！”

队长对胡兴的回答绝不会满意，因为他已经把他当成“偷斧子的人”了。他扔掉手中的烟头，刚要说什么，被两位侦查员拦住了。他俩已经瞧出，眼前这位老实巴交的农民说的是实话。

胡兴说的三天前刚好是发案的第二天，他要不是想起泥房，还不知道三齿被人拿走了。凶器的出处总算搞清了，问题是谁偷走了胡家的三齿为非作歹呢？胡家住公路边，院又没有门。本村社员、过路人都可以顺手牵羊拿走他家的三齿，贾三立想：不管是谁拿走的，只要是他肩扛一把三齿转来转去就会被人见到过。丢三齿的地点离现场五华里，而凶器又被扔在了反方向三华里的麦地里，加上案犯寻机徘徊，总有十几里路。人过留影，雁过留声。

“查找一个在二十三日扛过三齿的男性。”这一通知很快传达到了各生产队的每一个社员。

发出通知的转天下午，会关村生产队队长带领一名女社员来到指挥部。女社员三十多岁，长圆脸，单凤眼。她像个孩子似的怯生生地躲在半截黑铁塔一般的队长身后不敢进屋：“来这干啥？跟你说过了就得了呗！当着这么多人，怪臊的！”

“叨咕啥！”队长一把把她拉进屋，“入洞房那天，胆也大，也不臊。正儿八经的事，倒臊了，又不是耗子偷油喝！”

“啪！”女社员笑眯眯地红着脸在队长那宽厚的背上打了一巴掌。

队长回身把她摁在椅子里：“把看到的跟同志们说，说得中用，给你补二十个工分！”

“不稀罕！不值一瓶醋！”

看来这位队长平日里和这位女社员关系和谐。

女社员看到的情况是：二十三日晚八点四十分左右，她和女儿到小万公路上迎丈夫回家。娘儿俩溜溜达达，见一个男的扛着三齿走走停停，东瞅西打量。这男的中等个，好像是方脸，长头发，由于天黑，别的看不大清。

与此同时，两名侦查员正在南北庄大队听两名值夜看苇塘的社员反映更重要的情况。

苇子是生产队的财富，陈苇子须防人偷，新苇子防人割，所以各生产队都派人值夜看管自己的苇塘。二十三日晚，南北庄生产队看苇塘的是一老一少。大约十二点钟，有人扛着扁担向苇塘走来。等快走到跟前，上岁数的社员想，黑更半夜的，别是偷苇子的吧？于是大喝一声：“哪个村的？”

那人被突然一问，吓了一跳，顺口答道：“小韩庄的！”

“黑更半夜的转游什么？”

“跟家里吵架……”

那人好像意识到什么，说了半句停了下来。一老一少心想：只要是不偷苇子，别的也没必要深问。那人从他俩身边走过，才发现他扛的不是扁担，是一把三齿。

失去思维时间和空间的下意识反应往往最真实地表露内心世界。小韩庄？吵架？

小站公社有个邻村庄就是小韩庄。当落满灰尘的汽车开进小韩庄那既古老又狭窄的街道时，全村的人被轰动了，像看戏瞧电影一样从各个角落里涌出来。

当人们发现从汽车里钻出来的是数不清的警察时，人们立即变得冷静起来。轻微的骚动之后，便是一阵窃窃私语。

“咋了？”

“没听说出啥事。”

“这是又要抓谁哎？”

案犯大胆沉着，心狠手毒，说明是有前科、受过打击处理的人。遗憾的是不知是偶然还是必然，挖地三尺，小韩庄祖祖辈辈没出过这样的孽障。有过不检点行为的“夜里欢”当然被随之纳入视线，令人再次感到遗憾的是，那不过是一两个娶不上媳妇的光棍汉偷鸡摸狗罢了，而且他们二十三日前后没出过村，更没和家里人吵过架。

小韩庄的男性中没有要找的罪犯！

贾三立摸着他的下巴沉思起来。顷刻，他拍拍椅子扶手：“拿地图来！”他的手指停在一个米粒大的黑点上。这个黑点也缀着“小韩庄”三个字。他眼睛一亮，焕发出异样的光彩，“我们现在所在的小韩庄是案犯偷三齿、作案的顺方向上，而地图上的这个小韩庄是在逆方向上。也就是说，西郊区的这个小韩庄才是案犯的出发点……”

也许这次因为贾三立板上钉钉一样认准了西郊区小韩庄是案犯的栖息地，所以才让一切车辆停在了一个临村的村头，只派几名侦查员潜入小韩庄，为的是不打草惊蛇。

在派出所民警的配合下，很快弄到了一张有强奸、抢劫犯罪前科的名单。在这张名单中，有个叫祝元的，二十七岁，中等个，长头发，是个农民。这个变异了的农民，曾因拦路抢劫被判刑四年。在调查中，有人反映说，祝元这个人心黑手毒，不服管，不服训，目中无爹，心中没娘。二十三日上午因为他爹支使他干活，他不动窝，跟他爹大吵了一通，然后离家出走，转天下午四点多又急急忙忙地回来了。

“南郊区有他的亲戚吗？”

“有。他老伯住咸水沽。”

一个电话打到咸水沽。他老伯证实的情况是，二十四日早晨不争气的侄子到他家露过一面。侄子临走还嘱咐老伯：“有人问，就说昨晚我住你家了。”

没错，案犯就是祝元。从西郊区的小韩庄去咸水沽，小万公路是必经之路。随之，对祝元进行了传讯。

他那青灰色的面部伪装着满不在乎的神情，其实，后面隐藏着犯罪后被发现的恐怖。他没有支撑多长时间便交代出他的罪恶行径。

“干活，干活，老是他妈干活！他见我待会儿就难受。训我，闹我。闹，我就走……我顺小万公路，八点多钟走到南郊区的一个村。我不知道叫什么村——我身上没钱，想弄点钱花。进村后我在一家院里偷了一根粗铁管，我嫌太重不得手。我又在一家门垛子后偷了一把三齿。出村二里多地从身后来了一个骑自行车的男的。我想给他一三齿，抢他的自行车。我犹豫的工夫，他骑车过去了。又往前走，对面来了像是娘儿俩，我没忍心下手。我又往前走，转悠来转悠去，碰到一对搞对象的，还挺腻糊。我绕到他们背后，给男的来了一三齿。女的吓晕过去了。我翻两人口袋，没钱！我叫你没钱，我捋了女的手表，又把她玩了。”

“我扛着三齿又胡乱转，碰上两个看苇塘的，问东问西，我真想给他俩来一三齿。后来，我琢磨扛着把三齿来回转，惹眼，招麻烦，我把它放到麦垄里了。天亮我到我老伯家打个照面，我又回来了……”

至此，案情真相大白。

一个倍加爱护庄稼，却残酷糟踏人的罪犯很快被处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