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现领律师：扶老人反赔1.9万，“好人条款”为何没能为善意撑腰？

近日，湖南衡阳祁东县一则“老人进牌馆休息离世，店主帮扶反遭索赔10万元”的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8月17日，一位老人因身体不适走入路边一家牌馆，在门口椅子上坐下休息约五分钟后晕倒，女店主发现老人闭着眼有滑倒倾向，上前扶了一把，结果被带倒在地。店主夫妇立即拨打120将老人送医，但老人最终因自身基础疾病不幸离世。

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老人家属随后向店主索赔10万元，理由是“人是在牌馆出的事，你又伸手扶了，就得负责”。店主李先生表示，出于人道主义愿意拿出两三千元慰问，但对方坚持要10万元，甚至放话不赔就把老人遗体摆到牌馆门口。警方调阅监控，司法所核实病历，结论明确：店家无过错，不承担法律责任。但双方在派出所协商两次后，赔偿金额从10万元降到1.9万元，店主最终支付了这笔钱，转账备注写的是“人道主义补偿款”。

店主坦言，并非理亏，而是实在耗不起无休止的纠缠。店主儿子称，母亲因此事出现严重身体不适，“失眠、头晕、吃不下饭”，因担心母亲身体，父亲同意赔付。事发后门店暂时关门，“刚交了房租，店干了两年”，还不确定是否继续开店。8月24日，祁东县司法局已就此事件介入调查。当地有关部门确认女店主没有过错、不承担法律责任。同日下午，当地一家企业负责人专程慰问女店主一家，送上了2万元慰问金，女店主表示：“以后再遇到需要帮助的事或人，还是会站出来，尽自己一份力去帮一把。”

针对这一事件中涉及的法律定性、责任划分、“好人条款”适用及调解机制等问题，北京泽达律师事务所品宣部专访了本所主任朱现领律师，请他从专业角度进行解读。

一、店家到底有没有责任？法律如何认定？

问：朱律师，这起事件中店家到底有没有法律上的责任？家属索赔10万元的依据是否站得住脚？

朱现领律师： 判断一个行为是否需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核心要看四个要件——行为、损害后果、因果关系和过错。侵权赔偿的基本原则是“无过错即无赔偿”。在这起事件中，店家有没有过错？帮扶行为和老人死亡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这些都需要证据来回答，而不是靠一句“你扶过他”来定责。

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警方调阅监控、司法所核实病历后得出的结论是：店家无过错，不承担法律责任。老人的死亡系自身基础疾病所致，与店家的帮扶行为之间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店家既没有主动招揽老人进店消费，也没有对老人施加任何不当行为，老人是自行进店短暂休息。女店主上前扶一把、拨打120、协助送医——这些恰恰是善意的救助行为，而不是侵权行为。

此外，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的规定，经营场所的经营者承担的是合理限度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老人并非牌馆的消费者，店铺场地也不存在安全隐患，家属引用安全保障义务条款来主张责任，在法律上很难成立。所以，从法律上讲，店家不构成侵权，依法无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二、“好人条款”到底管不管用？

问：很多人提到《民法典》第184条的“好人条款”，您能具体解释一下吗？为什么法律有明确规定，店家最终还是赔了钱？

朱现领律师： 《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这就是大家常说的“好人条款”。法律的本意非常明确——为善意施救者免除后顾之忧。

在这起事件中，女店主看到老人晕倒、主动上前搀扶并拨打120，完全符合“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的构成要件。即便帮扶过程中因老人身体失衡被带倒，也属于救助行为本身可能产生的附带后果，不影响“好人条款”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解读也明确：即使救助未达到预期效果，紧急救助人也可适用本条款免责。

既然法律写得这么清楚，为什么店家最终还是掏了1.9万元？这恰恰是问题所在——法律上店家无过错，调解中却被迫买单。这笔钱不是法院判的，而是在“不赔钱就把老人遗体放店门口”的威胁下，在派出所谈了两轮之后，店家无奈掏出的。

问：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法律有没有规定，而在于法律规定有没有真正落地？

朱现领律师： 正是如此。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好人条款”写在纸上是一回事，能不能在现实中为善意撑腰是另一回事。如果法律明明规定救助人不承担责任，调解时却让无过错的一方掏钱了事，那“好人条款”就从保护伞变成了摆设。这不仅对个案中的当事人不公，更会动摇社会对法律保护善意的信心。一个无过错的人为自己的善意之举付出代价，这个代价不该由善良来承担。

三、人道主义补偿与法定赔偿，界限在哪里？

问：店家支付的是“人道主义补偿款”，这和法定赔偿有什么区别？

朱现领律师： 人道主义补偿和法定侵权赔偿性质完全不同。法定赔偿是基于过错而承担的责任；人道主义补偿是在无过错的前提下，出于情理自愿给付的抚慰款项，法律并不强制无过错一方必须支付。

人道主义补偿当然可以有，但前提是“自愿”。一个人觉得老人去世令人难过，愿意拿出两三千元慰问家属，这是善意。可是在索赔10万元、纠缠不休甚至“遗体摆门口”的威胁下，最后不得不掏出1.9万元来换取事情结束，那性质就不一样了。这笔钱与其说是“人道主义补偿”，不如说是“花钱买清静”——是无过错之人为自己的善意之举付出的代价。

问：那这种“花钱息事”的做法有什么问题？

朱现领律师： 问题很大。调解的目的是依据事实和规则化解矛盾，而不是谁闹得凶谁就多得，更不能为了“息事宁人”把解决纠纷的成本压给没有过错的一方。调解成功不等于处理正确，公众担心的不只是这一笔转账，而是“花钱息事”成为一种惯性。当这种惯性成为常态，带来的后果是深远的。每一次无过错方被迫掏钱“了事”，都是在给“谁闹谁有理”的错误逻辑添砖加瓦。这不仅损害了个案正义，更侵蚀了社会对法治的信心。

四、从“扶不扶”到“赔不赔”——社会代价有多大？

问：这件事对“扶不扶”的社会焦虑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朱现领律师： 影响不容小觑。当善意一次次被讹、被耗，寒的不只是一个店主，而是所有人伸出手之前的那一下犹豫。从法律上看店家无过错，可最后还是掏了1.9万——这种“法理赢了、人心输了”的错位，会让很多人在面临类似情况时选择退缩。

店主儿子在删除视频后说了一段话，发这些视频是希望引起重视，“普通人该如何去救助帮助那些有需求的人，如何选对方向地救，如何目标明确地救，如何大胆地救”。这段话恰恰道出了核心困境——当一个社会连“大胆地救”都需要反复思考、小心翼翼时，说明保护善意的机制出了问题。法律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至少应该做到不让好人吃亏。

五、如何让善意不再“寒心”？

问：从法律从业者的角度，您认为怎样才能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朱现领律师： 至少可以从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好人条款”要真正落地。 调解不能“和稀泥”式地让救助者买单。在责任认定清楚、店家无过错的情况下，调解的方向应该是依法化解矛盾，而不是和稀泥式地促成“各退一步”。有关部门、调解机构需要真正理解并执行“好人条款”的精神，不能把法律规定的免责变成一句空话。

第二，证据意识要普及。 监控记录该留就留，关键时刻能还原真相。这起事件中，正是因为有完整监控视频，才得以确认店家的救助行为没有过错。证据是保护善意最有力的武器。

第三，该为善意撑腰时，司法和舆论都要站出来。 当地企业送去2万元慰问金，就是一种正向的社会回应。但这种回应不应只是事后的民间自发行为，更应该在制度层面形成常态——当善意被质疑、被索赔时，法律和制度要第一时间站出来说“不”。

第四，对于试图以“闹”牟利的行为，要有明确的法律态度。 如果查实存在威胁、要挟等不当手段，可能涉及敲诈勒索等法律责任。法律不会保护、反而会制裁这种滥用权利、破坏秩序的行为。

结语

救人是本能，不让救人者寒心，是社会该守住的基本底线。法律的实施，始终围绕事实展开；公正的判断，永远立足于证据。无论表面情节如何，法律终将根据确凿证据作出裁量。我们希望这起事件能够成为一个契机——让“好人条款”从纸面走向现实，让善意不再需要“自证清白”，让每一个愿意伸出援手的人都能大胆地、目标明确地、问心无愧地去帮助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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