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毛远志和李敏前来看望毛主席，毛主席说：远志，我好想你

1963年冬，中南海，毛远志和李敏一同来到毛主席身边。那时毛主席已满70岁，毛远志也早已不是延安时期那个沉默拘谨的少女。多年不见，伯侄再次相对，毛主席没有先问工作，也没有谈外面的事情，而是问起她多年前留下的头痛病。

“远志，你的头痛还犯吗？怎么总不来看我？”

一句家常话，让毛远志心里一酸。她没有料到，伯伯身份已如此重要，日理万机，竟还记得自己年轻时的病。更让她意外的是，毛主席随后又说：“远志，我好想你。”

这份惦念，并不是一时兴起。毛远志幼年经历过的苦难，毛主席一直知道；她后来能够读书、工作、参加革命，也与毛主席长期的照料和提醒分不开。对毛主席而言，这个侄女不仅是弟弟毛泽民留下的骨血，也是战争年代无数失散亲人的一个缩影。

毛远志的童年，几乎没有安稳可言。她的父亲毛泽民早年投身革命，长期在外工作。母亲王淑兰留在湖南韶山一带，参与革命活动。由于当时环境险恶，王淑兰后来被捕，年幼的毛远志也被关押其中。

狱中缺衣少食，审讯和威胁接连不断。王淑兰没有屈服，毛远志则在恐惧中度过了童年。她对父亲的印象很模糊，更多时候，只能从母亲口中拼凑出父亲的模样。

出狱后，母女生活依然艰难。王淑兰既要躲避搜捕，又要设法养活孩子。毛远志年纪太小，做不了多少活，生活很快陷入困顿。为了让女儿活下去，王淑兰一度将她送作童养媳。这个决定令她痛苦不已，但在当时的处境下，活命是摆在眼前的事情。

转机出现在1938年。王淑兰终于重新联系上党组织，并将毛远志和烈士遗孤毛华初托付给组织。孩子们被送往延安，命运由此改变。毛远志当时已经15岁，却几乎没有受过完整教育。她到延安后最急切的愿望，不是享受安稳生活，而是想进抗大学习。

见到毛主席时，她带去了母亲托人捎来的家乡糕点。毛主席接过礼物，先让她坐下，又询问她读过多少书。随后，他写下几个字让她辨认。毛远志看了半天，仍然认不出来。

毛主席没有责备她，只是告诉她：“想上抗大，得先把文化补起来。”

这句话听起来平常，对毛远志却是一道清楚的路。她进入延安的小学补习，成了班里年龄较大的学生。别人学一遍，她便多学几遍；别人放学休息，她还在灯下识字。经过一年多苦读，她逐渐补上了失去的课程，后来参加工作，并在革命队伍中继续成长。

有意思的是，毛主席对毛远志的关心，并不只停留在学习上。她曾因用功过度患头痛，毛主席得知后十分担心，还将她接到身边照料。病情稳定后，他仍反复叮嘱她不要只顾着赶进度。对于一个长期缺少家庭温暖的孩子来说，这种具体而琐碎的照料，远比空泛的安慰更有分量。

毛远志也曾困惑：父亲为什么一直没有回来？毛泽民当时在新疆工作，后来于1943年9月被军阀盛世才杀害。消息传到延安后，毛主席一度没有立即告诉侄女。毛远志年纪尚轻，又一直盼望父亲归来，贸然说出噩耗，恐怕会让她难以承受。

直到1945年毛主席从重庆谈判返回延安，一次家宴上，毛泽民的战友提起旧事，毛主席才不得不把真相说出。毛远志当场失声痛哭。她等了多年，终于等来的却是父亲早已牺牲的消息。

毛主席劝她要坚强，并提到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对毛远志而言，那一刻既是得知父亲死讯的悲痛，也是第一次真正明白，自己与父亲之间已经隔着生死。

此后，毛远志继续工作，逐渐成为一名成熟的革命干部。她很少谈论自己的家庭关系，也没有因为是毛主席的侄女而要求特殊照顾。毛主席对她的期待，同样不是把她留在身边，而是希望她凭自己的能力立足。

所以，1963年的这次见面，才显得格外难得。毛远志陪同李敏来到中南海，原本只是探望老人。谈话一会儿后，她准备告辞，毛主席却叫住了她：

“远志，多陪我坐一会儿。”

毛远志重新坐下。屋里没有轰轰烈烈的场面，只有伯侄之间断断续续的家常。毛主席问她的身体，也问她的工作。70岁的老人说话比往日慢了许多，毛远志则注意到，伯伯的面容已显出明显的疲惫，背也不再像年轻时那样挺直。

她陪毛主席多坐了一阵，才和李敏离开。那一天，毛主席记得她的病，记得她这个侄女，也记得毛泽民。至于毛远志，她带走的并不是一句简单的“想你”，而是从童年延续到晚年的亲情牵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