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俄欧集体缺席，沙特万万没料到，联合国五常没一个给自己面子

沙特王储小萨勒曼近两年在国际舞台上的动作越来越大。2023年3月中国斡旋沙伊复交，让利雅得第一次尝到”多边外交甜头”；同年8月，沙特承办乌克兰问题吉达会议，四十多国代表齐聚红海之滨；2024年11月，阿拉伯-伊斯兰联合特别峰会在利雅得举行，讨论加沙局势；2025年2月，美俄两国代表团更是选择在利雅得就乌克兰问题进行首轮直接接触，沙特一度被外界称为”新日内瓦”。

一连串成功让利雅得对自己的斡旋能量产生了新的判断——沙特要从”能办会”升级为”能定调”。这种心态的膨胀，为2026年的这场外交尴尬埋下了伏笔。

按照沙特外交部今年年初公开的规划，2026年下半年利雅得将主办一系列高级别对话，涵盖加沙”战后治理”、也门胡塞武装与哈迪政府过渡安排、叙利亚重建资金分配以及红海航运秩序重塑等议题。

沙特方面希望通过邀请联合国五常最高外交代表到场，把这些原本分散在联合国、阿盟、海合会等多个框架下的议程”打包整合”，形成一个由利雅得主导的”新中东安全架构”。为此，沙特提前半年就通过驻五常首都的大使馆递交邀请函，甚至由王储本人分别与美俄英法中五国领导人通话敲定日程。

会议筹备阶段，沙特的期望值一路攀升。利雅得对外放出的口径是”五常外长将齐聚”,官方媒体《阿拉伯新闻》甚至提前刊发了预热报道，把峰会定性为”重塑中东百年格局的历史时刻”。沙特主权财富基金PIF为配套投资协议预留了超过800亿美元的额度，NEOM新未来城管理层也提前对接欧美企业代表团。整个筹备节奏透着一股”势在必得”的味道。然而从今年6月开始，五常方面陆续传出的回应就没有一个符合利雅得预期，冷淡程度让沙特高层始料未及。

美方的态度是第一个凉水盆。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白宫对多边峰会的兴趣持续下降，更偏爱用双边施压和经济杠杆达成目标。2025年5月特朗普访问沙特时，双方在军售和民用核合作上谈得并不顺畅，美方要价过高，沙特一度暂停部分谈判。

2026年3月，美国国务院将中东事务的重心明显向以色列-阿联酋轴线倾斜，推动所谓”亚伯拉罕协议扩容版”。华盛顿不愿意让沙特通过多边平台稀释美国在中东的主导地位，最后只派了主管近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出席，级别之低，被外界解读为”故意打脸”。

俄罗斯的冷处理则带着几分算账的意味。2022年以来，俄沙在OPEC+框架下的合作屡屡出现分歧，2024年下半年沙特单方面调整产量的操作让莫斯科石油收入大幅缩水。

2025年底俄乌进入阶段性停火谈判后，克里姆林宫的外交重心紧盯欧洲方向，对中东事务的投入相对收敛。拉夫罗夫办公室以”日程冲突”为由婉拒出席，仅派副外长博格丹诺夫前来。

这位负责中东事务多年的老外交官虽然专业，但在层级上明显不匹配沙特设定的”五常外长会晤”规格，俄方的姿态一目了然。

欧洲这边的降温更让沙特意外。英国斯塔默政府2025年上任以来财政捉襟见肘，外交预算被大幅压缩，中东事务已经不是唐宁街的优先项。

法国则被国内政治撕裂折磨得焦头烂额，马克龙的执政党在2024年议会选举后就一直处于少数派状态，2026年初的内阁改组让外交部长换了新面孔，对沙特的会议兴趣不大。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欧洲对沙特人权记录、卡舒吉案后续以及也门平民伤亡问题始终耿耿于怀，欧洲议会几次通过决议批评利雅得，两国代表压低出席级别，也有向国内舆论交代的成分。

这种”级别不拔高、成果做扎实”的做法，与美俄欧的敷衍形成鲜明对比。中国驻沙特大使馆在会后发表的声明中特别强调，中方尊重中东国家自主解决地区事务的意愿，反对任何域外势力搞地缘对抗。这句话在利雅得的政治圈内被反复引用。

峰会开幕当天的画面颇为尴尬。原定的”五常外长圆桌”因参会级别参差不齐被临时改为”五方代表工作会晤”，联合公报的措辞从”共同承诺”降格为”注意到相关关切”，NEOM配套投资协议只签了不到预期额度的三分之一。沙特官方媒体的报道明显收敛，原定的王储致闭幕辞环节被压缩到不足十分钟。

会场之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借机与土耳其外长费丹举行双边会晤，讨论叙利亚北部安全问题，客观上分走了不少媒体注意力。以色列虽未获正式邀请，却通过美方渠道全程跟踪，甚至有内塔尼亚胡政府官员对外放话，称”任何绕过以色列的中东安排都不会成功”，进一步搅局。

从深层脉络看，沙特这次的挫折不是偶然的外交事故，而是全球权力结构变化的一个切片。多极化时代，没有任何一个中等强国能够单凭财力和地缘位置就”召集”世界主要玩家。美国不愿放弃主导权，俄罗斯忙于欧洲战场，欧洲失去战略雄心，五常各自算各自的账，这种格局下，沙特想扮演”总协调人”，注定会碰壁。

利雅得真正需要反思的，是自己把外交目标定得过高，把象征意义看得过重，反而忽略了实实在在的合作抓手。中方这次的低调务实之所以受到欢迎，正是因为把利益落到了具体项目上，而不是停留在合影环节。

放眼2026年剩余的几个月，中东地区的博弈只会更加复杂。加沙”战后治理”迟迟没有共识，胡塞武装在红海的骚扰虽有降温但未根除，伊核问题在维也纳的谈判又陷入僵局，叙利亚过渡政府内部权力分配矛盾不断。

沙特如果继续追求”大场面外交”，很可能再次遭遇类似的冷遇；如果调整思路，把资源用在深化与个别大国的双边合作、推动区域内小多边机制上，反而更有可能重新积累外交筹码。对中国而言，沙特此番”碰壁”带来的启示同样有价值——中东这个复杂棋局，靠的从来不是排场，而是耐心、时机与实打实的利益交换。中沙关系接下来的深化空间，恰恰在于双方都逐渐明白了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