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1948年2月，延安的窑洞外，苏井观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酝酿已久的请求：离开卫生战线，改做外交工作。这个念头并非一时兴起，而是和他的经历、特长以及当时革命形势的变化都有关系。
苏井观原名炳达，字静观，河南潢川人。少年时期家境清寒，父亲经营小木匠铺，家中人口又多，日子过得十分拮据。12岁时，他进入教会小学读书，后来考入北京汇文中学。
教会学校使他接触到更大的世界，也让他亲眼见到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特殊地位。那种强烈的不平等感，在这个年轻人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记。他逐渐明白，学医不能只为个人谋生，国家和民族的处境同样需要有人承担责任。
中学毕业后，苏井观没有继续依附教会，而是考入天津海军军医学校，并取得公费生资格。学校里的专业训练，使他掌握了扎实的医学知识；社会现实和进步思想，则让他开始思考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之间的关系。
1927年毕业时，他本可以进入国民党海军担任军医，获得相对优厚的待遇。可他没有选择这条安稳道路，而是回到家乡，从事革命活动。1928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因党组织遭到破坏并受到通缉，他被派往鄂豫皖边区。
从那以后，苏井观长期在革命根据地和部队中负责医疗救护。他经历过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也参加过川陕苏区和西路军时期的卫生工作。战地医院条件简陋，药品短缺，伤员转运困难，医务人员更是十分不足。
有时候，前线枪声还没有停，担架已经送到救护点；有时候，一名医生要同时承担救治、培训和组织转运等多项任务。苏井观不仅给伤员治病，还设法培养医务干部，逐步建立起适应战争需要的卫生工作体系。
到达延安以后，他与毛泽东有了较多接触。毛泽东对他的印象，并不只是“懂医术”，更看重他能够协调关系、团结干部、把复杂事务安排妥当。这个评价，后来成为苏井观没有改行的重要原因。
1948年，解放战争形势发生重大变化。随着各解放区逐步连成一片，革命队伍开始考虑全国胜利后的政权建设。外交、财经、教育、卫生等方面都需要干部，苏井观认为自己有英语基础，又熟悉一些外部情况，若转到外交岗位，或许能够发挥更大作用。
他先后同周恩来、任弼时谈过这个想法，但没有得到同意。苏井观并未就此作罢，又来到毛泽东住处。当时毛泽东正在窑洞前看书，见到他后，先谈起前方卫生工作的情况。
苏井观汇报完伤员救护和转运工作，才说出自己的请求。毛泽东没有立即表态，而是继续追问：“你想干什么工作？为什么？”
苏井观把自己的考虑详细讲了一遍。谈话正进行时，周恩来、任弼时走了进来。周恩来见面便问：“你还在谈改行的问题？”任弼时也向毛泽东说明，自己此前已经劝过苏井观。
毛泽东仍让苏井观把话讲完，随后指出，能力不足可以学习，中央也会提供帮助，但一个干部不能只盯着眼前的专业和个人兴趣，更要根据全国革命事业的需要来安排工作。他特别强调，苏井观的长处是能够团结干部，应当把精力放在掌握政策、考虑全局上。
此时，改行一事实际上已经有了答案。毛泽东见苏井观仍有些不甘，便笑着说：“改行可以，六十年后。”
苏井观回答：“我只好放弃这个想法，不过，这个念头由来已久，恐怕不容易马上打消。”
毛泽东问他：“你今年多大？”
“四十三岁。”苏井观答道。
毛泽东接着说：“再干六十年再改行，也不晚嘛！”一句玩笑话，把严肃的组织安排说得轻松，却也把道理讲得很透：革命干部的去留，不应只按个人愿望决定，还要看事业在不同阶段需要什么。
此后，苏井观继续留在卫生战线，并常把这段谈话讲给身边干部听。他并不是反对个人发展，而是用自己的经历说明，专业能力只有放进整体工作中，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井观担任卫生部副部长，参与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建设。战争年代形成的医疗救护经验，被带入公共卫生、干部培养和卫生组织建设之中。1964年5月26日，苏井观因癌症医治无效逝世，终年59岁。徐向前为《苏井观传》题词，称其一生忠于职守，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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