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老人反赔1.9万，“和稀泥”只会带偏社会风气

和稀泥式的调解客观上助长了谁闹谁得益、越闹越得益的不良风气，是对法治精神的严重破坏。

撰文丨关不羽

2006年南京“彭宇案”，很多老网民应该还记得。在街头救助老人的彭宇非但没有得到感谢，还被告上了法院。

法院判决认为该次事故双方均无过错，却按照所谓“公平原则”，一审判决彭宇给付受害人损失的40%，共45876.6元。彭宇不服提出上诉，折腾近一年，最终还是在法院调解下赔了1万元。

该案引发舆论高度关注，“好人没好报”令人心寒。此后有些地方发生了老人在街头病倒无人救助的事件，该案的负面影响相当严重。

近日，湖南衡阳祁东县发生了一起性质类似的案件，“好人没好报”的悲剧不应重演。

01

8月17日中午，湖南衡阳祁东县，一名老人走进一家牌馆，在门口附近的椅子上坐下。店主肖爱华发现老人情况异常，上前询问，老人已经没有回应。她伸手搀扶，随后被老人带倒在地。

倒地时，肖爱华用手护住了老人的头颈。店里的人拨打120，肖爱华和另外两个人将老人扶到门外，一直守在旁边，直至救护车到达。

老人经抢救无效离世。老人家属以“救助不当”为由，向店主索赔10万元。

派出所在调解过程中确认肖爱华没有过错，不承担法律责任。但是，两轮调解下来，店主向老人家属支付1.9万元的“人道主义补偿”。

完成1.9万元付款之后，8月23日，店主儿子将监控视频发布到网上，表达了困惑：“人该如何去救助那些有需求的人，如何选对方向地救，如何目标明确地救，如何大胆地救，而不是让救助者寒心、胆怯！”

视频引发网友关注和媒体报道，因此出现了转机。

8月24日消息称，湖南祁东县司法局已就此事介入调查，店主儿子表示“相关部门提出愿意将赔偿款补贴给我们”。

不清楚“补贴”是老人家属退还“赔偿款”，还是相关部门掏钱息事宁人。如果是后者，那只能说是半截子正义——讹钱的还是得逞了，好在施救者没有蒙受经济损失。

这个结果并不完美，但也算是守住了社会道德、司法正义的底线。

02

如果这一事件还是以肖爱华赔钱了事，那她比当年的彭宇还冤。

首先，和彭宇案缺乏客观证据的情况不同，这起案件全程都有监控录像，并没有可争议的疑点。

其次，2008年彭宇案所谓的“法律盲区”早已消除了。2017年，我国就完成了善意救助免责的相关立法。目前，民法典184条明确规定了“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其实，善意救助免责在国际上是普遍的法律原则，专门的立法进程早在大半个世纪前就启动了。

1959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率先通过了“好撒马利亚人法”——“在紧急状态下，施救者因其无偿的救助行为给被救助者造成损害时免除责任”。20世纪80年代，美国各州都完成了类似的立法。

目前，部分欧洲国家和加拿大部分省也有类似的法律。其他法治国家与地区没有专门立法，但也有不少遵循善意救助免责原则的判例。

需要强调的是，善意救助免责原则的免责范围是相当全面的，只要施救者在无偿施救过程中不存在主观恶意的重大过失，即便有造成损害的无心之过，也不必承担责任。

所以，这次事件中，老人家属“救助不当”的索赔理由压根就不成立。能施以援手就不错了，哪有救人还要包救活的道理？

总之，这次事件的事实很清晰，证据很充分，相关法律原则也很明确，老人家属真到法院起诉，按照正规的审理程序，是一毛钱也要不到。

但是，在民事调解中却能得逞，其中的原因值得深思。

03

首先应该思考的是，派出所出面调解这样的民事纠纷是否合适。

中国大众对“有事找警察”习以为常，派出所出面调解民事纠纷的情况也很普遍。可是，这样做反而模糊了司法专业性的界限。

调解的事权、事责，应有明确边界的。术业有专攻，公安机关负责社会治安，派出所负责的是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治安调解。

老人家属提出的“救助不当”不属于治安事件，而是民事纠纷，那就应该找法院。

派出所出面调解其实是“专业不对口”，而且这种救助纠纷并不常见，不是基层民警熟悉的家庭矛盾、邻里关系。

有的干了一辈子的警察，都没见过民法典184条。对相关法律原则并不熟悉，在调解过程中坚守法律底线也就无从谈起。

没有法律底线的息事宁人，很容易把调解搞成了“各打五十大板”的和稀泥。1.9万元的“人道主义补偿”明显就是和稀泥的结果。

救人的本没有责任，何来的“补偿”？

老人家属对施救者不仅不感激，还要提出不当的索赔要求，分明是有亏人道的缺德行为，谈何“人道主义”？

所谓“人道主义补偿”既不合情，也不合法。唯一的效果就是“花钱买平安”，却是花了好心人的冤枉钱，让讹钱的赚了造孽钱。

这是对社会风气、司法正义的反向鼓励。靠这种方式“摆平”个案，并不是真正的化解矛盾，而是造成了更严重的社会矛盾隐患。

在祁东县的这起案件中，老人家属不仅跑到人家店门口闹，还威胁不赔偿就把老人遗体抬到人家门口。

这种“一哭二闹三上吊”的胁迫手段，正是利用了基层“怕出事”的心理弱点。

越怕事就越来事，那就只好在调解过程中苦一苦良民了。

怕出事的基层治理责任和坚守法律原则的是非分明，实际上存在无法调和的冲突。因此，把民事纠纷交给派出所调解，难为了警察，也难为了守法守序的好人。

和稀泥式的调解客观上助长了谁闹谁得益、越闹越得益的不良风气，是对法治精神的严重破坏。

一步错步步错。事情到了这步，司法局介入收拾残局，只能陷入被动。调解协议名义上是“自愿”的，司法局也无法推翻。舆论压力巨大，司法局不得不以“补贴”名义变相承担本不该存在的赔偿责任。

“补贴”肖爱华，固然避免了好人没好报的最坏结果，却也是以财政买单，变相“补贴”了讹诈者。

本来就是法院一纸判决就能厘清是非、定分止争的事情，却成了“半截子正义”的荒唐结果，其中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有事找警察”不能模糊了司法与行政的边界，该找法院的找法院，这才是法治社会应有的运行逻辑。