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清皇姑屯事件背后始末，这是东北王张作霖的“必死之局”

民国初期，除了一条京奉铁路外，东北没有中国人的铁路。

东北的一切铁路运输都要依靠日本、俄国管理的南满铁路和东省铁路。

工业时代，铁路有多重要，无需多言。

日本控制铁路干线，还控制了大连港，不但能掐住东北工商业发展，还能掌握军事主动权。

因为铁路不仅可以运货，也可以运兵。日本关东军通过控制的铁路网，可以迅速调动兵力，想打哪就打哪。

而只有两条腿的中国军队则只能望洋兴叹。

面对如此困局，东北王张作霖显然是不能坐以待毙的。

所以在1920年代，东北当局便联合民间资本修建了多条国有铁路，如奉海线（沈阳至海龙）、打通线（打虎山至通辽）等。

这些国有铁路的兴建，解决了奉军交通受制于人的问题。

假如张作霖哪天与日本撕破脸，奉军可以利用自己的交通线与日军周旋。不用再像以前那样，一点办法也没有。

另外，随着国有铁路网的渐渐完善，东北商户们也有了选择权。

以前大家做出口贸易，只能走南满铁路，然后在大连港装货出海。

这些地方都被日本控制，日本人掌握着定价权。

现在不用了，商户们可以选择价格更有优势的国有铁路，在营口或秦皇岛出海。

眼看一家独大局面被打破，自己被分了利益的蛋糕，日本资本家坐不住了。

恰在此时，郭松龄反叛，奉系陷入内战。

1925年12月，当郭军兵临城下时，日本方面瞅准时机，威胁张作霖接受“满蒙问题”的全部要求。

日本提出的要求，其实就是当年的“二十一条”中，袁世凯始终不同意的第五项条款。

这些卖国条款，正常人是不可能签的。

即便签字盖印了，也不可能真正落实。

因为一旦履行了这些条款，签署协议的人，不但会留下千秋骂名，遭到全国人民唾骂。而且还会套上紧箍咒，在经济、政治、军事上，处处受制于人。

所以，即便是火烧眉毛了，张作霖当时也只是口头同意，并未正式签字。

待平息内乱后，他马上翻脸不认账。

见张作霖言而无信，日本公使以“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要求其兑现。张作霖表示我就是一绿林出身，不懂什么君子之道，拒绝履行。

这一消息传到日本后，日本的右翼分子借机叫嚣，声称应该除掉张作霖，占领东三省。

1928年4月，国民政府发动二次北伐。

5月下旬，面对北伐军节节胜利之势，各国驻华使节纷纷预感北洋政府即将垮台。

见张作霖又吃了瘪，急需外援，日本方面再次拿出《满蒙新五路协约》，要求他签字。

所谓“五路协约”，就是日本要求在东北地区再架设五条铁路，即延海线（延吉至海林）、洮索线（洮南至索伦）、敦图线（敦化至图们）、长大线（长春至大赉）、吉五线（吉林至五常）。并尽得铁路沿线所有权益。

张作霖很清楚，这五条铁路通车后，一旦爆发战争，日军就可以从本土迅速增援东北，并以长春为中心，如同蜘蛛网一样铺开，延伸到吉林、黑龙江腹地。

到时候，东北的事情就由不得他做主了。

因而，张作霖当时也没有正式签字，只是在协议上签了一个“阅”字，打算继续对日本采取软磨硬泡，装糊涂推脱的老招数。

多次被耍，日本人这次终于恼羞成怒。

5月20日，日本参谋本部下达秘密动员令，要求第十三、第十四师团向沈阳移动。另派出两千人前往锦州、榆关一带布防，打算阻止任何中国军队进入东北，包括奉军。

日本参谋本部的指令，说是秘密调动，实际上根本做不到保密。

5月23日，得知日本关东军即将有动作，美国国务院向日本发出照会“东三省属于中国”。

被美国这么一搅和，日本政府迫于压力，又犹豫了，只得修改指令：仍保留张作霖地位和力量，相机待变。

关东军内部大部分都是右翼分子，早就想对张作霖动手了。

现在政府怂了，让关东军上下大为失望。

于是，关东军中的一部分激进分子便决定下克上，不跟上面打招呼，秘密把张作霖做掉。

5月末，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召开会议，决定派遣一名叫竹下义晴的日军少佐前往北京，秘密组织杀张行动。

临行前，竹下义晴在与关东军大佐河本大作吃饭时，透露了自己的任务。

河本大作认为北京耳目众多，暗杀工作不易掩匿。一旦失败了，不好交待，便主动表示表示自己可以代劳。

有人代替自己执行，竹下义晴求之不得。

于是，杀张行动便改由河本大作主持。

5月30日，张作霖召集张作相、孙传芳、杨宇霆、张学良举行会议，决定即日下达总退却令，奉军放弃保定，退守琉璃河，并请王士珍组织维持会，维持北京治安。

第二天，张作霖派人放出口风，说自己打算6月1日乘火车返回沈阳。

但到了6月1日，张作霖却没走。

他在北京接见各国公使，随后又传见北京商会会长，宣称自己将在6月2日离京。

当晚，日本公使芳泽谦吉秘访张作霖，劝他接受前些日子提出的卖国条款。如若不然，日本政府将无法保障他的安全。

芳泽谦吉的表态，实际上已经是打明牌了。

面对赤裸裸的威胁，张作霖破口大骂道：“日本人不讲交情，每次都是乘机要挟。我姓张的不会卖国，也不怕死。”

碰了一鼻子灰，芳泽谦吉悻悻而去。

张作霖也后背发凉，自己要怎么避开日本人的刺杀呢？

6月2日，张作霖仍留在北京未走。

到了晚上，他起初打算虚晃一枪，对外宣称乘火车，实际乘汽车取道古北口出关，避开世人耳目。

但因为当时的公路坎坷不平，他年纪大了，受不了颠簸之苦。

加之，张作相、吴俊升表示京奉铁路沿线都有军队严密设防，不至发生意外。

因此，张作霖便决定仍乘火车回沈阳。

6月3日凌晨，张作霖的专车启行，全列共18节车厢，张作霖的座车本是第三节，车过山海关时，加入吴俊升的专车，因此张的座车变成了第四节。

按理说，张作霖离京前，多次变更启程时间，他的座车在中途也变换了位置。

这已经是非常谨慎且狡猾的操作了。

但谁料，日军还是掌握了精准情报。

精准到张作霖坐哪趟专列，何时出发，何时到达，他在第几节车厢，中途车厢位置变换，都摸得一清二楚。

在如此精准的情报下，河本大作在皇姑屯为张作霖布下了一个“必死之阵”。

其实，河本大作最初选定的暗杀地点是京奉铁路横跨巨流河的铁路桥。

但因为京奉铁路由奉军控制，日军无法靠近，没有从容布置的机会。

而南满铁路由日军控制，奉军无法靠近。

因此，河本大作便改在了京奉铁路和南满铁路交叉处的三洞桥装置电流炸弹。

这个地方是张作霖回沈阳的必经之处，同时又是日军控制区，比较方便布置。

确定了刺杀位置，河本大作接下来需要掌握张作霖的准确动向。

根据战后日本公布的资料，张作霖的专列启行前，日本驻北平武官建川美次和田中隆吉已经掌握了发车时间。

专列中途在山海关停靠，座车位置变换的情报，由在山海关、锦州、新民屯等地布防的日军暗探提供。

6月4日凌晨5时30分，张作霖的专列在途经三洞桥时，轰然一声巨响，桥板塌下，刚好压在第三、四、五节车厢上。

巨大的爆炸加上桥板碾压，吴俊升登时殒命，张作霖重伤。

事发后，沈阳宪兵司令齐恩铭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在废墟找到了已经昏迷不醒的张作霖。

河本大作制定暗杀计划时，专门留了一手，让关东军参谋荒木五郎率一支行动队携带迫击炮和机枪在三洞桥附近埋伏。

想着爆炸失败，张作霖侥幸不死，就启动预案，实行第二轮袭击。

但不想，齐恩铭来的太快，荒木五郎还没动手，张作霖就已经被接走了。

不过，张作霖受伤太重，当天下午还是不治身亡。

张作霖死后，奉系高层第一时间封锁消息，外界对此完全不知情。

参与行动的日军目睹了张作霖重伤，知道内幕，但不方便揭穿。

6月6日，张作霖的军事顾问土肥原贤二还发表谈话，说他亲自看见张作霖，伤势已有起色，真是“活见鬼”了。

为什么日本人要睁眼说瞎话呢？

因为关于事发后该如何掩饰责任，关东军事前也有安排。

简单点说，就是把责任推国民政府。

为此，河本大作事前找到一个叫刘戴明的失业军官，给一千日元做定金，让他找人化妆成南方便衣队背锅。

既然事前已经打算撇清干系了，日方在事后自然也只能假装不知道。

6月4日中午，沈阳方面与仍在北京的张学良取得联系，请其火速返沈。

这时候的张学良虽然不知道幕后凶手是日本军方，但他猜也能猜得到：

张作霖专列的离京日期，事前只有极少人知道。

专车途经三洞桥时，炸弹立即爆发，时间不差分秒，这只有人工控制的电流炸弹能做到。

如此精确的操作，显然出自日本工兵之手。国民政府派出的便衣队根本没这个技术能力。

张学良思来想去，既然日军敢谋害张作霖，必然也不会放过自己。

于是，他便化装成一个伙夫，先搭乘火车由北京赴沈阳，在经过南满路检查站时，步行绕过，再换乘汽车直驶沈阳，悄悄回到了大帅府。

事实证明，张学良的选择是正确的。

就在5日深夜，京奉铁路锦州、榆关段便发生了车厢脱轨事故，导致京奉线一度不能通车。

由此也能看出，奉系内部早就被日本谍报人员渗透的千疮百孔。

毫无秘密可言。

张学良顺利返沈后，继续秘不发丧，并命人书写遗嘱。

遗嘱内容就类似古代君王遗诏：

“余不幸归途遇险，今病势已笃，殆朝暮间人矣......今以奉天重任付之学良，望汝善为料理，延聘贤良，修明内政......精诚团结，余身虽死，亦瞑目矣。”

张学良根据遗嘱，就任奉军代理总司令，然后急调嫡系部队星夜返沈，防备关东军狗急跳墙。

6月16日，关东军18000人在沈阳南郊举行大规模的野外演习。打算利用演习，制造纷争，只待奉军开火，就武装占领沈阳。

但由于张学良并未回应，加之国际舆论对日本不利，关东军在演习期间未敢实现其计划。

6月19日，东北当局正式公布张作霖死讯，并宣布由张学良继任奉天督办，推举张作相为东三省保安司令。

张作相坚决不肯就职，表示于公于私，总司令位置都该由张学良担任。

由于张作相在奉系旧派中，说话最有份量。因而他这一表态，决定了张学良的继承权。

7月4日，张学良出任东三省保安司令。

此时的张学良，只有28岁。

他的阅历和能力，显然无法应付日本对东北的蚕食和奉系内部的暗潮涌动。

所以，在面对内忧外患时，张学良便产生了东北易帜、拥护统一的想法。

得知张学良要易帜，日本政府当即反对。

国民政府内部的冯、阎、桂三系也反对。

10月7日，白崇禧、杨宇霆在滦州相见。

这次会晤，白、杨表面上讨论的事情是结束军事对抗，实则却是暗中密谋如何推翻张学良，以杨宇霆取其而代之。

白、杨的密谋，很快被蒋介石发觉。

蒋与桂系有矛盾，随即派人告之张学良，让其早作防备。

后来杨宇霆在“老虎厅”被张学良命人处死，与这件事有一定关系。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顶着内外压力，通电全国易帜。

随即，东北全境公署及机关、学校、商店，均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12月31日，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奉军改称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其建制编入国民政府军队序列。

至此，分裂了16年的民国，在形势上又归于一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